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长征路上战胜疾病的故事
长征中,战斗十分频繁,敌人前堵后追,我们边战边走,少有休整机会,加之环境气候恶劣,营养医药缺乏,发生的伤病较多。小病能扛就扛,大病如伤寒,高烧多在40摄氏度以上,如不及时医治,死亡率是很高的。
中央红军的随军医生傅连暲等同志,在医药极端困难条件下采用土办法治疗伤寒,收到奇效。一是用冷敷退烧,将毛巾浸了冷水,裹在头上和身上。二是喝浓茶,茶里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把茶煮得浓浓的,每2小时喂1次,经过这样的治疗,很多人都好了。王树声和邵式平同志过草地时得了这种病,康克清同志过雪山时也得了这种病,由于病人具有*人的坚强意志,加上冷敷喝浓茶调理医术的传播,居然都好了,不能不说是奇迹。
*同志到了毛儿盖后,由于营养缺乏,又过度劳累,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这次病来得非常凶猛,连续几天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几天后高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昏迷说胡话,吃了些药不见效。又由王斌、李治、孙仪之等医生诊治,经仔细检查和观察,诊断为阿米巴感染,引起肝脓肿。为了证实这个诊断,他们决定做1次穿刺检查,李治找准部位,1针下去果然抽出许多脓液。病因明确了,但在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具备手术条件,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药物和冰块冷敷肝区的办法。李治从国外资料上看到一种治肝脓肿的办法,就是依靠病人自身推动力促使脓液自然流到结肠内排出体外。几天后,*便排出许多脓液,体温开始下降,接着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逐渐恢复了健康。
1936年8月初的一天,贺彪医生正随红二方面军红4师行军在草地上,总指挥部有同志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贺彪说:“贺老总病了,关政委让你马上返回总部组织抢救工作……”贺彪安排了一下工作,立即带上急救包,同来人一起连夜骑马赶往。第二天上午到了总部,见到贺龙身体已极度虚弱,面色苍白,双颊凹陷。贺彪凭经验让贺老总警卫员备好两大壶冷开水,再设法搞到点醋,然后他认真观察贺老总的病征,并询问贺老总的饮食情况。警卫员们说他每天只喝点青稞野菜汤,其它基本上没吃什么。贺彪又问是否吃过生食物?贺老总想了想说:前天行军吃了一小点羊肉。后来了解那块羊肉已经变质。贺彪把了贺老总的脉搏,确诊为中毒性痢疾。即让贺老总先用冷醋水服下“甘汞”和“列曹尔清”,再喝下大半碗冷醋水,他向贺老总讲清药是用于肠道灭菌消炎的,冷醋水是帮助腹泻的。吃药喝水后还会有几次腹泻,把肠道中有害物排出体外才康复得快。他嘱咐贺老总要用手勤揉腹部,促使肠道蠕动。几次服药后,到宿营地时,贺老总腹痛消除,安然入睡了。第2天早晨,贺老总醒来对贺彪说:“腹部不痛了,肚子饿得很。”大家听说贺老总基本痊愈,都十分高兴,贺彪也松了一口气。
草地行军,红二方面军总部抵达噶曲河边时,参谋处长郭鹏单骑沿河察看地形,为总部机关寻找宿营地。不料遭到敌人骑兵袭击,落马跌入河中。当大家听到枪声,纵马赶到河边时,只见他的坐骑在河边嘶鸣,却不见人影。大家急忙沿河边找,在百米外的下游将昏迷不醒的郭鹏从水中抢救上来,送二方面军卫生部救治。郭鹏失血过多,脸色苍白昏迷不醒。贺彪医生检查他的伤情,发现身上有几处弹孔,还有一颗子弹留在髋关节处。由于河水浸泡,伤口全部感染……郭鹏的伤势很重,如不及时抢救,将有生命危险。
在草地实施手术的难度很大。贺彪找了一块干燥平坦的地方,将一块布铺到地上,使郭鹏躺在上边,先对其伤口进行清洗、消毒、包扎,然后跪在地上,为郭鹏做腰椎麻醉,麻醉成功后,贺彪便站起来洗手、消毒、清点手术用品,再跪在地上做手术,经过2个多小时,终于将子弹头取出。手术成功了,又一个战友在长征中战胜了伤病。
故事2:过雪山牺牲的战友被冻成了“石头”
“长征苦,最苦是雪山草地。”90岁高龄的老红军郝毅缓缓地说。
过雪山牺牲的战友被冻成了“石头”
采访中,提到雪山草地,几乎每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人,都用了一个“苦”字。
爬雪山、过草地,今天已成为人们体验长征精神的重要方式。然而,70多年前红色大军的雪山草地之行,却无疑是人类历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夹金山下的硗碛村,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矗立山间,与远处的夹金山遥遥相望。
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也是长征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1师4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他们从山上下来时,穿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差不多皮包骨头了。”回忆起红军到达四川小金县达维镇的情景,92岁的张绍全至今记得很清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打满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
“实在冷得不行,大家就人靠人挤在一起。继续行军时,总有一些战友再也不能起来。”当时只有19岁的郝毅说。
有一天,郝毅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把小包袱放在上面,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刚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
过雪山牺牲的战友被冻成了“石头”
老红军刘承万提起过雪山,仍忍不住悲痛的泪水:“好多战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许多人冻僵了,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在冰崖下没了踪影。”
党岭山是长征路上红军翻越的海拔的雪山。当时,老红军刘洪才刚满21岁。
“党岭山,党岭山,上下总有二百三,终年积雪无人烟,十人上山九不还。”刘洪才跟着部队走到山下,好心的藏族同胞前来劝阻:上去的人不是陷在冰穴里活活冻死饿死,就是被“山妖”抓去连尸体都找不到……
夜幕降临,刘洪才和战友们挤在雪洞里,用体温相互取暖,极度疲劳的他们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醒来了,只有副班长还躺着,一动不动。我喊了两声,他也不理。”刘洪才过去一推,才知道副班长已经冻死了。
故事3:九个炊事员
长征的时候,我在三军团的一连当司务长。我们连有九个炊事员,炊事班长姓钱,小矮个子,面皮黝黑,不大说话,是江西吉安人。副班长姓刘,中等身材,好说个笑话,是江西兴国人。挑水的老王,也是我们老乡。其余几个人,可惜我把姓名忘记了。
那时候,天天行军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的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四十斤,可是,他们都打了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每人都挑有六七十斤。开党小组会的时候,他们还给我提意见,说我只知道照顾炊事员,不关心战士,万一到前边寻不到粮食,部队吃什么?他们都是为战士想着呵,我没有什么话可说,只好让他们多挑些。
行军路上,炊事班最热闹,锅撞碗,刀撞盆,叮叮当当乱响一阵;副班长老刘还不时讲个笑话,唱个山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战士们一见就说:“看,我们的戏班子来了。”走得高兴了,他们还打着哨子飞跑,就象六七十斤的挑子没放在肩上一样。
可是,炊事班在行军中是最辛苦的。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烧开水给指导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火,洗菜,煮饭,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部队进入广西后,山区人家少,粮食供应有了困难,这就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他们经常要翻过几座山,跑到部队前边去买谷子。谷子必须把皮碾掉才能吃,有一次,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小石磨,班长怕以后找不到石墨,就花钱向老乡买下来。于是炊事员又增加了这一百三四十斤重的笨家伙。后来,副班长又在路上拾到一个破筛子和一个破簸箕,也把它挑上了,从此炊事班不再叫戏班子,而被战士们称作“小磨坊”了。
不久,部队在贵州土城的东南山上阻击敌人,我们连坚守在前沿阵地上,炊事班被隔在后面,几次派人送饭都被敌人打回来,战士们已一天一夜没吃饭了,副班长急得围看锅灶直转圈,他和几个炊事员嘀咕了一阵,对我说:“司务长,让我和老王再送一次吧。”他把饭背在身上,就跟老王走了。我们站在山头看着他们,只见老王在前,副班长在后,飞快地从敌人封锁线上跑过去。我们正想拍手叫好,敌人的轻机枪响了,老王一个筋斗栽倒了,紧接着副班长也倒下了。都认为他俩牺牲了。谁知到了半夜,他俩又回来了。副班长开玩笑地说:“我们上阎王爷那儿去报到,可是小鬼不让我们进门!”原来他们是为了欺骗敌人故意倒下的。靠他们的机警,到底把饭送上了阵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一出贵州,炊事班长就闹眼病,两只眼红通通的,肿得像个桃子,但他还是挑着七十多斤重的担子,拄着棍子跟着部队走。开始,他的眼睛只是淌眼泪,后来流起血水来,可他还是不闲着,总是找些活儿干。
进入雪山之前,上级通知我们轻装。我们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都扔掉,只挑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每人还带些生姜、辣椒和十几斤干柴。
梁子大山很高,部队整整爬了一天。山上空气稀薄,到处是白花花的积雪,树枝上也都是冰花。爬到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是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炊事员便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椒水,把他拉起来。这时,炊事员又都变成了卫生员。炊事班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就在抢救战士的时候,有两个炊事员却倒下了,不论我们怎么喊,怎么喂姜汤,灌辣椒水,都无济于事。这是我第一次悲痛地看着炊事班的战友牺牲。
到了毛儿盖,部队休整了一个星期。在这里每人又准备了十天干粮,我们炊事班还多准备了一些青稞麦。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炊事班长又向我提议:“司务长,战士们走烂泥地,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呢?”我不是没想到这一点,而是觉得,草地行军炊事员比战士更辛苦,担米、做饭已经够受的了,怎能再加重负担呢?我没同意,可是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把洗脚水浇好了。战士们都异口同声赞扬我们的炊事班。
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在我前面走,突然身子一歪,倒下去,牺牲了。第二个炊事员从我身后跑过去,脸上挂着眼泪,捡起铜锅又挑起走。
草地的天气变得快极了:一会是狂风,吹得人睁不开眼;一会又是暴雨,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正午,雨下大了,部队停下休息,炊事班赶忙找个地方支起锅,烧姜汤、辣子水给战士们解寒,汤烧开了,刚才挑铜锅的炊事员端着碗往战士手里送。他刚把姜汤递给战士,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又。仅仅半天功夫,眼睁睁地看着牺牲了两个同志,怎么不伤心呢?
第五天晚上宿营,连长要给炊事班补充几个战士。这事让炊事员知道了,他们推举班长去见连长。班长对连长说:“连长,绝不能从连里抽人,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牺牲的同志的担子,我们担得起!”连长考虑了一下,觉得他的话有道理。那时候我们经过几次战斗,一百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个,实在不能再往炊事班里调了。
刚到后半夜,老钱偷偷爬起来为同志们烧开水。我知道他昨天他还发高烧,要他休息,但他怎么也不肯休息。于是我便起来帮助他。我望着他消瘦的面孔,不禁想起许多往事来。
我们是邻居。他没有一个亲人,是孤单单的穷汉子。后来我们家乡来了红军,他就参加了革命。那时我还在家里,他常跑来找我:“老谢,你还不参加红军吗?蒋介石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三天两头“围剿”、进攻,你能咽下这口气?”由于他的宣传影响,我才参加了革命。长征路上,他最辛苦。行军时,几十斤的担子挑在肩上,从不让人换;宿营时,总是要别人休息,把活抢过去自己干。他瘦得皮包骨,大家劝他多注意身体,可是他总是说:“没关系,我又能吃又能睡,累不到。”他对战士非常关心,就是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也千方百计想法改善生活。打土豪分到了腌鱼、腊肉,自己从来舍不得尝一尝,全都留给战士们。因此,战士们一提到他,总是非常自豪地说:“有我们的钱班长在,就别愁饿肚子”
我正想着,班长又在旁边催促我:“老谢,你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就行了。”他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借着火光,我发现他脸上滚动着黄豆大的汗珠。我觉得有点不对头,刚要问他,只听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老谢,给我点水喝!”这时水开了,我忙把锅盖掀起来,忽听后面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老钱倒在地上不动了。我急急忙走过去伏在他身上叫着,喊着。灶堂里火光熊熊,他的身体在我胸前渐渐变冷了。有的人死在战场上,有的人死在酷刑下,而我们的钱班长却死在他的岗位上——锅灶前。
炊事员们醒了,连首长,战士们都来了,大家都沉痛地淌着泪。
第二天,铜锅又被另一个炊事员挑着前进。每天宿营,部队还是有开水和洗脚水。
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那只铜锅担在我的肩上。连长看见了,低下了头;战士们看见,流出了眼泪。大家嘴里不说,心里都知道,炊事员全牺牲了。可是,在最艰苦的长征中,我们连的战士,除了战斗减员以外没有因饥饿而牺牲一个人,而那口标志着烈士们功绩的铜锅,仍被珍贵地保留在我们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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