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7日凌晨，邵逸夫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7岁。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见证了中国电影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全部历史。同时，他以个人财产成立“邵氏基金”，为内地教育事业捐款达25亿港元;加之他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地的巨额捐赠，在古今捐资助学可称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更让人称奇的是，邵逸夫不仅人生传奇，他身后的女人也像他的公司拍出来的电影一样，充满了浪漫的传奇色彩……
与前辈女友一见钟情，
冲破世俗走进第一次婚姻
邵逸夫祖籍宁波，1907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有家庭，父亲邵玉轩育有5男3女，邵逸夫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所以后来被香港影视圈尊称为“六叔”。
邵逸夫从小天资聪颖，尤其痴迷于戏剧与电影。那时，他的梦想是能在电影行业中大展身手。因为家道中落，1926年，刚从中学毕业的邵逸夫，应三哥邵仁枚之邀，南下新加坡，开始涉足电影业。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兄弟俩扛着放映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露天电影。那时的电影放映设备很落后，要用手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累得腰酸手痛，但邵逸夫硬是咬咬牙挺了过来。兄弟俩用了几年时间，走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渐成名气。当时，新加坡最闻名的富豪余东璇十分赏识邵氏兄弟，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那天，他们应邀来到余府，余东璇亲自出门迎接，身旁还站着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清新脱俗、气质高贵典雅的美貌女子。余东璇介绍说：“这是黄美珍小姐。”
饭后，余东璇请邵仁枚在书房谈业务合作意向，就让黄美珍陪邵逸夫到花园中游玩。两个年轻人在花园中边走边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他们聊得最多的是电影。一席忘情的畅叙，让彼此都觉得有很多共同话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第一次会面，在邵逸夫和黄美珍的心湖中泛起了涟漪。离开余府之后，黄美珍的倩影总是在邵逸夫眼前浮现，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恋爱的滋味。
后来，在余东璇的鼎力支持下，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挂牌成立了邵氏机构。不久，邵仁枚见弟弟的才干已能独当一面，便把新加坡的事业托付给邵逸夫，自己到马来西亚去开辟新市场。
邵逸夫忙于事业，黄美珍则被才华横溢、锐意进取的邵逸夫深深地吸引了。为了见到他，黄美珍经常借故到邵氏机构看望邵逸夫，不时还带一些礼物分发给员工，哪个员工家里有困难，她就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帮助邵逸夫解决了不少难题。
两个人的心越来越近，一种超乎知己的莫名情愫在二人心底不断升腾。如果有时间，两人就到公司属下的戏院看一场电影。散场后，邵逸夫总是主动送黄美珍回家，黄美珍不喜欢坐车，两人就边走边聊散步回去。从公司到余府的这条路上，留下了这对年轻人爱情的足迹。
邵逸夫一面享受着爱情萌芽的心动，一面却又为这如洪水般汹涌而至的感情深感不安。因为，黄美珍是余东璇的女友，而余东璇既是前辈，又对自己有恩。三哥邵仁枚得知此事后，力劝邵逸夫放弃这段感情，而且指出黄美珍大他5岁，不合适。但对于邵逸夫来说，并不认为年龄是什么障碍。
邵逸夫和黄美珍关系暧昧的闲话传到余东璇的耳朵里，余东璇却置之一笑，说：“美珍喜欢电影，有逸夫这个懂电影的行家陪着，这是好事。”余东璇的宽容让黄美珍心怀窃喜，她更多地参与到邵氏机构的内部事务中来，并积极地出谋划策。
1931年，邵逸夫决定拍有声电影，他的这个大胆想法立刻得到了黄美珍的认同。在黄美珍的支持和鼓励之下，邵逸夫决定到美国考察。当时，没有飞机可乘，只好坐轮船，不料，途中轮船触礁沉没，落水的邵逸夫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泊一夜后才终于获救。几个月后，当邵逸夫从美国带着大批器材回到新加坡时，黄美珍早已等候在码头。看着瘦了一圈的邵逸夫，她心疼得说不出话来，两行泪不自觉地就流了下来。一对相思的恋人，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1932年，邵氏兄弟终于在香港摄制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开创了中国有声电影的新纪元。这部影片让邵逸夫赚了一大笔，并声名鹊起。尽管备受争议，邵逸夫和黄美珍却越来越感觉彼此分不开了。
终于有一天，邵逸夫鼓起勇气亲自来到余府，向余东璇坦承了他和黄美珍相爱的事。余东璇听罢，沉默了片刻，哈哈大笑说：“你们的事我早有察觉，君子成人之美，老弟既然和美珍真心相爱，就不用顾及这么多，难道让美珍一辈子陪着我这个老头子吗?”邵逸夫感动极了，对余东璇深深鞠躬!
1937年，30岁的邵逸夫冲破世俗的成见和约束，与黄美珍在新加坡举行了婚礼。那天，余东璇还送来了50万元的大礼表示祝贺。每次提起余东璇，邵逸夫就热泪盈眶，对这位宽厚仁慈的前辈心怀感激。结婚后，邵逸夫与黄美珍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婚姻。
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邵氏影院被催毁殆尽，邵逸夫自己更因为“拍摄反日电影”被日本宪兵打得皮开肉绽，关进大牢。黄美珍一边独力支撑家业，一边托关系花重金请人替邵逸夫说话，最终将他救出。
黄美珍伴随着邵逸夫走过了他事业和人生中最波折、动荡的时期，这份岁月磨励出来的真情让邵逸夫深深感怀。即便日后，他身旁美女如云，但黄美珍在他心中的地位从不曾动摇过。
木棉对橡木的爱恋，
红颜知己放弃名利伴左右
1945年抗战胜利后，正当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减当年。因为战火，邵氏公司百废待兴。邵逸夫有了一种紧迫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邵氏的电影事业，重建影楼、联系院线、每天坚持至少看一部电影。当年，他坐的劳斯莱斯是名贵豪华的车，车里有酒吧，但为了处理公务，他将其改装成小型办公桌，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1952年的一天夜晚，邵逸夫来到邵氏戏院楼上的夜总会听歌。刚开始的几场表演看得他昏昏欲睡，正准备离去时，主持人说：“下面请红遍南洋的女歌星方逸华小姐演唱。”听了“方逸华”三个字，邵逸夫觉得相当耳熟，他挥手招来侍者问询。侍者告诉他：“这位方小姐是最近红遍南洋的歌手，一曲《花月佳期》迷倒一片客人。”邵逸夫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曾听过她的唱片，因为十分喜欢她的歌声，便让侍者送上一大束鲜花。
演唱结束后，方逸华换上一套素雅的旗袍，专程向邵逸夫道谢。两人来到一间环境清静的酒楼，边吃夜宵边聊天。邵逸夫这才知道，方逸华也是上海人，母亲是老上海滩的“舞国红星”方文霞，因为家道破败，遗传了母亲窈窕身姿和美妙歌喉的她17岁就登台谋生，主要在香港高级俱乐部表演。方逸华非常聪明，喜欢的歌听过一遍就能背唱出来，俏丽的外表加上美丽的歌声，让她的名气越发高涨。而此次，她就是应新加坡演出商的邀请来表演的。那一晚，两人交谈甚欢。
此后，因为选影片的原因，邵逸夫时常进出香港。每次来港，只要时间允许，他就会到方逸华的夜总会捧场。方逸华对邵逸夫谈起童年在上海的种种趣事，以及在南洋演出的种种见闻，邵逸夫出神地听着，偶尔一阵爽朗的笑声，一句睿智的话语，令方逸华感觉坐在眼前的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电影大亨，而是一位亲切的兄长、一位和蔼的老师、一位幽默的朋友。
而随着交往的深入，邵逸夫惊喜地发现方逸华不仅人长得美，歌唱得好，而且颇有见地，更将她视为红颜知己。1955年，已经占领东南亚电影半壁江山的邵逸夫发现：影人没有摄影棚，等于工人没有工厂，邵氏要想在激烈的影业竞争中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电影制片厂，便有意在香港建设“邵氏影城”，而这需要一大笔钱。但他的想法遭到了邵氏在香港主持工作的二哥的强烈反对。对电影业无心恋战的二哥写信，希望邵逸夫来香港主持邵氏电影业。
1957年的初秋，邵逸夫离开了奋斗30年的南洋，来到了香港。这一年邵逸夫正好50岁，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邵逸夫却以万丈雄心进军香港，再图霸业。来到香港后，邵逸夫做了一件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事情：向方逸华发出了邀请，请她来邵氏兄弟公司工作。当时，方逸华的歌唱事业如日中天，许多人都劝她不要离去。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地退出了歌坛，退出人们的视线，追寻这个发现她，让她认为值得可以相守、相付一生的男人。
自从进入邵氏公司之后，她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每天最早一个上班、最后一个离去。她从邵氏企业采购部小职员做起，逐渐做遍公司的每个部门，对内调停、对外交际样样精通。方逸华的不辞辛劳和聪明睿智让她很快成为邵逸夫在事业上最得力的助手。
1957年，在方逸华的极力推荐下，邵逸夫用100万港币大胆起用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李翰祥不负众望，以《江山美人》创下当时香港电影票房纪录，并且收获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之后，邵逸夫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了银幕。这两部影片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收看中国片的狂潮。
邵氏电影公司20多年间所摄制的影片有1000余部，旗下电影院有200家，每天观众大约100万人。邵氏影城全盛时期，员工超过1300人，被外国传媒誉为“东方的好莱坞”。正当邵氏影业全盛之时，电影受到电视的挑战和威胁。这时方逸华又独具慧眼，建议邵逸夫花钱去竞投无线电视的经营权，结果一举获得了巨大成功。而此举奠定了邵逸夫在香港影视界无人可及的“教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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