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13日,*历最为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它的奇特之处在哪呢?按规定,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或受审查,被关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这在中外执政党历都是罕见的。恰恰是这个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的全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政治生命的死刑,制造了*历的冤案:

“在‘无产阶级*’初期,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行累累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走狗。”“*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把*“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陈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压,坚持自己的意见,当别人高举双手的时候,她把脸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对……

本来*和*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战斗过的老朋友。1922年,他们曾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后来*一直在白区工作,*在根据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他们都被看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样受到打击。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支持*的正确意见,为党的历的这次伟大转折作出了贡献。作为“左”倾危害的体验者,*积极参加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写了《论*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大量著作,贡献突出。当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曾对薄一波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1943年,*返回延安,在中央书记处工作——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只有*、*和任弼时三人。在这期间,*在系统阐述*思想,确立*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在全党的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被誉为中国的斯维尔德洛夫。每当*外出时,*便被委托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共同领导中国。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刘主席”的称号与“毛主席”并排出现,当然也有两位主席的肖像,*也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1961年,*会见蒙哥马利勋爵时,肯定他的接班人是*。
*与*的分歧,大体发生在1962年初。他与外宾谈话中说,他发现*有事是1962年。他所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上,*本来是赞成三面红旗的,但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接触到农村的真实情况。他看到到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们在树下采树叶,许多人饿得得了浮肿病,和原来听到的汇报和想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讲,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批评党的一些工作没做好,“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中央扩大会议,因有近7?000人参加,故名)上,*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开”,不能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诊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建议解放彭德怀。这些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也引起*的不满。*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他曾表示愿与全世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倾错误。这个分歧导致了老战友的分手。

造成毛、刘分手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待四清运动的不同看法。*认为要从政治上搞四清,斗争的重点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则认为应从经济上搞四清,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往阶级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讲话时插话,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很生气,联想起*劝他可不参加会(当时*感冒,邓好意劝他不必参加会),认为中央第一线不让他放心,认为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是非,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大是大非。这件事加剧了两人之间的冲突,*对*失去信任。

另外,在当时的外交问题上,在调整改革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事上,毛刘二人间也有较大分歧。总之,*认定,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代表,中央也会出现修正主义,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到了1964年底,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当时,中央已明确决定,毛主席退居二线,国家主席*主持一线工作。会后*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他们见到了*。*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他们已隐约感觉到了*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随后*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亲自讲话,他不紧不慢,口气却相当严肃:社教人员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自己思路跟不上*的思想。

会议刚开完,恰逢12月26日,这是*寿辰。汪东兴和*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来吃饭,包括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劳动模范在内一共三桌。这次生日宴会,*再次表达了他对*的不满,说了很多“话中有话”的话,搞得寿宴没有了做寿的喜庆气氛,特别是*说出的“独立王国”四个字令人紧张而困惑。

*这是指责谁呢?在场人那时还不敢往*身上想。可是不幸的是,*矛头所指,恰恰就是*。

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动“*”。

六月的北京,政治风云动荡。刘、邓决定派出工作组引导“*”,*不同意,他认为应该“统统驱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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