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清晨6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被铃声吵醒,心里怪着这个太早的电话,不接,翻身又睡。过了一会,铃声又起,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我心里迷迷糊糊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杭州家里出了什么事吧?顿时惊醒,跳下床直奔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我脑子嗡的一下,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

年近80高龄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这个秋天的早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然而,当天飞往杭州的机票只剩下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在黑暗中上升,穿越浓云密布的天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安装在飞机上的零部件,没有知觉,没有思维。我只是躯体在飞行,而我的心早已先期到达了。

我真的不敢想,万一失去了母亲,我们全家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还有多少欢乐可言?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颗子弹,从舱门快速发射出去,子弹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拐弯。我的腿却绵软无力,犹如一团飘忽不定的雾气,被风一吹就会散了。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那一刻,我找不到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管子,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手术完全被剃光,露出了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母亲脑部表层的淤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每天上午下午短暂的半小时探视时间,被我们分分秒秒珍惜地轮流使用。我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耳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您听到我在叫您么?妈妈,您快点醒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战栗。那个瞬间,我脚下的地板也随之战栗。母亲睁开眼睛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机维持生命,她的嘴被管子堵住了。许多时候,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的第二天晚上。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妈妈会说话了,我和父亲当时最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出话来。母亲会说话,我们反倒高兴得不会说话了。

妹妹很晚才回家,她说母亲一口气说了好多好多话,反反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真是可怕啊妹妹说:我是婴音。母亲说:你站在一个冰冷的地方她的话断断续续不连贯,又说起许多从前的事情,意思不大好懂。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母亲会说话了,母亲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从半醒半睡中一点一点慢慢复苏。

清晨急奔医院病房,悄悄走到母亲的床边。我问:妈妈,认识我吗?

母亲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我说: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由于插管子损伤了喉咙,母亲的声音变得粗哑低沉。她复述了一遍我的话,那句话却变成了: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是抗抗来了。

她固执地重复强调说: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妈妈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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