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1908一1942)热河省朝阳县(今属辽宁省)人，满族。1925年加入中国*。不久，入黄埔军校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从事抗日武装斗争。他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骁勇善战，坚强刚毅，有勇有谋，是一位深受抗日军民爱戴的抗联将领、抗日民族英雄。
面对监牢：无所畏惧
1927年3月，赵尚志在长春被捕，关押在吉林监狱。他曾争取看守，组织难友为要求罢免典狱长进行了绝食斗争。结果，这个虐待“犯人”，欺压看守的典狱长终被解除职务。吉林监狱新来一位姓刘的“教悔师”，专给政洽犯讲孔孟之道。赵尚志感到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与以前死心塌地替敌人卖命的教悔师有些不同。赵尚志经常假借请教为名，与他探讨问题，有意地靠近他，做争取工作。而这位教悔师对赵尚志的敢说敢干、爱国爱民的精神也表示十分钦佩。经过多次接触，使这位教悔师认识到自己为军阀卖命、“助纣为虐”的耻辱。结果，这位教悔师不但没使赵尚志“改邪”，反倒是他自己“归正”了。他在赵尚志的教育、争取下终于改变了立场。后来，他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多次掩护我党同志在狱中的活动，协助赵尚志在狱中开展斗争。1929年5月，赵尚志出狱后，根据这位教悔师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还介绍他加入了中国*，成为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1930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他的身份被暴露，赵尚志在沈阳再次被捕。敌人十分重视对他的审讯。敌人见他年轻，就软硬兼施，妄图使他开口，供出我党活动的机密。但不管是在敌人血腥的皮鞭下，还是甜言蜜语中，都未能动摇赵尚志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面对凶残的敌人，他毫不屈服，痛骂审讯他的人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封建军阀的孝子贤孙”。每次受刑之后，他都高唱革命歌曲回到牢房。气急败坏的敌人对他无计可施，称他是个“疯子”。不久，敌人对赵尚志等同案人进行会审，他利用这一机会，把敌人的“审讯庭”变成了控诉敌人罪行的“讲台”。他挺身而出，据理抗争，质问敌人：青年爱国何罪之有?他和同案人一起控诉敌人严刑逼供、强迫画押的罪行，他还要求敌人把叛徒拉出来，和他当面对证。结果叛徒在革命同志巍然正气面前被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出证，弄得敌人面面相觑，只得狼狈收场。
这次在沈阳监狱里，敌人又让他去听“教悔课”。这里的“教悔课”是由一个反动牧师给讲“福音书”。赵尚志为了搅乱敌人的反动宣传，利用一切机会与敌人作斗争，便在上课时故意向牧师提出问题：什么叫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什么?把无辜的爱国青年关押起来是谁有罪?赵尚志能说善讲，古今中外、耶稣基督、三民主义、政治法律，他都能讲出个名堂。他所提出的问题，牧师往往回答不上来，常常被弄得瞠目结舌，不时受到嘲笑。继之，赵尚志便侃侃而谈，大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敌人的“课堂”变成了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讲台”。带着颓丧神情的反动牧师为了摆脱尴尬难堪的场面，不得不夹起“福音书”退出讲台。后来，牧师以“不堪教化”、“罪不可赎”为名，拒绝赵尚志继续听讲。而敌人也不再强迫他去上“教悔课”了，怕他搅乱讲堂。这之后，敌人对赵尚志等既不宣判也不复审，而把他们一直押在狱中。
面对百姓：爱民如母
1933年秋，孙朝阳为敌特奸计所愚，阴谋杀害赵尚志等人。赵尚志在得到这一消息后，便与李启东、王德全等七人携带机枪一挺，步枪十一支，脱离了孙朝阳部队，去寻找珠河县委。他们来到珠河县委后，受到热烈欢迎。县委决定在赵尚志等七人的基础上，再派入六人，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1933年10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正式成立，赵尚志任队长。
珠河反日游击队成立后，赵尚志总结巴彦游击队和孙朝阳义勇军失败的教训，感到要使部队站稳脚跟，不断发展壮大，必须建立根据地，使部队有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和休整、训练的后方。于是，赵尚志决定先从三股流、石头河子等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打开局面，开辟游击区，建立根据地。当时，由于国土沦亡，以致社会动乱、兵匪不分、“胡子”(土匪)遍地。游击队初到三股流时，群众以为他们是“胡子”，十分恐惧。群众认为这帮人可万万得罪不得。他们为了免遭扰害，便按家摊派、凑了些钱，让百家长买来许多礼物，什么大烟、烧酒、鱼肉之类，送给游击队。百家长找到赵尚志说明来意，赵尚志知道是群众对游击队存有误解。他便亲切地对百家长说：“我们不是胡子，是打日本鬼子的游击队。我们不要老百姓的东西，这是纪律。”又说：“这些东西如果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就由你自己处理，要是老乡摊钱买的，你就分给大家”。百家长听罢，十分不理解：自古兵匪一家，哪有送上门的礼还不收呢?
天气渐冷，赵尚志拿出钱托这位百家长给游击队员买几双靰鞡。百家长看到赵尚志拿出钱来，更是十分顾虑，不知他是什么用意。“胡子还有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钱的吗?”——百家长百般不肯收这笔钱。数日后，百家长把靰鞡买了回来，送给赵尚志。赵尚志对他说：“你如果不要钱，这几双靰鞡我们不能收，请您拿回去;您要钱，我们就留下。”赵尚志反复地对他讲，我们不是“胡子”，是*领导的抗日队伍。又说：“我们拿枪打仗，你们帮我们买东西、支援游击队，这就是抗日，我们和老百姓是一家人”，游击队成立之初发生的这两件事，对三股流一带群众教育很大。他们感到这十几个当兵的不一般。当时群众还不明白什么叫游击队，于是就管赵尚志领导的这支队伍叫“文明胡子”。
游击队成立时，三股流一带有许多三、五成群被群众称为“孤丁手”、“小线”的土匪。他们夜起昼散、出没无常、残害群众。老百姓既恨他们，又怕他们。赵尚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率领游击队一连捉住十余个为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土匪，并予处死。不久，赵尚志率队在六道河子又抓住了大汉奸王福山。这个汉奸在旧军队当过参谋，乡民都叫他王参谋，又叫他“万人恨”。他自称是哈东五个县的大爷。王福山效忠日寇，鱼肉乡里，无恶不作。游击队决定拿他开刀。在群众大会上，赵尚志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讲游击队是专打日本、抓汉奸，是*领导的人民队伍。接着，大会宣布了王福山的罪状，将这个汉奸就地处决。群众见“万人恨”王参谋连同许多“孤丁手”、“小线”被处决，便一传十、十传百，都说“文明胡子”专门为民除害，是红派队伍。
不久，赵尚志率队又连续缴了东西五甲、二道河子、张家湾伪警察局所的武装，在半截河子击溃了驻守乌吉密的伪军三队的进攻，在烧锅沟与日军交战、击毙日本指导官以下二十多人。游击队初建，这接二连三的行动，使三股流及周围的群众逐渐了解了游击队的性质。群众不但不惧怕这支队伍，反而主动接近这支队伍，有的帮助买东西，有的来反映情况，还有的要求参加游击队。这样，游击队在三股流等地方站稳了脚跟，并开始迅速发展。到年底，游击队已发展到七十余人，根据地也不断扩展，三股流周围五、六十里地的地方都已成为游击队活动的区域。这时群众不再把游击队叫作“文明胡子”了。他们说：“游击队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抗日队伍。”
面对敌人：顽强抗争
1935年初，珠河反日游击队已发展成拥有五、六百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三军。三军在赵尚志指挥下，广泛活动在哈东广大地区。在游击战争中，赵尚志不断总结、积累作战经验。他非常善于灵活巧妙地运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那时，部队在宾县二区活动。敌人“讨伐队”为追击我军，东突西奔，敌人部队之间的联系很不密切。赵尚志利用敌人这一弱点，经常率领军部少年连化装成伪军伺机打击敌人。由于我军化了装，一些伪警察局所、伪自卫团武装也搞不清这些人究竟是哪部分的。敌人哨兵发现后，战士们就说：“我们追赶赵尚志，路过你们这里，想到屋歇一歇。”敌哨兵以为来的真是伪军，还往往十分客气地说“辛苦了”。我军战士们一边说“不辛苦，不辛苦”;一边就大摇大摆地往里走。赵尚志利用这种化装袭击的办法曾在一天之内连续解除了四道河子、三道街、包家岗三个局所和自卫团的武装。一天，经过化装的少年连战士在赵尚志率领下，打着伪军旗帜来到四道河子敌人据点。我传令兵按着事先安排好的计划通知当地自卫团说：“国军‘讨伐’队与赵尚志作战失利，正往村子撤退，你们要赶快出来准备迎接。”不一会，“国军”真的来了。自卫团头目带领自卫队员跑到院内列队迎接，准备听“国军”长官训话。这时，赵尚念瞅着这帮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亡国奴”厉声厉色地说：“赵尚志都打到村里了，你们都在干什么?真是一群蠢货!”于是下令将所有自卫队员一律缴械。当敌人手中的武器放下后，赵尚志说：“你们认识赵尚志吗?”敌人说“不认识。”赵尚志说“这回让你们好好认识认识。”这时，敌人才明白缴械的不是“国军”，而是赵尚志。之后，赵尚志又率队缴了三道街、包家岗的敌人武装，一天之内共得了一百余支枪。赵尚志在指挥游击战争中，经常告诉战士们，与日本鬼子打仗不能以硬碰硬，应该是“当打则打，当退则退”，要善于巧打、智取、以少胜多。1936年8月，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已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全军拥有六千余人，编为八个师，后又编成两个师，一共十个师。
面对战友：亲如手足
赵尚志在率领抗日部队从事英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在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与广大战士和群众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他在战场上与战士们并肩作战，在驻地和战士们一起帮助老乡劈柴、扫院、挑水、推磨、干杂活。在生活上，他与战士、群众同甘共苦，毫不两样，因而深受战士和群众的称赞和爱戴。战士们说：赵司令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骑马跑在前面。他个子不大，可胆量大。打仗时，两边枪都响了，他却把匣子枪往后一背，骑在马上向敌人大声喊话。有人说：枪子可不听你的呀!他不理。弄得别人都替他担心。过后问他：“你为什么不开枪呢?他说：“枪子能打着几个，我一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可能过来一大群。”
赵司令从来不摆官架子，住在老乡家里，他又干这又干那，和战士们一个样。他心里总是装着战士，就是有一个鸡蛋，也叫打在汤里，让大家都能吃到。一次住在老乡家，老大娘给他做了碗面条，非让他吃了不可。赵司令却说：“我吃了，那些弟兄怎么办呢?您老就这么一点面，还是留着自己吃吧!”每当住宿时，他总是问战士谁的腰疼，谁疲乏，他把腰疼、疲乏的战士安排在火炕上睡，而他却在地上铺些草，睡在上面。他有一匹好马，谁看中了给谁，然后他再找一匹差一点的来对付。常有这样的事，战士看中了司令的马，就说：“司令，你这匹马真好，送给我吧!”“给你就给你——牵去吧!”赵司令就这样回答，而战士也就真的把马牵走。赵尚志教育士兵很有办法，常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感染战士。一次赵尚志在老乡家，看见一个妇女在切萝卜，他当着战士的面吃了一块。过后，一个战士对他说：“司令你犯了一个错误，可知道吗?”赵尚志故意说：“我不知道哇!”这时，这位战士便提起他吃老百姓萝卜的事。于是，赵尚志马上召集士兵开会，表扬了那位战士，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当众作了检查。
有一次开饭，桌子上的饭都摆好了，他一进屋，就上炕先吃了起来。这时一位战士对他说：“司令，你怎么先吃呢?别的弟兄还都没有来，先吃可犯错误呀!”赵尚志听到这，就放下筷子，不吃了。他自动拿起枪到外边罚站岗，一站就是半天。战士们说：“司令违纪都是如此，何况我们呢。”因此，在赵尚志的影响下，战士们都能注意自觉地遵守群众纪律。赵尚志生活特别朴素，吃、穿、用从不搞特殊。他穿的黄军装都发白了，他看战士没有新衣服穿，他也就不穿新的。他要穿上一双新鞋，看见有的战士穿破鞋，他就换过来，衣服也是这样。所以他的穿戴总是最差。一次群众来接赵司令，却把衣帽整洁的副官接去了，把他扔在一边了。
赵尚志率队住在游击区的一个屯子里。群众都想知道谁是大名鼎鼎的赵司令。一位老大娘对部队副官说，她想看看赵司令是啥样子。其实赵尚志已经在她家住一宿、吃过两顿饭了。第二天，这位老大娘又对副官说：“你把你们的司令领来，让我瞧瞧不行吗?”副官说：“你没见到司令吗?”她回答：“没见到。”副官说：“他都在你家吃两顿饭了，你怎么还没见到呢?”老大娘惊奇地问：“哪一位是司令?”副官告诉他：“那位矮个、做饭时帮您烧火的就是。”老大娘不敢相信地问道：“是那位穿得最破，浑身油渍麻花的人吗?”副官对他说：“正是。”老大娘听后，大吃一惊：“我当咱们的司令不得怎么阔气呢!原来他就是赵司令。”
赵尚志抗日坚决，忧国爱民，甚为群众所称道。他任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时，年仅28岁。有的群众认为这个年轻的抗日将领一定非同凡人。赵尚志不修边幅，在长期战争环境中，由于工作繁忙，有时十天半月顾不上洗脸，满面灰土烟尘。有一回，赵尚志率政保师几名战士来到小兴安岭山麓的一个趟子房。这里住着一位老大爷。他看到赵尚志满脸黢黑，便对大家说：“真巧，我昨晚作了一个梦，一只黑虎来到我家，睡在炕上。”又说：“赵司令准是黑虎星下凡。”赵尚志听见了，笑着说：“你我都是肉胎凡人，我怎么是黑虎星呢?”那老大爷便问：“那你脸怎么这么黑呀?”赵尚志回答：“国土沦丧，脸上无光啊!”
面对死亡：视死如归
赵尚志指挥抗联三军联合其他抗日部队在松花江两岸、小兴安岭山麓二十余县纵横驰骋连续作战，消灭了大批日伪军，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日本侵略者不断发出哀鸣：“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赵尚志部队是“北满治安的祸患”。日伪*为了铲除心头大患，曾多次派出汉奸特务，妄图劝降，暗杀赵尚志。同时，还以巨额酬金悬赏捉拿赵尚志，当时曾有“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肉一两银。”的说法。
1941年秋，赵尚志率领由五人组成的小分队从苏联返回东北，在小兴安岭东麓开展活动。当时，东北地区的斗争形势已十分险恶，特别是北部边境地区更是如此。赵尚志在游动中，不慎吸收了一个伪装成山货老客的敌特分子加入了小分队。
1942年2月12日凌晨，赵尚志率队袭击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当小分队到达吕家菜园子时，日本侵略者派遣的特务，向赵尚志开了枪，由于近在咫尺，他腰部中弹跌倒在地，鲜血很快浸透了衣裤。赵尚志不愧是英雄，他强忍剧痛，连忙开枪向刘德山打去，使刘头部、腹部各中一弹，当即结束了这个特务的狗命。这时，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的敌人赶来，将吕家菜园子包围起来。赵尚志以坚强的毅力克制令人难以忍受的伤痛，同敌对射，在他的掩护下，一名战士安全转移了，而他却因流血过多，在昏迷中被敌俘获，在马爬犁的颠簸中，赵尚志渐渐从昏迷中醒来，他对周围的人说：“没想道死在刘炮(刘德山)的手里。”赵尚志被拉到伪警察分驻所时，伤势已十分严重，子弹从后腰打进斜着从前腹穿出，血流不止。
敌人为了解抗联活动情况。对他进行突击审讯。审讯中，赵尚志毫无惧色，他一边克制着剧烈的伤痛，一边与敌人进行着最后的顽强斗争。当他看到面前站着的不只是日本人还有一些伪警察时，他咬牙切齿地冲他们痛骂：“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出卖了祖国……我一个人死了，没有关系……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的!”说完之后，他狠狠地瞪着审讯他的敌人闭口不语，伤痛折磨着他，却听不到他一声呻吟，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志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中华儿女不可侮的民族气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地说“其最后表现，真不愧为一个‘大匪首’的尊严。”赵尚志自受伤被俘后，大约活了八个小时，当日中午，他怀着对日本侵略者、汉奸特务的无比仇恨，英勇地牺牲了。时年3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