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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文学社邀了几位爱好文学的朋友在某个酒吧聚聚,就是在那里,我遇见了小薏。
初冬的日子里走进大学的校园,总让人觉得是踏在钢琴的黑白键上,每一寸的步伐都伴着依稀隐约的节奏,时紧时舒。那时,冬天还刚和校园西边的梧桐打了个照面,景致也还算不得凋零。小薏说我有女人的灵气,一看就知道有,便尾巴似地跟住了我,要我陪她说话。
坐在那间挂着牦牛头的酒吧里,我说完一则往事。小薏的脸上带着千篇一律的微笑,手指划着咖啡杯的边缘,调匙在托盘里发出的“嘶啦嘶啦”的呻吟也变得十分悠扬。她的问题很少,通常只是在我结束话题的时候问一句,真的吗?随后笑笑说,你是不会骗我的。她喜欢听人讲充满幻想的故事,树上飞行的鱼、蓝天里飘摇的翅膀,以及有关《圣经》上林林总总白色、红色、灰色的传说。黯然的灯光洒了一地。
我对小薏说,自私的人是可耻的。她说,自私的人是可爱的。我说,你错了。她说,错是必然的。她告诉我,朋友送了她一只双肩包。粉红色的表皮在阳光下的反射率很高,形态别致得背着它就像背着一瓣花萼在东奔西跑。我没有吭声,只是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采磨菇的女孩。
聚会很快就散了,深夜里的电话铃像一只触电的麻雀,在耳朵背后留下一道伤痕。我捂着被灼痛的耳朵去听,没有人说话,我静静地等着,小薏的声音便像种子发芽一样钻了出来,谈一谈,好么?我侧身看了看那个大红的电子钟,黑暗里它正火一样地燃烧着。午夜两点。
大学校园有时就像个粉红色流言的温床,常常一觉醒来就会发现昨天故事的主角今天已另有人选。在我认识小薏后不久,我的周围就充斥了关于她的风言风语,听说她爱上了同班的一个外地男生,并且义无反顾地在校外租了间屋子和他住在一起。我偶尔也在学校对面的自由市场上碰到过他们几次,男孩子又瘦又高,很斯文地推着车,小薏则带着一脸没有卸尽稚嫩的老练,从菜贩子手里接过鸡蛋西红柿,还有几块深褚色的鸡血。天边那轮红得没有一点热气的夕阳,让我在那些冬日的黄昏,从小薏快乐满足的脸上捕捉到一丝阴影。
当那个很冷的冬天过去了一半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诗人。在好几个社交场合,我都看见腼腆的他不得不一次次地举起酒杯说一些俗气的劝酒辞,他身上的俊逸儒雅像是圣诞节打折的滞销商品,在红红火火的背景下竟无人问津。私底下他苦笑着对我说,诗人除开写诗,还必须做很多其他的事,浪漫并不能当作饭吃。
那个午后,我挑了个光照条件不错的阶梯教室,阅读诗人的第二本诗集《承受与表达》,封面上那帧黑白肖像里温善的眼睛,在暖暖的阳光下传递给我一份挣扎而不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有着适中的个子、宽阔的肩膀、厚实的胸膛。看着这样一个男人穿一件紫、黑、灰三色交织的宽松毛衣,用低缓而性感的声音介绍各国经典的广告设计,真是件赏心悦目的事。我隐隐觉得,小薏是在有些矫枉过正了。临分别的时候,小薏说她正打算写一篇小说,她给自己定下的时间是一个月,希望我能陪在她身边,因为她需要鼓励。
在那一个月里,我注视着小薏背对着我不停地努力,她勤奋笔耕的样子像是久溺的人把头扬出水面快乐地呼吸,痛快地享受着纯净氧气带来的舒畅。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执着地追求一样东西,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像蒲公英的种子一般,有点随遇而安的味道。一个月过去了大半,小说还未完成三分之一。我骑着单车去找她,告诉她今年第一场大雪可能会拖至年底,她静静地、直直地看着水龙头漏下的水滴,脚边的水渍闪着岁月奇异的光。很久以前,她曾把大把大把的照片浸在这里,等着它们烂掉,据说自此以后,这个龙头里流出的水便有一股氯化氢的气味。
一如我所预料的,那个冬天的雪来得迟了些,可毕竟还是来了,下得不紧不慢。我与小薏分处两地,不约而同地call对方。我不失时机地介绍她听莫扎特的《C大调朱庇特交响曲》,我听见电话那头她开心得笑出了声,仿佛断线的珠子活泼泼地抖落一地。我一直在听,她说。我想,她是懂我的。
我终于看到了小薏写的我认为是看的小说,孤艳地立于一家刊物的头版,几万字的空间,用一种她从前全不谙熟的叙述方式,解决了很多表面和实质的迂回曲折。但我不太喜欢那个故事的结局,女孩子在被爱情抛弃之后又反过来抛弃了爱情,我相信有些东西是会永远根植于心的,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愿不愿意。
冬末的最后一个雪天,小薏邀我同往参观一位日本人的摄影展。展厅中央,小薏站在一位老妪的巨幅照片前,掰着手指数着对方额上的抬头纹。我远远地看着她,觉得青春实在是一个好东西,让人有机会也有资本调整自己。
屋外的雪静静地,静静地飘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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