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短名人的成长故事1:这就是我的生命
1957年漫画开始在台湾流行，蔡志忠立志要做一名职业漫画家。这一志向伴随着他此后的一生，“我很爱画，我很会画，只要不遏制我，我就会画一辈子”。
“我喜欢一个人待着。”
坐在沙发一角的他，平常中透着一些特别，牛鼻厚嘴，额头宽阔，稍显凌乱的长发中多了白发。这个从台湾最早引进内地的漫画书作者，一口闽南音很是温和，有些咬字并不清楚，说话的神态却是格外认真。
提起他，人们会恍然，然后一拍大腿很兴奋地念叨：“蔡志忠啊，知道知道，我看过他的漫画《六祖坛经》、《大醉侠》、《菜根谭》哩!”当然，还有人会提及当年风靡的动画《老夫子》、《乌龙院》等等，有印象的人，只要稍微的提示，就会列举出一大串他的作品。
1989年，蔡志忠第一次来到大陆，并逐渐为人关注。多年过去，这位来自宝岛台湾的漫画家，看似与人们已经相当熟络，人生故事四处传播，人群中谈笑风生。然而，在镜头下，蔡志忠收起了谦和的笑容，有些严肃。距离几步之处看他，横在空气之中的陌生感扑面而来。
“我不是个念家的人”
蔡志忠的故事，总会从那个小村庄讲起。
台湾彰化县花坛乡三家村，一个约百来户的中型村落，民风淳朴，古风犹存。蔡志忠所属的蔡氏家族，在台湾已经繁衍生息三百多年。
1948年2月2日，蔡志忠来到人世。父母没有希望蔡志忠在人生的舞台扮演多伟大的角色，只求他能够无灾无事地长大。
蔡志忠的家庭并不算富裕——但在村里还算是小康之家——父亲在公家单位工作，是花坛乡公所“乡民代表会”的秘书，每个月有一笔固定收入;另外还有块九分大的旱田，可以种点甘薯、花生，补充食物的不足。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台湾农村，对乡民而言，读书只是个识字工具，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并不如子承父业来得实际。“我们村庄里每个小孩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铁匠的孩子帮父亲打铁，3岁的姐姐背着一个1岁的，牵了一个2岁的，这样的场景也不稀奇”。然而令蔡志忠惶恐的是，“我爸爸是乡公所职员，我不可能从小立志当乡公所职员，这是当不了的。”
“什么都不会”的蔡志忠还是发现了自己喜欢画画，四岁半立志要画电影招牌。这一决定缘于他去彰化镇，曾路过专门绘制电影看板的师傅家，当时的绘画场景看得他“失神忘魂”。相比于大哥家的小孩“要当大总统，要做神气的警察”，这是他“能想到的理想了”。当然，这一志向在他9岁时发生了改变，1957年漫画开始在台湾流行，蔡志忠立志要做一名职业漫画家。这一志向伴随着他此后的一生，“我很爱画，我很会画，只要不遏制我，我就会画一辈子”。
在家中，蔡志忠和母亲讲话最多，“90%的性格来自我的母亲”。在一本关于蔡志忠前半生的小册子中写道：勤劳的母亲通常都是在煮饭、做菜，或养猪，忙碌地走来走去;蔡志忠就会一直跟着她，从厨房走到庭院、从庭院跟到猪圈、再从猪圈走回厨房，嘴里一直不停地讲：“阿母听我给你讲故事，阿母听我给你讲故事。”
在多年后的某一天，再回忆起母亲，蔡志忠的语调平和，隐隐约约中掺杂着怀念的情愫。兴致上来，他会压低声音，一板一眼地模仿起小时候母亲调侃他的话：“哇，那么厉害，玩得那么脏，这手不去剁掉怎么洗得干净啊!”
在父母眼中偏向乖巧、却又喜欢天马行空想象的蔡志忠还是惦记着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实现自己的漫画梦想。
1963年的暑假，读初二的蔡志忠从彰化中学辍学了。因为台北一家漫画出版社“集英社”写信给他，邀他去画漫画。难得的机会，蔡志忠决意休学北上，一向与他交流很少的父亲淡淡地说了句：那就去吧。眼都没有抬一下。
15岁的蔡志忠，独自一人提着皮箱，去往台北，“终于可以奔向自由天堂了”。
在那个通讯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写信是最主要的通讯方式。而初次离家的蔡志忠，却从未主动写过家书，“我是乐不思蜀了”。在台北工作的蔡志忠，一年就回去两次，农历春节是一定要回去的，还有就是暑假，“父母总是念叨着我怎么还不回家，然后就一直催一直催”。
“我好像是个不念家的人”，蔡志忠对此并不掩饰。15岁离家后的岁月，蔡志忠回家的次数逐年减少。即便在电话已经普及的年代，蔡志忠依旧保持“出国三个月，都不会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到现在也是这样”。
这个有着“回家恐惧症”的漫画家，习惯用“画面记忆”来重温着家乡的点点滴滴。
“与花坛乡相邻的是秀水乡和芬园乡，都是美丽的名字”，花坛乡——确实是个意象美丽的名字，还有很特别的地理环境，“这里的山除开表面是树，有点石头，下面都是红土，没有半点杂质，可以用来烧砖。”
“被人摆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朴素的白衬衣，有些破洞的卡其裤，光脚穿一双米灰色胶底布鞋。蔡志忠的打扮很简单，却是一成不变。
聚光灯下的蔡志忠带着些微羞涩、温和敦厚，与那个在媒体上放出豪言“我可以用101种方法，证明爱因斯坦的时间论是错的”的蔡志忠，是同一个人，但也有一种距离感。
和蔡志忠相识交往多年的台湾动漫制作人邓有立先生却不止一次对媒体说：“蔡志忠是个非常狂傲的人。蔡先生很孤傲，我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个和他一样狂傲的人，让两个人去对谈。”
当然，蔡志忠绝对有着骄傲的资本。他的漫画已在44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有多种文字，已经发行了4000多万册。当蔡志忠在凌晨3点画漫画时，全世界有15部以上的印刷机正在印着他的作品。
即便是业余爱好他也能玩出境界。蔡志忠喜欢打桥牌，并且水平很高。“我大大小小拿过120多个桥牌冠军，还曾是台湾桥牌代表队的副队长，在牌桌上我会‘蹂躏’对手，把他的肚子‘气爆’。”这些他自是得意，问及近况，他回答时自信的语气容不得半点怀疑：“过两天去天津参加桥牌名人赛，拿个冠军就不打了。”
1998年9月3日，50岁的蔡志忠停止一切日常工作，闭关专心研究物理、数学。
十年闭关，蔡志忠收获了16万余张物理数学画稿，超过1400万字的研究心得。2008年10月13日，出关的蔡志忠交出了他的新作——《东方宇宙四部曲》，也顺便抛出了“挑战爱因斯坦”的言论。舆论哗然，他并不避讳，反而认定“如果我有一天会留名在世上，那大概就是物理”。
“看我平时的讲话，大家都会觉得我很骄傲。其实，我私下里属于话很少的。”褪去光环，蔡志忠不过是个普通人。一天抽两包烟，要那种带有薄荷味的;一天只吃一顿饭，一般是米饭、白菜和水果;晚上早睡，凌晨一点多起床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1989年第一次来北京到如今，永远住在同一家宾馆，同一样布鞋买14双，同一样衣服买30件，对生活保持着单纯的惯性。母亲曾对他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他记在心里，除开工作需要，他更愿意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对于外界所谓的“狂傲自大”，蔡志忠有着另外一种解释：“我从来都不是什么乖宝宝，被人摆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应该把主权交给自己。”
他的一头长发，就是最为明显的佐证。1964年，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又称甲壳虫乐队)的电影《一夜狂欢》登陆台北。列侬他们的一头长发，如一颗石子投在了蔡志忠心中，他为此迷恋。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是，“初中时必须剃光头，教官定期检查，两个礼拜就得理一次。”
蔡志忠此后留起了长发，在普遍注重务实精神的台湾乡间，他的举动无疑带着离经叛道的意味。乡民们自是嗤之为“坏小孩，混太保的”，谈及当年的情形，蔡志忠微微一笑，随后语气稍稍提高：“留长发和我乖不乖关他们什么事，我高兴乐意，谁也管不了。”
“我会微笑着死去”
“一生是您能把控得了的吗?”
“你知道吗，我连尸体都捐出去了，我死后会葬在少林寺，方丈会替我立碑。这样的话，即使死去也还有观光价值。”
提问者是蔡志忠所说的“漂亮女生”，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回答者疑问的口气，加上“观光价值”的调侃，引来台下一片好奇的神情伴随着满堂大笑。
关于蔡志忠的一生，台湾的媒体有着简要的概括：生于台湾，老死于杭州，葬于少林寺。如今63岁的他，“不再把生死之事记挂在心头”。
蔡志忠习惯从死亡时刻倒推自己的人生，“我死之前要做什么做什么”。然而，顺着人生轨迹，他的“生死之事”也能窥探出个大概。
1985年，37岁的蔡志忠名列“台湾十大杰出青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就在这一年，他做了一件出人意料之事——留下遗书，只是因为他笃定地认为“一个人并不是理所当然可以活到七八十岁的，应该为死亡早做准备”。
早在一年前，蔡志忠关掉了他一手创立的龙卡通公司，“当时每个月可以赚25到30万(台币)”。同是1984年，台湾《皇冠》杂志成立30周年，蔡志忠应邀写了一篇文章，表露了他的心迹：过去十年，我赚了1000多万(台币)，非常希望用这1000万换来年轻10年。当然这办不到，但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做到。从此之后，我可以不再用十年、一年、一月、一天去赚取1000万。因为这是亏本生意，你不可能在死之前对神说：神啊，我给你1000万，你让我多活一天。
“要把生命自己享用，不切割任何时间去换钱”，蔡志忠这样解释当年的举动。
从1998年开始，闭关的蔡志忠每一年都会写一个问题，“如果还有一年我就会死，我会干什么?”在当时，他还是有些事情未了，只要“画以授业绘以解惑”的任务还没完成，他就没时间退休，没时间生病，没时间死。
在杭州转塘的创意产业园最深处，一幢三层的小楼，门口的墙上“蔡志忠”三个字清晰可见。2009年7月21日，蔡志忠成为了首位入驻之江文化创意园的台湾名人。在这幢小楼里，将诞生13部西洋美术史动画和一部3D动画片。不过，真正吸引大众目光的是蔡志忠的惊人之语，“希望我的有生之年，能够老死杭州”。
而在此三年前，蔡志忠死后的遗体已经有了明确去处——嵩山少林寺。
2006年9月，“少林论禅”活动让蔡志忠与少林寺初次相见，“在少林寺内，每走一步就有可能踩着当年达摩的足迹”。他是个心中有佛的人，从1992年起收集佛像的他，现在已达到3520尊之多。为此，他曾在各地游走，拜访高僧，探讨佛教知识，收集历代佛像。
“我从来都不怕死，什么时候死我都会微笑着死去”。所有刹那相加构成生命，蔡志忠秉持的生命观是希望活着的时候，“过好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没有敷衍，尽到责任，这就是我的生命”。
2011年9月9日，凌晨6点29分。蔡志忠一如既往地在新浪微博上更新状态：《生死天命》——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他也会离开这世界。他来到这世界带着眼泪，离开这世界也带着眼泪。他来到这世界带着爱，离开这世界也带着爱。
两天前的早上，蔡志忠和老朋友董秀玉聊起生死话题。他这样说道：“我会晚上把工作做完，把漫画文件传给你，像平常一样说声再见，然后去睡觉，然后就再也没有起来了。
简短名人的成长故事2:中国最神秘的教父级企业家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记者正式采访过任正非，没有任何一个记者拍摄过任正非出席各种会议的照片。国内外各种高层次会议、颁奖大会的主办单位都邀请过任正非，但他拒绝出席一切颁奖活动，拒绝参与任何与华为的客户没有关系的会议。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多次将任正非列为备选人物，但任正非一直拒绝参选。该活动的策划人许文广很无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专家和我们都认为他没有入选是一个遗憾，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不参与任何媒体的活动，我们只有尊重他的选择。”
除了对于外界给予华为以及他本人的荣誉，任正非一概拒绝外，对于外界对他以及华为的质疑，甚至是恶意中伤，任正非从来都只选择沉默，从不去辩解。可谓我行我素，好坏任人评说，我自岿然不动。
饥饿的少年
任正非兄妹七个，全家一共有九张嘴巴，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吃饭。任正非的爸爸任摩逊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教育家，妈妈程昭远是一位普通教员。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任正非正在念高中，他要面临的困难就是饥饿。初中时，任正非被作为因材施教的榜样学习。由于天天饥肠辘辘，无心读书，高二时，任正非破天荒地补考了。
后来，家人去山上采一些红刺果，把蕨莱跟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代食。家人还发明了将美人蕉的跟煮熟了吃。
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任正非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悄悄塞给任正非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使他能安心复习功课。任正非知道，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亲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任正非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
上大学时，任正非要拿走一条被子，家里就没有办法盖了。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任正非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后来，任正非回忆道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
四十三岁那年，任正非与人以两万多元资金创办了华为公司。二十年后，这个公司咸了中国企业界竞相学习的榜样。
来自美国的灵感
1997年圣诞节前夕，任正非先后访问了美国休斯公司、IBM公司、贝尔实验室和惠普公司。
在IBM，任正非整整听了一天管理介绍，详细了解了IBM项目从预研到寿命终结的投资评审、综合管理、结构性项且开发、决策模型……那天，任正非听得津津有味，认真地做笔记，如同一个谦虚的小学生。
考察结束后，他发现，朗讯也是这么管理的，这些先进的管理方法都源自美国哈佛大学等大学的一些管理著述。返回华为后，任正非在高层进行了长达两天的传达与研讨，印发了一百多页简报，在华为内部激起了新的改革火花。
他说：“我们只有认真地向这些大公司学习，才会使自己少走弯路，少交学费。IBM是付出数十亿美元的直接代价总结出来的，他们经历的痛苦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任正非去旧M访问的时候，作为首位非旧M内部晋升的CEO，郭士纳让已经病入膏肓的IBM起死回生。
1997年，任正非53岁，郭士纳55岁，任正非带领的是年销售额40亿、近6000名员工，快速扩张的IT业后起之秀：郭士纳带领的则是年销售额600多亿美元、近27万名员工的IT业巨头。与庞大的IBM相比，此时的华为显然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公司，任正非坚信：华为有一天也会如IBM般强大，但前提是华为要将IBM等跨国企业的管理精髓成功移植过去。于是，回国后，任正非开始在华为强力推行管理变革。
在动员大会上，任正非指出：“世界上还有许多好的管理，但是我们不能什么都学，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一个白痴。因为这个往这边管，那个往那边管，综合起来就抵消为零。所以我们只向一个顾问学习，只学习IBM。”
1998年，华为斥千万美元请旧M进行流程再造。任正非告诫华为人，只有经过几死几生，还继续活着的企业家才算是真正的成功，而华为的发展还是太顺利了，还不能说是真正的成功。
永远在思想上艰苦奋斗
2001年春天，任正非抱着“学习度过冬天的经验”的目的，到日本考察。战后日本的经济于2000年10月达到景气上升到峰顶，随后陷入新一轮经济衰退期，多项重要经济指标均创战后最坏记录。经济出现战后最严重的负增长，失业率屡创新高。日元对美元汇率2000年10月为1美元兑108日元左右，一年后贬值至130日元左右。工业生产总值则跌到13年来的最低点，企业还在不断紧缩开支与裁员。
任正非就是在这个时候到达日本的。他惊讶地发现，在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挣扎的日本人民没有被困难压倒。经历十年经济低迷后的日本，绝大多数企业已经连续八年没有增加过工资，但社会依旧平静、祥和、清洁、富裕与舒适，人们依旧兢兢业业地工作，任劳任怨地为日本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任正非认为，日本一旦重新起飞，一定会再次一飞冲天。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任正非不禁想到了华为，他问自己，华为若连续遭遇两个冬天，不知道华为人是否还会平静，沉着应对。
2000年华为已经进入了平稳发展期，销售额达到22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3%，利润26亿元，纳税27亿元，员工达到16000人，注册资本金提高至23亿元。这已经是华为连续八年在市场上高歌猛进了。多年的高增长、长期的顺境、优厚的收入使得部分华为人有点飘飘然，以为华为永远可以成功下去。
任正非明白，华为迟早会遇到难题，甚至迟早会破产，到那个时候，华为人是否有能力应付?
华为一度以高薪著称。任正非并不反对物质享受，他甚至提倡并鼓励华为人尽情享受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幸福，华为已经有这个能力为员工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但是，任正非担心这种优厚的生活会磨灭华为人艰苦奋斗的精神。
任正非要求华为员工永远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尤其应该向日本人学习，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不怨天尤人，而是信心百倍地以高度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永远的遗憾
任正非的父母处处为他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当时广东卖鱼虾的摊贩将死鱼非常便宜地处理掉，任正非父母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些比内地还新鲜!晚上才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这时便宜一些。老两口一生勤俭节约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他，在任母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女儿说：“我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你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
1999年之前，任正非每年也回
到妈妈所在的城市，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到家取行李，才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地落空。父母总是说工作重要，让任正非先忙工作。
1999年12月31日，任正非总算抽出时间，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2000年1月3日，任正非要随国家领导人访问伊朗，因此，他在昆明只能呆一天，然后就要赶回北京。回北京前，任正非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他不工作，与几个弟妹陪妈妈在海南过春节，痛痛快快地聊一聊。以前，任正非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候可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他想陪陪妈妈。没想到这个约定竟然成了任正非永远也兑现不了的承诺。
创立华为开始，任正非就无暇顾及父母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很严重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华为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任正非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连自己也照顾不了，任正非自己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父母这才转到昆明任正非妹妹处定居。
2000年1月8日，结束对伊朗的访问后，任正非就接到电话，任妈妈出事了!1月8日上午10时左右，任妈妈提着两小包菜从菜市场出来，被飞驰而过的汽车撞成重伤。当任正非风尘仆仆地赶到昆明时，已是深夜了。任正非回到妈妈身边没有多久，妈妈就溘然长逝。
任正非的父亲是1995年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袋软饮料吃后，拉肚子，全身衰竭去世的。
父母先后离开，任正非悲痛万分又后悔不已。他说：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从战友到对手的轮回
1992年，任正非的公司来了一个名叫李一男的实习生。身材瘦削，华中理工大学二年级硕士研究生的李一男很快引起了任正非的注意。爱才如命的任正非，没有顾及这个实习生的身份，竟然委任他主持研究开发一个技术项目，为此，华为还特意购买了一套二十万美元的外国设备。后来，由于市场形势急转直下，该研究项目搁浅，买来的那套设备没有派上用场。任正非没有怪罪这个同学一句，反倒对有意见的同仁说，那是培养年轻人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1993年李一男正式进入华为。仅仅两天时间，李一男就被任命为华为工程师。这年，他23岁：两星期后，因解决了一项技术难题，他被破格提升为高级工程师;半年后，因工作出色，他出任华为最重要的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后，因为华为在C四年后，李一男已经坐在了华为副总裁的职位上，这一年，他刚满27岁，是华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裁。
李一男对技术发展趋势，对产品走向具有惊人的敏感度和准确的把握能力。华为也给李一男提供了足够大的舞台。任正非甚至把李一男作为了自己的接班人。李一男在华为可谓前途无量。
但是，李一男后来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辞职创业。任正非虽然不太舍得，但依旧表现出了非凡的大度，华为给李一男开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任正非明确地告诉李一男，什么时候想回华为，华为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
随后，刚过三十岁生日的李一男带着价值一千多万元的华为设备和一批研发、销售人员到北京，并于2000年底创办了港湾网络公司。
李一男走到时候，正是任正非发出“华为的冬天”即将来临的预言后不久。此时的华为，正处在内外交困时期。华为内部许多人，仿效李一男出去“创业”，部分华为人甚至偷盗华为的技术及商业秘密，推动华为公司分裂。
任正非并没有把责任完全推到李一男身上。他认为：“真正的始作俑者是西方的基金，这些基金在美国的IT泡沫破灭中惨败后，转向中国，以挖空华为，窃取华为积累的无形财富，来摆脱他们的困境。”
此时，许多华为人在风险投资的怂恿下，偷取华为的技术机密与商业机密。华为的竞争对手也趁机利用那些出去创业的华为人创办的公司制约华为，一时间，众多研发骨干、市场骨干心态浮躁，出去搏一把的冲动不断闪耀。很难想象，一旦华为的骨干力量纷纷出去自立山头，华为的未来将会怎样?
华为迅速采取措施，加强信息安全、交付件的管理，逐步使研发稳定下来;加强了市场体系的干部教育与管理，市场崩溃之风停住了。任正非亲自主持召开干部大会，稳定组织，调整士气，终于把华为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华为虽然稳定了，但来自外部的威胁和烦恼并没有完全消除。
在风险投资的操纵下，港湾网络准备于2004年9月在香港或纳斯达克上市。任正非清楚地知道，港湾网络背后的风险投资人才是华为真正的敌人。
收购港湾网络后，任正非曾说：“如果基金这样做在中国获得全面胜利，那么对中国的高科技是一场灾难，它波及的就不只有华为一家了。因此，放任，对我们这种管理不善的公司是一个悲剧，我们没有退路，只有坚决和基金做斗争。”
“当然你们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所做的事对华为造成了伤害，我们只好做出反应，而且矛头也不是对准你们的。”任正非后来表示。
港湾网络筹备上市前夕，华为向港湾发出了律师函，警告港湾网络侵犯了华为的知识产权，导致港湾网络上市计划流产。风险投资想通过上市退出的路子被堵死了，惟一退出的途径就是转手。
2006年5月10日，美丽的杭州。阔别五年后，李一男与任正非首次见面。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没有什么玩玩绕绕，我们也不纠缠历史;大家对历史会有不同的看法，交流会造成矛盾。我们面向未来，加强沟通，达到相互信任。公司处在全球历史性大发展时期，如果你们想通了，双方工作小组也能达成一致，你们的回归将对中国科技史都是一部贡献。不一定会说你们输了，我们赢了，应该说我们是双方都赢了。”
任正非强调，华为与港湾网络之间真正的出路是重新走向合作。他坦承地对老部下说：“不要担心会算计你们，会合理地给你们安排职位的，不光是几个，而是全部。”
对于港湾网络问题，任正非曾经这样解读：“对这五年来说，没有你们离开公司，我们还发现不了公司这么多严重的问题。我曾经说过我们的队伍要好好教育一下。我们幸亏也没有太急躁，促成内部矛盾激化，通过这五年的调整逐步稳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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