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油画家的杰出代表，徐悲鸿、吴作人是他的老师。他从教60年，培养了包括陈丹青等人在内的众多美术精英。
他是为数不多的不卖画的大家，“我没卖画，我愿‘喝粥’，喝粥长寿。”
遇到流失在外的文物，他会用自己的作品去换。他在北京西山戒台寺北麓建了个艺术馆，珍存着他和夫人邓澍毕生的作品。
他是侯一民。他是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人物与风景绘画的创作者。他是高温彩釉技法的发明者，这项发明把壁画从室内艺术变成了室外艺术。他还是原中央美院第一副院长、美院油画系负责人、美院壁画系创办人。1986年，他辞掉在中央美院的11项领导职务，专心创作。
如今，担任中国壁画学会名誉会长的侯老已82岁，但创作激情依然澎湃。这是一种朴素的艺术情感：“把创作当成一种享受，即使过程艰苦，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这样一种感觉的话，他很容易就放弃了。”
有良知的画家，
应真正热爱国家热爱人民
记者：你在多种场合都提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为什么还要讲这些?
侯一民：前些日子有个单位组织120个入党积极分子来访，我问：“你们谁读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请举手”，结果一个举手的都没有。这些学生里边不少是研读美术史论的，还有博士生。我没想到。我对他们说，今天我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几个要点再给你们说一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怎么为”的问题，“生活源泉”的问题，“普及提高”的问题，“继承和发展”的问题……你们说，搞文艺理论研究离得开这几个基本点吗?
记者：在“为什么人”问题上，你应该有发言权。你多次下基层、下矿井，听说你跟很多矿工都是好朋友?
侯一民：我曾经负责中央美院下乡活动17年，我自己每年至少要下乡1至2次，特别爱去煤矿。有一次去大同煤矿，正好赶上井下着火，我就地组织编写了“救灾快报”，抬上来一个矿工，我就给他画速写，像画完就贴在快报上。后来我跟好多矿工成了朋友，包括一些全国劳模。我把他们当成了自家兄弟，当成父老乡亲，把他们当成值得尊敬值得热爱的人，他们自然也把我当成好朋友。三年前，开滦建矿130周年修国际公园时，还让我设计了一个15米高的主雕塑呢。
记者：你说过有良知的画家应真正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美术创作领域在这些方面存在问题么?
侯一民：1950年冬我作为《人民日报》的战地记者去过朝鲜战场。我不能容忍我们的战士被某些人描绘成“愚昧无知”、是“被驱赶去作战的”。你越接触战争与战士，你越觉得有这些“想法”的人是卑鄙的。新华社披露的牺牲的183108名志愿军烈士，是为了新中国志愿去赴死啊!有个战士开着军车跟敌方飞机“捉迷藏”，在敌机的扫射中穿行，镇定自若，最后敌机撞在山上毁掉了。这几十年来，我所遇到的战士和矿工，面对战争和矿难都很镇静，在关键时刻信念愈发坚定。
“遵命”不等于被动，
认准了就尽力去做
记者：你带领38位画家创作了长200米、目前世界最大的素描壁画《抗震壮歌》，已于汶川地震四周年之际捐赠给震区人民。你已80多岁而且身患癌症，为何还要主导这么大的美术工程?
侯一民：这是我第三次为抗震而创作。第一次是为邢台地震，第二次是为唐山地震。这里边有一种朴素的情感。汶川地震发生72小时后，我到中央美院壁画高研班上动员学生们画一张大画送给灾区，题目就叫“抗震壮歌”。我强调这个“壮”字，就是要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颂扬人间大爱、中国人的美德和面对灾难所表现出的坚强。
很快，“志愿军”就来了，我夫人邓澍就是其一。创作完成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在病房中忙到凌晨两点。第二天就进了手术室，术后因严重感染致病危，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