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2010年11月16日，在贺岁大片《赵氏孤儿》的新片发布会上，以对演员的苛刻挑剔出名的陈凯歌一改往日风格，不仅毫不吝惜词句地夸奖主演葛优，而且当众向他鞠躬致谢，说“今天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我得给你鞠一躬，为什么呢?我给你三个字的评价，你是个——真演员!”
在陈凯歌的眼中，所谓真演员就是有份天真的演员。要说刚出道的演员由于涉世未深，时而表现出天真，这还能接受，但说葛优这样一个年过半百、在影视圈打拼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成熟男人有份天真，还真让人费解。
葛优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老好人，对谁都特别周到而客气，谦卑得甚至让你觉得挺假的，这么一个善于保护自己的人居然还有天真?不敢想象。
陈凯歌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在《赵氏孤儿》拍摄的片场，陈凯歌给饰演程婴的葛优说这人物的时候，有好几次竟然把他说哭了。有一场是程婴的孩子死后，他把孩子搁桌上闷着的哭戏。陈凯歌刚把戏说完，还没开拍呢，葛优就受不了了，根本演不下去了，坐在机位上哗啦哗啦掉眼泪。当时机器是开着的，而且镜头一直对着葛优，机灵的摄像师随机把这一镜头抢拍下来，成为这部片子中的一个经典瞬间。用葛优自己的话来说，“这场戏其实不是演的，还没开机我就成那样了。”
葛优说这部戏经常让他沉浸在里面，穿上戏服，看着那景，他就进去了。他觉得拍这部戏像受了一次洗礼，以前他演的一些喜剧里面也有不少感动，但是这部戏却让他从头感动到尾，持续时间最长。除了悲痛，还有伤心和无可奈何。
不管是导演说戏，还是自己演戏，归根结底还是电影，不是真事，可葛优竟然单纯地信以为真，好像这事就发生在他身上一样，自然而然地演绎了程婴和赵氏孤儿的父子情，这让陈凯歌很是惊喜。他说：“想不到，葛优居然还有天真，不易!”“葛优演的为什么好，他演的程婴为什么打动了我，不在于说你是老戏骨子，你演了二三十年戏，你的经验够，你的技巧足，都不是，就是因为他的天真，他用真性情展示出了人间的常态。”
其实，在拍摄最初，没有当过父亲的葛优对于如何演好一个忍辱偷生、含辛茹苦的父亲找不到感觉，多次向陈凯歌请教怎么演，陈凯歌给他的秘诀就是你不需要演，也没得演。的确，葛优的戏不是演出来的，而是天真的戏我合一。
所有的相信都是从天真开始的，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信，他肯定没有天真，也不会有真情流露，那样的话，演得再真也是假，不可能给人自然的感动。可见，演戏跟做人一样，越真实越朴素，就越容易打动人。
冯小刚对葛优也是称赞有加，曾撰文记述给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大腕》拍完后，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想采访葛优，他推说有事一再谢绝。冯小刚就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冯小刚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葛优回答说：“咳，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就把中国的观众伺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份心吧。”一张地板革，远比扬名世界来的重要，葛优活得知足，自在，兴之所致，率性而为。
葛优以真情入戏，戏如其人。角色千变万化，性情始终如一，这正是他引无数导演竞折腰的魅力所在吧!
故事二
我一直到十八九岁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我爸演戏的时候，我经常躲在一边看。那时，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一辈子的忠实观众吧。
“*”结束了，艺术院校招生，我忽然好像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考艺术院校时，主考官让我演一个动作：从后面捂女孩的眼睛，我太紧张了，捂住她的眼睛，手就下不来了。那女孩只好把情人见面的戏变成了抓流氓的戏。
我的特点是两个字，一是蔫，一是缩。我不像我爸，他脾气火暴，敢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上台指挥。我打死也不敢。只要有什么活动让我出席，我就本能地往后缩。如果出席的人有十几个，我就本能地坐在最边上。我要是紧张了，就容易出汗，手心脑门出汗。出席活动，快到大厅门口时，我最紧张，好像一开门就有机枪扫射似的。
老那么惯着自己，也不行。都老大不小了，有人叫老师了，还那么羞答答的，不行。我也假装放松过，就想象自己在拍戏，效果似乎也不错，可总觉得太假了。我告诉别人，其实我不紧张。有人说：“谁都能看出来，你满脑门子汗，说话磕磕绊绊，不叫紧张叫什么?”我索性老老实实说自己紧张，也不想老装个大尾巴狼。这么一想，我反倒踏实下来。
我从小在北影大院长大，从小看过太多的演员，比如于洋、赵子岳、张平等。街坊邻居都是全国闻名的大演员，有时我刚看完他们主演的电影，回家就看见他们骑着自行车，筐里装着刚抢购回来的大白菜，好像刚从银幕上下来。
如果时光倒流，我愿意回到刚成名的那个阶段。李敖写了一本书叫《上山下山》，我很喜欢这个书名。人生用这四个字就穷尽了。刚成名的时候是上山，上山时一切都是未知，你不知道自己会到什么地方，能到什么地方，你在上升的曲线上。人最美好的是追求的过程。你看世界上流传的最经典的爱情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是结果?死亡才是真正的结果。也许等我再老些，就能接受日本人的美学观了———下山也是一种美，但现在我觉得没走到头的时候是的。
人的一生都是偶然。演《霸王别姬》我没得奖，演完《活着》，天时地利人和都该我得了，就得了。如果当时有什么别的戏出彩，也就没我了。
20世纪90年代，人们不把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当回事了，都想看到活生生的人。我有平民色彩，不虚伪。那时，中国人开始需要大批量的幽默，不想进电影院受教育、上课。我代表那时人们的心态，比较放松，比较乐观，也比较普通。谁也别想教育谁，大家都是平等的。那时经济发展，过去很多牢笼式的观念被打破。大家忽然发现，不是只有那些长得好看的、说得好听的人才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连葛优都能上屏幕，谁不能呢?
比起一些偶像明星，我觉得特坦然。我不怕年华老去，不用和狗仔队打游击，不用为了曝光率没事找事。我一是不想当老百姓的对立面，二是我也当不上，三是当上的代价太大，活着该有多累!
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一个人待着。有朋友一拿起书，看两行字就晕了，我不至于那样，每天至少要看十几个剧本吧。我觉得还不够静，还不够让我拿起一本书就放不下，周围总有好多事干扰我。
我也爱热闹。比如喝点儿酒、聊聊，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我是最不怕听人说的，只要对方能侃，我就可以一直听他说下去，所以朋友爱找我喝酒。我最爱扮演的角色就是观众。每次喝酒，我说话很少，更多是看朋友耍贫。
我总是矛盾着，又想热闹又想静，是不是有点儿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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