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城楼。全世界都瞩目于此。
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庄严而隆重地举行。*强
劲有力的湖南口音神圣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
本日成立了!”
此前,军委三局(我军通信机构)的通信兵们为这一天的到来,
进行了通信保障每个细节的周到准备。*雄伟苍劲的声音通过无
线电波传遍整个世界!这声音宣告一个旧社会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
来临。
接着,大典秘书长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
一位站在毛主席身后的名叫苏冶的通信兵,和所有人一样为中国
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激动,但他多了一份别人没有的紧张和压力。他
的手也因这种激动和紧张而渗出了热汗,因为毛主席将在世界人民面
前使用他和一个战友的一项技术发明:用电钮升国旗。苏冶听到大典
秘书长宣布的议程,立即上前一步,将一个遥控电钮递在毛主席手中。
毛主席神采奕奕,表情庄重地按动电钮,在*广场上所有人的翘
首以待中,遥控电钮顺利启动旗杆下的马达,自动将一面长460公分、
高338公分的五星红旗徐徐升向明净的天空。
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起,广场喇叭里响起了雄壮激扬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无线电波首次把国歌送遍五湖四海,送上九霄云外,
送入每一个翻身作主、激动不已的中国人民心中。
此时,苏冶注意到毛主席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一代伟人已情不自
禁。突然,毛主席发出一声赞叹:“升得好哇!”此话通过扩音器回
荡在广场。霎时,广场上一片欢腾,群情振奋。苏冶理解主席的话有
两层意思,一是感慨中华民族终于升起了自己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二
是褒奖通信兵设计的遥控升旗十分先进。心潮澎湃的苏冶已泪湿眼帘。
国歌
一个有国籍的人,对本国的国歌一定不会陌生。在一些特定的场
合,听到国歌就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力量的涌动,精神的昂发和情感
的倾泻。
但你会一字不差地唱完国歌吗?我说,我不会,你也未必就会,
如果不是经历一次不应有的尴尬,我不会想到关于国歌的话题。
前不久,我为一家远在澳大利亚的朋友送行。朋友一家三口均系
澳大利亚籍华人,7年前朋友留学澳洲,随后妻儿举家同迁墨尔本。朋
友出国之初,他儿子仅仅降生3个月,在不到一岁、还不会说话时就已
随母亲赴国外陪读。这次朋友带七岁的儿子第一次回国探亲,却能操
一口流利的汉语,自然是其父母的刻意传授。朋友说,为了母语不至
于在儿子身上失传,他们对外说英语,家里一概说汉语,而他孩子的
中文名字,就叫小华。
小华和我玩了一会儿游戏之后,突然提出要和我一道唱歌。我问
唱什么歌,他不假思索地说:“唱国歌。”
我说:“你们澳大利亚的国歌我不会唱,中国的国歌你又不会唱,
怎么办好?”
他闪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说:“我说的就是唱中国的国歌,国
歌是我唱得的一首歌。”
我颇感意外和怀疑,一个在还不会说话时就出国在外的孩子,能
唱这支融中华民族之魂、民族之气、民族之神的大歌?然而,随着童
声的响起,我不得不信。“叔叔,我们一起唱。”在小华的邀请下,
我们开始了二人小合唱。我小声地唱了三句之后,嘴里竟冒不出原本
十分熟悉的词儿来,不得不合着节拍转为哼唱那雄劲、激扬的旋律。
小华不断地将我的军:“叔叔,唱词儿,唱词儿呀!”他从头到尾唱
完了国歌,而我在旋律中偶尔掺加两句还没忘尽的歌词,却也不是错
了,就是混了。
我羞愧难当。
我惊异小华能把国歌唱得如此熟练而且情绪饱满。我从朋友口中
得知,在别的孩子学儿歌的时候,小华学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小华在澳洲上幼儿园后,有一次,幼儿园要举行
歌唱比赛,规定曲目是3首澳大利亚儿童歌曲。小华喜欢唱歌,嗓子有
歌唱家的雏形,如唱规定的曲目获奖希望极大。但小华在父母的支持
下却一再要求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幼儿园的阿姨既惊讶又惋
惜,说唱中国国歌大家听不懂,是获不了奖的。而小华非常坚决:
“不获奖也要唱!”比赛之前,父母帮他做了认真的排练。比赛那天
父母都去了,不仅仅是去听儿子唱一首歌,而是去听儿子在异国他乡
的舞台上唱祖国的国歌。小华颇“奶油”的稚声中注入了几分刚劲,
几分明快,几分激昂,把国歌唱得既孩子气甚浓,又大人味十足。小
华尽管没有获奖,但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就连那位说唱中国国歌
听不懂的阿姨也一边鼓掌,一边大声地说:“中国男孩,OK!”我相
信,这位阿姨虽没听懂,却看懂了,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娃,从血液
到肌骨不都是“中国造”吗?“中国品牌”的人种,国歌就写在他的
脸上,刻在他的心里,流淌在他的血液之中!
服装的革命
50年来,中国人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是服装。
把服装的变化称作“革命”并非小题大作。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
人,大概都没有忘记,中国公民穿衣服,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50年代风行列宁装和“苏联大花布”,那是我们谦虚而虔诚地向
“老大哥”学习的标志,“老大哥”也太不仗义了,“苏联大花布”
1尺缩2寸,吃过亏上过当的老一辈人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吃了人家
的亏,还硬是不敢叫苦,我们的物质实在是太匮乏了,我们的国力实
在是太脆弱了。
60年代,“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一出,黄军装开始在社
会上走俏。尤其是年轻人,以穿“黄”为荣,托亲告友,弄不到军装
也要弄顶军帽戴戴。我的家乡有一位农村姑娘,订亲时非要婆家给买
一套*穿的那种黄呢子军装不可,她是从年画(照片)上看到的。
老公公四下里打听,哪里也买不到,最后来到武汉,见到卖衣服的店
就钻进去问,卖不卖林副主席穿的那种黄呢子衣服?营业员都笑他。
他的行动引起了民兵小分队的注意,遂把他抓起来盘查,幸亏他是三
代贫农两代要饭,才没惹出大的麻烦。到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
时候,社会上男女竞穿工作服。男不男,女不女,老少不分。
一个民族连穿衣服的自由都没有,还会有思想和情感的自由吗?
其实,中国人穿衣服捉襟见肘,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太穷了。*
期间,布票和粮票就等于是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中国与日本恢复邦
交正常化以后,从日本进口了大批化肥,那种化肥袋是尼龙布的,上
面印着“日本尿素”的字样。精于俭约的农村人发现日本化肥袋可以
做衣服,又便宜,又结实,正合贫困者的消费胃口。怎奈求大于供,
一般人很难弄到。于是,农村传开来一首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
八毛钱买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染黑的染蓝的,
就是没有社员的。”现在回味这首民谣,你是可笑呢?还是心酸呢?
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百姓,能弄到一条“进口”“尿素服”,可
是打心眼里往外高兴呢!
贫困决定了中国人穿衣只能满足于遮羞,御寒尚未尽人意,哪还
谈得上美化?真正可悲的是,我们曾一度以此为荣。
国门打开以后,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被现代文明冲击得稀哩
哗啦,首当其冲的便是服装。于是占统治地位的灰、蓝、黑及“军用
黄”形成的色彩定势乱了阵脚;中山服、干部服、中式便衣溃不成军,
西装、茄克衫、牛仔服、运动衫、旗袍、T恤衫、太子裤、休闲服……
和平共处,各领风骚。
说来有点滑稽,十年动乱结束之后,最先参与“服装革命”的,
不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社会名流,而是那些无业、待业或不务正业
的毛头小伙和黄毛丫头们,他们大胆地把牛仔服、喇叭裤引入我们的
视线……80年代初我在中学当老师,我一看见班上十几个穿喇叭裤的
男女同学,气就不打一处来。忍无可忍之际,我亮出了“红牌”,把
“喇叭裤”全部赶出教室,勒令他们:不换装就禁止入校。当时,在
社会上,牛仔服、喇叭裤成了痞子的“身份证”,整个民族都不能接
受他们。然而,十几年后,我也穿上了牛仔服,感觉挺不错,味道好
极了。
告别清一色的服装,首先要告别清一色的思维。穿衣的变化,实
质上是中国人生活观念生存状态发生巨大变革的最生动体现,这难道
不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吗?
服装革命最先从广东、福建一带沿海城市兴起,因为,改革开放
最先给那儿的人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也提升了他们的精神欲求,
在满足温饱之后,他们开始追赶世界服装潮流。一个时期内,南国俊
男靓女的服饰成了中国青年竞相仿效的时尚。站在服装潮头的是少男
少女,最缤纷灿烂的是女人和儿童。年轻人穿衣不仅注意季节的变化,
而且充分展示个性,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全凭个人兴趣。中老年人也
不再满意那呆板的款式和单调的花色,买衣服挑挑拣拣,刺激得一些
服装厂家变着法子适应他们。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说法:“越老越俏”。
思想上的解放,经济上的改善,犹如两个轮子,推动社会向文明
和现代化挺进。从特定意义上说,服装新潮与否,是一个地区开放水
准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人爱美,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摆脱
了“左”的思想禁锢,走出贫穷的阴影,一天比一天鲜活起来,服装
色彩越丰富,社会越美好,服装款式越多样,社会越文明。再过50年,
正是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之日,你只要看看中国人的服装,就会
明白,我们的民族进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期待着那一天早
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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