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9年夏天,巴黎贫穷的圣安东郊区莱特居耶尔街9号,一座5层楼的阁楼上,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坐在矮小的书桌前。他双眉紧皱,苦苦思索,脸上现出痛苦而绝望的表情。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年轻人吓了一跳,嘴里自言自语:“这些讨厌的债主鼻子真灵,居然像狗一样找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我就给他们开开门,大不了让他们把我送进监狱。”

门开了,年轻人吃惊地大叫起来:“玛格丽特,你怎么来了。我可不希望在这样的地方和你见面。不过,还是快进来吧。”

“天哪!你怎么住这样的地方!我说了你别介意,这里简直像个狗窝!”来的原来是位姑娘,她一进门就这样说。“是啊,现在这种情形,你哥哥能住这样的地方就不错了。我好心的妹妹,要不是你经常寄钱来,也许我早就饿死了。”“我总是把父亲给我的零用钱省下,攒起来寄给你。”姑娘快活地说,能帮助自己的哥哥,她感到很自豪。

“我走投无路了,玛格丽特,印刷厂又倒闭了。”

“你又欠债了?”

“这还用问吗?实话告诉你吧,我现在总共欠了6万法郎的债。那些债主整天追着我,看来,我要进监狱了。”“回去求父亲帮忙吧,只要你愿意回律师事务所,也许……”。

“不,我不能讲些什么,他根本不关心。所以,每次考试,巴尔扎克的成绩都很差,有一次拉丁文考试,全班35名学生,他名列第32名。父母和老师都没对他报任何希望,觉得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出息。

1816年―1819年,巴尔扎克进入大学法律系读书,同时在律师迈维尔和公证人巴塞的事务所当律师。后来,巴尔扎克称这些事务所是“巴黎最可怕的魔窟。”这段生活使巴尔扎克熟悉了复杂繁琐的诉讼业务,透过事务所这个窗口,他初次看到千奇百怪的巴黎社会,丰富了生活的经验。

大学毕业后,他本应该进律师事务所,却突对家里人宣布,他要当作家。

“奥诺雷,你疯了吗?”他父亲贝尔纳吃惊地问道。“我没疯,父亲,我要写作,当作家。”巴尔扎克很坚定。“当作家!当作家!你听听吧,这真是莫名其妙,异想天开!”贝尔纳急得直跳。

“我会成功的,父亲。”

“成功!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会成功,无论在哪方面你也不会成功,你是个十足的笨蛋。伟大的诗人8岁就开始写诗了,可你在16岁时连作文还写不好!现在却对我说你要当作家!一定是魔鬼把这个念头送进你脑子里的,我可不想听你胡说八道,你给我走开,走开,老老实实进律师事务所吧!”贝尔纳一会儿耸肩,一会摆手,在屋里转来转去,对儿子说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

巴尔扎克一言不发地走了,贝尔纳以为儿子屈服了。两个星期过去了,巴尔扎克还是没去律师事务所,甚至也不回家。父子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要是奥诺雷还不抛弃当作家的念头,那我就停止经济供给,让他饿肚子清醒清醒。”贝尔纳对家里人宣布。

父亲的威胁没有瓦解巴尔扎克的意志,贝尔纳对儿子的执拗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终于答应给巴尔扎克两年的试验期,如果在此期间巴尔扎克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才能,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他就必须回到事务所。

1820年4月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巴尔扎克写出了一个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他在家里举行朗诵会,结果听的人都睡着了。

第一次创作的失败没有动摇巴尔扎克的决心,他发现自己在悲剧创作上缺天才,决定转而写小说,但他同样失败了。1821年,两年试验期已过,巴尔扎克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来,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恼羞成怒的贝尔纳决定惩罚儿子,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失去了家里经济支持的巴尔扎克,立即陷入贫困的境地。他在给妹妹玛格丽特的信中说:“你那注定应享有伟大荣誉的哥哥,饮食起居也象一个伟人,那就是说,他快饿死了。”这期间,巴尔扎克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迫使他不得不考虑金钱问题。

1821年―1824年间,他与别人合作,写了许多迎合当时庸俗的社会风气,内容粗鄙、情节荒诞的神怪小说,想借此摆脱经济上的贫困。他曾和一个名叫维列尔格雷的市侩文人合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毕拉格的女继承人》。这本书换来了800法朗,但丝毫没改变他的处境。

他对这种卖文生涯十分痛苦。在一封信中他说:“我指望靠这些小说发财,简直是堕落!为什么我没有1500法朗的年金来保证我体面的写作呢?然而为了独立,我只得用这种可耻的方法:污染纸张,污染名誉。”后来,他干脆称《毕拉格的女继承人》是“真正的文学破烂儿。”

写作没有成功,他便制定各种各样的发财致富的计划。他先是与出版商合作,想通过出版一些古代著名文学家的袖珍本全集来赚钱。

列入最初计划的是莫里哀和拉・封丹的作品。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书终于出版。他亲自写序,并配有精美的插图,结果十分令人失望,初版印刷1000册,竟然只卖出20本,巴尔扎克为此欠债1万多法郎。

后来他又经营铸字厂和印刷厂,结果两厂子1828年底先后倒闭,巴尔扎克欠债6万法郎。

这段经历使巴尔扎克真正认识了法国社会。为了躲债,他经常去贫民区,在那里他了解到下层人民贫困的生活,他衣衫褴褛,形容憔悴,又不拘礼节,和贫民区的工人几乎没什么两样。他和他们混在一起,看他们做买卖,看他们争吵,和他们谈话,常常体会到他们内心的痛苦。

这段时间使巴尔扎克深刻体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成了后来他小说中最重要的主题。经商的失败,使巴尔扎克重新回到文学创作上来。1829年3月,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朱安党人》,开始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作品一部接一部出版。在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大约20年时间里,巴尔扎克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从事创作。

他经常每天工作18个小时,不分白天黑夜,每当疲劳时,他就喝浓烈的黑咖啡来提神,据说他一共喝了5万杯。他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从半夜12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写作,也就是说要在椅子上整整坐12个小时;从中午到下午4点修改校样,5点半上床睡觉,半夜又起来工作。

他写作的速度也相当惊人,有时候一天晚上写两个短篇小说,三天写一个中篇小说,两个星期就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当然,写的多并不是粗制滥造,巴尔扎克非常严肃认真,他一遍又一遍的修改,力求精益求精。

巴尔扎克抓紧时间,一刻也不放松。他的朋友戈蒂叶曾有趣地写道:“有时,他一大早就跑到我房间里来,嘴里哼哼唧唧,精神疲乏不堪,新鲜空气使他眼花缭乱,像一尊刚出炼铁厂的火神,他一屁股甩倒在沙发上,通宵的工作使他饿坏了,他把沙丁鱼和黄油捣成一种烂糊糊,把它涂在面包上吃。刚一吃完倒头便睡,却在闭上眼睛之前要我过一小时就叫醒他。我没有把他的请求放在心上,却关照屋子里不要发出任何响声,免得打扰这次理所应得的睡眠。最后,他醒了,看见苍茫暮色在天空舒卷着灰暗的阴影,他就跳起来对我破口大骂,骂我是叛徒、盗匪、凶手,害得他损失了1万法朗,因为要是他早些醒来的活,他会构思一部小说,那部小说本该赚到那么多钱的,哪怕暂且不谈还可能出版的第二版、第三版呢。我给他造成了最可怕的灾难,引起了最不堪设想的麻烦,我使他错过了同金融巨头、出版商人、公爵夫人的约会,这次要命的睡眠,简直破费了他好几百万……看到他脸色红润,气色已经转好了,我才感到安慰。”

巴尔扎克创作时经常进入他想象的世界里,把小说当成了现实。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拜访他,听见他在里面放声痛哭。朋友进了门,吃惊地问他怎么回事。他答道:“高老头刚刚死了。”

1841年,巴尔扎克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创作计划,决定写137部小说,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三大部分,总名字叫《人间喜剧》,全面反映19世纪法国的社会生活,写出一部法国的社会风俗史。到巴尔扎克逝世时,《人间喜剧》已完成了91部小说。这些小说中最有名的就是《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主要写一个贫婪、吝啬的老头如何毁掉自己女儿一生幸福。老葛朗台原来是个木匠,在大革命期间,他靠着脑子灵活,善于投机钻营发了大财。他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成了百万富翁。他虽然有钱,却从不舍得花,家里过着穷酸的日子,甚至连自家的楼梯坏了也不修一修。他把自己的女儿当作鱼饵,诱惑那些向女儿求婚的人自己好从中渔利。他的女儿欧也妮象只洁白的羔羊一样纯洁,她爱上了自己的堂兄弟查理,老葛朗台却将查理从家里赶走,还把欧也妮关在阁楼上惩罚她,每天只让她喝冷水,吃劣质面包,冬天也不生火。后来,老头死了。给女儿留下1800万法朗的遗产,可女儿已失去了青春、爱情和幸福。

《高老头》主要写一个退休的面粉商人高里奥的故事。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大贵族,一个成了银行家的太太,女儿出嫁时,高老头把自己的钱全分给了两个女儿做嫁妆。但女儿出嫁之后就把父亲抛弃了,连理都不理他。高老头一气之下得了重病,临死的时候希望见女儿一面,可两个女儿都参加舞会去了。高老头死后,两个女儿连棺材钱也不出,甚至都不来看一眼,还是一个名叫拉斯蒂涅的穷大学生想法安葬了他。

这两部小说都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长期的辛劳严重损害了巴尔扎克的健康,刚过50岁,他就重病缠身了。在巴尔扎克生命垂危时刻,他仍然沉浸在自己制造的世界里,他恳求医生延长他的生命,他就能再写出一部作品。他不断呼喊自己笔下的人物“高里奥、葛朗台、皮罗多……”。

1850年8月18日晚上11点半,巴尔扎克永远闭上了他的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结束了他辛勤劳累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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