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讲的，只是传奇民国女谍里的几个，她们的故事像历史日记本里夹着的花草标本，流年冲淡了它的颜色，冲淡了它的气味，历史的细节一点一点被剥离掉，像是秋天来了，树叶离开了树枝。不过幸好，树的形状还在，筋骨还在，精气神还在……它们默默地埋在历史沉积层里，一年又一年。
共党的“人工窃听器”——沈安娜
沈安娜的传奇之处在于举重若轻。
在国民党机要部门卧底的十几年里，她左右逢源，从未暴露，最后全身而退，动作干净利落得让人击节。
作为科班出身的速记员，沈安娜一分钟两百字的记录速度，让她在录音笔缺失的年代迅速上位，打入国民党的各大会议室，成为我党的“人工窃听器”，不动声色地把情报据为己有，转手南传，使得我方在战争中占尽主动。
在机关里，写写画画的速记员，无疑是小人物，可对于情报工作来说，耳听八方的速记员，则是按住对方脉搏的重要人物。胆大心细，让沈安娜的速记之路走得顺风顺水。
她17岁与中共党组织接触，19岁入速记学校学速记，20岁打入当时的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当速记员，22岁因为为人正派、业务过硬取得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朱家骅的信任和好感（后来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23岁在朱家骅的帮助下，“特别入党”（指入国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任机要秘书，听尽国民党高层会议，变身我党搜集国民党情报的“小雷达”。
看沈安娜的照片，她无一例外都是在笑，不是大笑，而是浅浅的、嘴唇微张、脸颊露出两个酒窝的笑。她像一朵橙色的太阳菊，算不上绝色，但却充满活力，浑身透着机灵劲儿和俏皮劲儿，人见人爱。
在国民党壁垒森严的机关里，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方便工作，沈安娜是不抢眼的小侍从：在情报战场上，在历史舞台上，她却是抢戏的大花旦。
1939年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资深速记员沈安娜担当速记工作，她坐在离蒋介石三四米远的桌子旁，埋着头，只听不看，不动声色地弄到一大批第一手情报，为我党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立下汗马功劳。
1943年，指导“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宋美龄，经常要发表演讲，身怀速记绝技的沈安娜应邀全程陪同，该记的记，该外送的外送，两份工作她都做得干脆利落，宋美龄满意，我党也满意。
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沈安娜担任记录员。
1946年3月、6月，国民党高层的军事会议，沈安娜都亲临现场，蒋介石下令不让记的话，她就用心记，散会之后再用笔记录下来，传递给我党。
蒋介石大概从未注意过这个“低眉信手匆匆记”的“沈小姐”。这个叫“沈安娜”的江苏女孩，也的确像江南的水一样，温柔伶俐，她不是《红岩》里怒斥反动派的江姐，她就坐在反动派身旁，低着头，微笑着，甘当配角，为他们服务。对于她来说，笔尖到处，即是战场。
与其他披荆斩棘、出生入死的女间谍比，沈安娜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无可取代的但又不扎眼的岗位。作为打入国民党心脏的女间谍，“党国”的纸醉金迷她尝过，“党国”的腐朽没落她亲历过，但她绝不留恋，14年卧底，血雨腥风都未曾动摇她的信仰。1949年4月，沈安娜接到上级指示：不必随国民党南下了。
这种胜利的告别几乎可以被拍成一幕电影。可能是在漆黑的夜间，也可能是在微亮的黎明，金陵城的梧桐树叶虽刚新绿，但梅雨将近，整座城市一片飒然。沈安娜提着麂黄色的小皮箱子，穿着旗袍，外面套着绒线外套，脚上穿着浅跟皮鞋，走起路来，鞋跟撞击在青石板上，“嗒，嗒，嗒……”我们只能看到她轻倩的背影。
她忽然停了一下，她身后的镜头慢慢地越拉越大。沈小姐转了一下头，微微笑了笑。这是潇洒的笑，如释重负的笑。一个没落的蒋家王朝在她身后，渐行渐远。
各种传奇女间谍的原型——黄慕兰
在众多女间谍中，黄慕兰是最有明星相、最有范儿的一位。
首先，黄慕兰生得好。出身湘中名门的她，天生一副明星相，皮肤白，鸭蛋脸，眼睛大大的，笑起来顾盼神飞，如此标准的美女，走到哪里都是焦点，气场强大，这是她天生的优势。
其次，黄慕兰参加革命早。她敢闯敢拼，少年成名，是中共早期的妇女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1926年，年仅19岁的她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我们党刚刚成立五六年，还处于幼年时代。作为中共早期少有的女党员，新女性黄慕兰（那时她也叫黄定慧）的胆识十分了得，北伐前夕，她在武汉，决然地把自己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的革命事业中去。在革命者普遍年轻化的20世纪上半叶，黄慕兰很快在革命队伍中拔尖，1927年3月8日，武汉举行庆祝妇女节大游行，国共两党名流纷纷到场，在包括宋庆龄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注下，不到20岁的黄慕兰主持了大会，风头无双。在1920年到19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流行一种“时代女性”的形象，她们长得漂亮，能力强，和男人一起，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地投入革命，但她们又很容易受伤——革命上的“伤”，感情上的“伤”。
这类“时代女性”当然是男作者对女革命者的“美丽想象”。不过，这种文学想象，在形成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原型。类似黄慕兰般漂亮的女革命者，成为文人们截取写作素材的对象，也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据不完全考证，郭沫若的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身上，多少有黄慕兰的影子，而茅盾书写时代苦闷的“蚀”三部曲中的几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女性，也有照着黄慕兰塑造人物形象的嫌疑。她想不出名都难。
更何况，这样一位少年成名的奇女子，做起工作来，又是那样胆大心细，收放自如。1931年4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在上海闸北被捕，幸好他当时用的是化名，身份没有暴露。4月21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这个中共历史上最大叛徒提供的“情报”，足以毁灭上海所有的党支部。
十万火急，关向应危在旦夕。周恩来找到黄慕兰，希望她出手相助。黄慕兰不负重望，通过其密友陈志皋（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的父亲陈其寿走上层关系，救出了关向应。也巧，1931年仿佛注定黄慕兰要大显身手。6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即将调往江西中央苏区前夕，于上海法租界被捕，他随即“交代”了情况，致使与其同住的周恩来深陷险境。黄慕兰在与丈夫一起喝咖啡时无意中打探到了“某共产党大头子”被捕的消息，在与潘汉年一起分析情况后，确定被捕的人就是向忠发，她立即把这一情况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帮助周恩来逃脱陷阱。
另外，作为资深美女，又是革命者，黄慕兰有着传奇般的婚恋。她是美女，不乏追求者，而作为革命者，则恐怕少不了为革命牺牲。黄慕兰两样都占全了。她有过四次婚姻。第一次是老家的“包办”婚姻，对方又吃又喝又赌又嫖，结婚一年她就逃了出来。第二次是在董必武和瞿秋白撮合下，与《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官员宛希俨结婚，有点革命夫妻的意思，后来宛希俨在赣南牺牲，俩人育有子女。第三次是她在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时与中央委员贺昌结婚，由周恩来批准，属于典型的革命夫妻，贺昌于1935年牺牲。第四次是与她的“工作对象”——法租界律师陈志皋结婚，俩人有感情，但当时黄慕兰根本没想与他结婚，因为她当时的丈夫贺昌还在苏区，她想去苏区与贺昌团圆而不得，于是在组织的“安排”下，与陈志皋走到了一起。一个是在法租界长大的公子，一个是彻底的革命者，黄慕兰和陈志皋在人生观、价值观上难免有分歧。新中国成立后，陈志皋利用去海外搞贸易的机会定居国外，一去不回，黄慕兰则留在国内，独自挨日子。1955年，黄慕兰因“潘杨案”被捕，出来之后，“文革”爆发，她再次被投进监狱，其间陈志皋从海外托人带信让她去香港，她坚持留在内地，直到1980年才在邓颖超的帮助下得到平反。
与戴笠面对面斗智斗勇——余家英（张露萍）
余家英有一张娃娃脸。眼睛不大，脸颊有点婴儿肥，笑容憨憨的，看上去特别谦和。1937年，抗战爆发后，年仅16岁的余家英在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的指点下，北上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就读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秋天，国民党军统电台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表示愿意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此时，从抗日军政大学结业的余家英正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张蔚林和冯传庆工作的国民党电信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它由美国援建，是个现代化的电信中心，张蔚林、冯传庆二人潜伏在电信总台做地下工作，等于是在国民党的心脏边安了个炸弹。但是，张蔚林和冯传庆搞到情报之后，还需要有人把它传出去，而且，这俩人的工作，也需要有人监督和指导，为了保证安全，他们不可能再去曾家岩。
经过反复考虑，党组织决定派余家英去重庆做情报工作，直接领导张蔚林、冯传庆，将到手的情报传出去，并伺机发展新的地下党员。要知道，这一年，余家英才18岁。18岁原本是刚过了花季、爱做梦的年纪，普通女孩都还醉心于漂亮的衣服，似有若无地憧憬着美好爱情，余家英却只身闯荡雾都重庆，打入敌人情报机关内部，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斗智斗勇了。
1939年秋天，余家英拎着不起眼的布包，穿着一身蓝布衫，梳着学生头，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走在重庆高低起伏的大街小巷。她住在牛角沱的平房里，对外，她是军统电台工作人员张蔚林的妹妹，叫张露萍。重庆的雾给日常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但它也为这座当时的陪都增添了些许神秘感。其实，“张露萍们”搞情报工作，就像在雾中前行，双方都在打太极，寻出路，斗智斗勇。所幸的是，敌在明，我在暗。刚开始，余家英的情报工作进展得还算顺利。1939年秋到1940年冬，重庆军统电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等重要情报，像一条条胖头愣脑的大鱼般源源不断地落入南方局的情报网。一次，由于“张露萍们”的情报及时，戴笠密派去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的“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即被抓获，美式电台也成了我军战利品。
情报的屡次泄露促使戴笠提高了警惕。1940年4月，余家英向组织申请回成都探望瘫痪在床的母亲。与此同时，张蔚林却因为一只烧坏的真空管，被与其向来不和的监察科长肖茂如抓住大做文章，并被关进禁闭室。心慌的张蔚林以为身份败露，沉不住气，从禁闭室出逃，直接奔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躲避。张蔚林无谓的出逃给其他地下情报人员带来了严重威胁，南方局随即安排冯传庆去延安。冯传庆渡江之后，被埋伏的特务抓住。与此同时，戴笠假冒张蔚林的名义给余家英发电报，上书“兄病重望妹速返渝”。余家英接到电报后立即起程回重庆，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
下属的失误，导致余家英苦心经营的情报网毁于一旦。可是，身在狱中，余家英依然没有放弃斗争，她让张蔚林用50块大洋买通看守，把情报传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致使戴笠的抓捕行动再次落空。
1941年3月，余家英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1945年6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余家英等7人一同杀害。牺牲时，余家英年仅24岁。
搓着麻将搞策反——陈修良
1946年4月，南京城迎来了一位并不起眼的中年女人。她单眼皮，高颧骨，面无修饰，衣着陈旧，看上去跟南京城里普通的市民没什么两样，甚至，因为她很少与人交往、聊天，而显得特别木讷。她说她是从淮安过来到南京做生意的，是一个叫朱启銮的男人的“姑妈”，姓张。张姑妈来到国民党的帝都南京后，仿佛也没做什么生意，她平时很少出门，偶尔在警察遍布的南京街头走走，也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
在“侄子”家住了一阵子，张姑妈又搬去和一个叫金展辉的女人住，她们俩人都没有固定职业，整天晃晃荡荡，也不知道在搞些什么东西。又过了一阵子，张姑妈似乎有了新去处，四处漂泊、衣食无着的日子大概不好过，她再次“投亲”，跑去南京一个叫“武学园”的地方，住进南京兵工厂技师柏炎夫妻的家里，做起了柏家的“姑妈”，每天就是带带孩子，烧烧饭，不读书不看报，这位姑妈解释说她斗大的字都不认识一个，是个标准的旧式妇女、老文盲。
第二年秋天，这位柏家姑妈再度“离家出走”，搬至南京着名的湖南路，做起了林征夫妇的“姑妈”。她依旧说自己是文盲，依旧不与人交往，喜欢静，喜欢独处，与世无争。但是这第三次的“姑妈”生涯，也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
1948年，这位淮安来的“姑妈”似乎发了一笔横财，瞬间从一名不识字、无工作、少言寡语、不善交际的中年女市民，变身为华德电料行的股东——坐吃股份的老板娘“张太太”。成了张太太之后，这位曾经的“姑妈”脱去了旧式朴素残破的衣服，穿上锦缎旗袍，不变的是她依旧安分守己，依旧缺乏文化素养，她的所有兴趣，仿佛都只是聚焦在饮食男女、家长里短这些人生最基本却又在战争年代显得那般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作为股东，她却很少来柜台，即使来了，也一副甩手掌柜的架势，账单、报表一律不看，只和女店员东拉西扯，说些鸡毛蒜皮的家常小事，甘之如饴。大家都知道，张太太“胸无点墨”，从不关心国家大事，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瘾上来了恨不得通宵夜战。谁也不觉得这个不起眼的、生活方式略显颓废的、没有头脑的淮安来的女人有什么不对劲。
可正是这个“寻常”的女人，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在“白色恐怖”的南京城，策反了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副署长汪维恒，并通过他弄到了许多秘密情报，直送延安。国民党南京轰炸大队飞行员俞渤，在张太太的“规劝”下，于1948年12月16日晚9时起义，落在燕子矶的巨型炸弹把蒋介石吓得不轻。就连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重庆”号巡洋舰，也在张太太的运筹帷幄中，由舰长邓兆祥率领官兵起义，从吴淞口出发，开往解放区烟台。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张太太一身素色旗袍出现在第八军团三十五军军部门口，面见何克希政委，共同庆祝胜利。
张太太在南京三年，搓了一年多麻将，顺带把国民党的帝都闹得天翻地覆。她的真名叫陈修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的女市委书记。
“叛逆之女”——宋维静
宋维静仿佛总爱“逆行”，是标准的“叛逆之女”。实际上，1910年出生的她，算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如果放到整个“五四”的大环境中，我们就不难理解寨维静的叛逆。从“五四”成长起来的革命女性有个特点，就是非常浪漫，也非常勇敢，那是个大时代，那个时代里的人仿佛都充满了力量，上下求索，遇到南墙，非得撞倒了、走过去才罢休。
1927年春天，广州城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右派四处捕杀共产党员，是年12月13日，广州的苏维埃政权陷落，14日至19日便有5700多人道屠杀。宋维静正是在这年1月加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照寻常人的眼光来看，宋维静是“误入歧途”。她的父亲参加过同盟会，是广州禁烟署的专员，宋家在广州有钱有社会地位。作为宋家的千金，宋维静不是没有别的出路。可她毅然出走，南下香港寻找革命组织，并于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可早期革命者的热血却没有停止沸腾。宋维静出走那年才17岁。
1930年，宋维静被广东省委派往东江苏区工作。1931年5月又被派往上海妇委、救国会外语学校工作。1930年11月，她受党组织委托，以“表妹”的身份，去上海龙华监狱探访被捕的温健公。温健公比宋维静大两岁，也是广东人，入党比宋维静晚一年，曾赴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在上海成立留日学生救亡会。年纪相仿，又是老乡，并且同走在革命道路上，宋维静和温健公的恋爱，并不出人意料。出入意料的是他们恋爱的时间和地点。在上海龙华监狱，感情像一株牵牛花，隔着监狱的井字形铁窗，瞬间攀上俩人的心头。套句俗话，这叫“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一见钟情”还经住了时间的考验。1936年，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智谋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夫妻档革命家干得风风火火。1938年，在一架日军飞机中，温健公不幸罹难。宋维静要求组织公布温健公的真实身份，但出于统战工作的考虑，上级没有批准。这是宋维静唯一一次向组织提要求。
温健公去世后，宋维静没有消沉，继续为党工作，虽然屡陷困境，但她终不改初衷。延安整风时期，她被错误关押，“文革”期间，她被诬蔑为特务，再次入狱。可她对党对革命的信仰始终没变。没有温健公的日子，宋维静有过多次再婚的机会，可她都一一婉拒，始终坚守内心的那份革命年代培养起来的感情，直到去世，整整63年。
鲜为人知的女谍——英茵
英茵是个烈女子，她只活到25岁。而这25个年头，大致跨越了从五四到抗战后半段，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风云突变、英雄辈出的一段。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里浮沉，英茵的人生虽短，却像一束冲上天空的烟火，瞬间绽放，浓烈，绚烂。作为接受正规现代学校教育的五四时期女学生，英茵身上有种冲劲，这种冲劲从石评梅、庐隐等人身上也可以感觉到。家庭的衰落使得英茵的生活变得艰难，但同时，也给了她自由。她需要谋生。从北平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英茵报考来北京演出的上海明月歌舞团，并凭借姣好容貌和艺术才能中选，南下黄浦江边，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欲魔》《健美运动》《武则天》，大气的北方女子英茵稳扎稳打，成为上海滩声名渐起的新星。1936年，英茵进入明星电影公司，并很快得到机会，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先后在《十字街头》《压岁钱》《梦里乾坤》《赛金花》等影片里扮演重要角色，并辗转于上海、重庆，为抗战出力。
表面上看，英茵在战火中收获了爱情。平祖仁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八一三事变后，赴上海做地下工作。他与英茵相遇，一见如故，他们经常坐在公寓朝南的小室里，谈文学、人生、艺术，四周茉莉花香弥漫……不过此时，平祖仁已经结过婚，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他和英茵的相爱，完全源自精神上的相知。俩人一直以男女朋友的身份相处。
1941年4月，平祖仁夫妻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接到电话，一方面迅速展开多方营救，一方面还不忘去平祖仁家，抚慰吓得手足无措的佣人和无可依靠的孩子。面对残忍的76号魔窟，英茵的营救最终没有结果。在1942年1月8日，平祖仁死于日寇枪下。英茵强忍悲痛，领回平祖仁的尸体，将他安葬在万国公墓。
1942年1月19日，日本侵略缅甸，《申报》记者去英茵的公寓探访，她住的是法式风格的克莱门公寓，对面是上海跳水池，中间夹着个小广场，英茵跟记者说她在生病，要吃药。当晚9时，英茵入住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间，她用烈酒混合，吞下大量鸦片和安眠药。晚饭过后，有人听见708房里有痛苦的呻吟，大约夜里零点30分，服务生和领班打开房门，发现英茵躺在床上，不省人事。被送进宝隆医院后，英茵深度昏迷，20日凌晨3点，经抢救无效，去世。
如果英茵就这样离去，她的人生仿佛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只是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为男友殉情的故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英茵在服毒之前，留有一封遗书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遗书写得非常晦涩：
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医药葬费，我想可能够了。
英茵1月19日
直到1946年春，人们才弄清楚英茵遗书中的“因为……”指什么。原来，平祖仁当时是上海对日情报站负责人之一，英茵为其手下重要干部。英茵常常借口“见男朋友”，不断奔波于重庆、上海之间，其实这是她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而有意制造的掩护性烟幕。
事实上，英茵的谍报人员的身份已经被日伪发现。他们查到至少有七件重大谍报案涉及英茵，其中五件是她乔装舞女或妓女，诱骗日伪人员到预定秘密地点由谍报人员予以处决。资料表明，至少有九名日寇及汉奸以上述方式被暗杀。正因如此，英茵不断地受到日本宪兵的盘查传讯。为了像平祖仁那样“使工作秘密永不泄露”，她以死相抗，服毒自尽。英茵遗书中的“因为……”是她担心日本人找麻烦而故意隐约其词的。当时，陆洁看完遗书就烧掉了。
英茵死后，日伪报纸以《殉情》为题大肆宣传，以掩盖其罪恶的嘴脸，当时，很多人就此相信英茵为男友服毒殉情。再加上英茵机智，富有侠骨，唯恐死后连累他人，因此在遗嘱上只字未提这帮汉奸特务的恶行。这一切使得英茵自杀的真实原因被埋藏多年。
着名作家郑振铎当时仍留在上海，他是此事的见证人。抗战胜利后，他在《蛰居日记》一书中，写了一篇《记平祖仁与英茵》，但关于他们的英烈事迹迄今仍鲜为人知。
有人说曹禺的话剧《日出》中陈白露的原型是英茵，这种说法听上去似乎也合理，两个女子都是演员，日常生活多是交际，陈白露也住酒店，最后也是自杀，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曹禺的《日出》创作于1936年，这时候英茵刚进入明星电影公司，崭露头角，而且，英茵和陈白露完全是相悖而生的，英茵反抗强权，反抗日寇，宁死不屈，而陈白露却甘愿沉沦，看不到早晨的太阳。
英茵是《大公报》、辅仁大学创始人英敛之的女儿，英骥良的妹妹，英若诚、英若识、英若聪的姑姑，英达、英壮、英宁的姑奶奶。电影《声》上映的时候，英达说：“《风声》算是向我的姑奶奶致敬的片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