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作者：王开林，原题：荣辱得失漩涡中的章士钊
“文革”之初，章士钊未能识透毛泽东的机心，对国家主席刘少奇未经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罢黜即沦为阶下囚，他深感不解，写了一封长信给毛，专为刘少奇讲情，居然也未曾惹得领袖不悦，你说他的运气是不是太好了？毛泽东还破例回了一封信，解释道：“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抗战期间及其后，章士钊的官调已低落下来，他与蒋介石缺少共同语言，倒是与蒋介石的天敌毛泽东结有夙缘。
1920年代初，章士钊看在同乡好友杨昌济的面子上，资助两万元光洋给杨教授的乘龙快婿毛泽东。毛泽东将这笔钱一分为二，一半用作蔡和森等人旅欧勤工俭学的路费，另一半则用作自己回湘革命的活动开支。章菩萨的这笔钱全被毛用在锋利的刀刃上。1946年秋，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一次湖南老乡的聚会中，章士钊在手心写一个“走”字示毛。
这样牵系安危的关爱使毛泽东满怀感激。
1949年，李宗仁主持风雨飘摇的南京政府，两次派章士钊北上与中共和谈。章士钊辨形势，识时务，认定国民党气数将尽，便留在北平，改弦易辙，参加新政协会议，策动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同年5月18日，章士钊与邵力子联名致信李宗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今既主客之形不同，强弱之势易位，中共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论情无所谓不平，在法亦惟有顺受。
天演家言，适者生存，鼎革成事，不取反咎。今日国民党之不适，与中共之应取，岂不如十日并照之明。于此犹必以国家为孤注，人民为刍狗，不忍于政权一日之得失，甘犯穷兵黩武之罪名，对人恕道全失，对己后祸莫测，岂非大愚不灵之甚者乎！”他的立场已完全站在中共这边。嗣后，毛泽东打下江山，不忘章士钊的大恩，决定每年以自己的稿费偿还2000元给章士钊，以10年为期偿清昔日积欠的“本金”，而“利息”更为丰厚：“文革”期间，章士钊免受若干炼狱之苦，红卫兵将抄去的东西很快璧还。要不然他风烛残年，挨打受气，是不可能活到90岁以上高寿的。“文革”之初，章士钊未能识透毛泽东的机心，对国家主席刘少奇未经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罢黜即沦为阶下囚，他深感不解，写了一封长信给毛，专为刘少奇讲情，居然也未曾惹得领袖不悦，你说他的运气是不是太好了？毛泽东还破例回了一封信，解释道：“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从这件事上，我们很容易看出章士钊的书生气，在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的时候，他敢于以衰老之身站出来说上几句公道话，此老身上颇有古遗直之风，难得！
1971年，章士钊的半生心血——《柳文指要》(研究柳宗元的大部头学术著作)，虽不合时宜，居然也得到毛泽东的青睐，特许由中华书局出版，冲过康生布设的万丈“火墙”。当时，类似的“学术幸运”，以中国之大，只有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享受了，真不知是可喜抑或可悲？1972年，周恩来将这部代表“文革”时期最高学术造诣和成就的著作郑重其事地赠送访华的友邦总统尼克松，让他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化，但没过多长时间，“水门事件”东窗事发，也不知尼克松在焦头烂额之际是否抽空瞄了几眼中国的汉文书。
梁漱溟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采访，谈及章士钊，他说：“(我)中学的时候很佩服的是章士钊……后来到了北京，我就很喜欢亲近他。很佩服他之后，我又失望。怎么失望呢？因为这位章先生，他比我岁数大了许多，是个很有才的人；多才他就多欲……我很失望，很不喜欢。虽不喜欢，一直到他九十岁的时候我还和他来往。”梁漱溟以圣哲自视，他仅从评判私德的角度瞧不起章士钊的所作所为，但并未评价章的政治事功。
挟其私智，章士钊半个多世纪旋进旋退于英才、志士、名流、学者、军阀、政客、奸雄之间，有幸得跻高位，终于无所兴作。我想，他在荣辱得失的漩涡中，也该有不少为国谋强、为民增福的想法，可惜失于空疏或陈旧，不为大家所认可，正是“名满天下，而天下无一人以事业许之”。(王森然《章士钊评传》)章士钊竭力想成为政治家，却事与愿违，他终究还是学者本色。其实，撇开政治上的东食西宿不谈，他丰富无比的人生体验足以令世人艳羡不已，单从这一点说，他活得够本。但命中注定，他缺少事业的龙骨和支柱，又终生处于潮涨潮落的剧变时代，及至回首，亦只能感叹“廉颇老矣”了。(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