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坚持了十四年，势力扩及十八省，达到了旧式农民“革命”的新高潮，涌现出一批农民革命领袖，其《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诸文件的理论水准也似乎达到了农民起义的巅峰，甚至还进行过一些社会制度方面的试验性实践。中国古代农民的生活境况一般可用“水深火热”来加以概括形容，历代的农民起义确实是被残暴的统治者逼出来的，在无法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只能揭竿而起，遭受的苦难叫人同情，在起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也令人起敬，然而最后只能起到改朝换代工具的作用。一般都把原因归咎于农民阶级的局限，其实在起义队伍中不断出现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其实践中表现出的文化模式并不仅仅代表农民阶级，深层次问题是整个传统文化的局限。
洪秀全早年所著《原道觉世训》受基督教启发，编造出世界划分为“皇上帝”和“阎罗妖”两大“正”、“邪”阵营的对立和斗争的图景。起义首领创立拜上帝会组织自然代表“皇上帝”，清朝统治者则为“阎罗妖”，太平天国革命就为“除妖安良”、“斩邪留正”，其发布的一系列诏旨、诰谕、条例，就是神圣的“天法”，民众必须无条件服从。伴随起义及其政权建立而兴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洪秀全精心编造了一个上天受命，下凡救世，宰治天下的神话。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上天见上帝，上帝赐宝剑、金玺，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由是“朕是太阳”，是真命天子。为了使人们相信其所编造的谎言，与其他首领一起用诏书、布告、公文、会试出题、对《圣经》的批解，编写启蒙教材，做礼拜宣讲等各种方式，大张旗鼓地进行着广泛深入的宣传。
洪秀全既然是神，天王的国为天国，天王的口为天口，天王的言为天言，理所当然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人都要绝对服从。同时，将一切敌对和不合他们口味的人物、政治、文化，极力加以妖魔化，凡不合造反需要的话语统统叫做妖言。洪秀全不仅自我神化，还神化他的儿子。宣布把幼主过继给耶稣，兼祧二宗，“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这样“代代幼主上帝子”，以保证天王的继承权不旁落他人，防止臣下僭越篡权，从而建立起万世一系的家天下王朝。所以，洪秀全的上帝绝不是西方社会的“平等博爱”之梦，而是向西方借了一个上帝观念来作为农民起义的王权思想理论基础，把基督教改造成完全适合中国传统王权统治的怪物(或可称邪教)，太平天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
所以，天朝是个痴迷的王权主义实践群体。洪秀全始终以“朕”自称，摆在皇帝的位置之上，宣扬自己是“万岁君王”、“万民之主”，重视君臣之道，“总要君君、臣臣”，重新拾起三纲五常那一套，向臣民灌输绝对服从的忠君观念，提倡盲从与奴性。臣民遇天王必须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君臣之礼繁琐，已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帝王。当然，这家天下王朝的巩固也必然要付出昔日战友之间互相火拼厮杀的残重代价，天京洪、杨、韦内讧，使二、三万天朝战士刹那间倒在同胞的血泊之中。这类悲剧其实并非偶然，而是其内在的王权主义文化传统主导着的农民政权运作逻辑之必然后果。
太平天国把平均主义理想贯彻到广泛的领域，广西金田起义之初，领袖们的表现也还差强人意，后又颁发《天朝田亩制度》，描绘了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而实行的主要是取消私有财物，一切缴“圣库”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它实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有制经济模式的翻板，绝非代表历史的进步，表面上是平均主义，实际上为领袖主宰。由是，农民成为天王的农奴，全国民众都成为王权的服役者。有关制度曾在天京等地推行，先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所有财产归公，一律实行供给制。接着是废除家庭，实行男女隔离，集体化军营生活，虽夫妻、母子不得相聚，夫妻同宿，也视同犯奸，治以极刑。再次是废除商品货币，禁止贸易往来。当时战争频仍，敌人封锁，粮源不继，几个月就出现了粮荒，令“一概吃粥”，违者立斩，前后死者无数，人民不堪其苦，逃亡不断。这种荒唐的“共产”实验闹得几乎不可收拾，不得不在半年后宣布废止。
同时，革命领袖们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宫殿、王府金碧辉煌，珠玉、宝器不计其数，妻妾成群、宫女众多……特别是天王，几乎是据国库为私藏。后期忠王李秀成王府之阔，财产之巨，令人瞠目。当时，太平天国封王竟达二千七百多个，可以想见民众在怎样的禁欲与苦行中煎熬，供养着这么一群奢淫的特权利益集团。而太平天国等级之森严，上尊下卑，比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森严的等级制与绝对的平均主义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上演着轮番交替的角色，两者貌似对立，其实都统一于王有制经济文化形态之下。由于没有私有制经济及相关法律文化的有力支撑，缺乏对真正的平等理论深切的了解，常常把平均认作是平等。中国人走不出富与贵分离，富与贵斗争，在较为平等的机制中按劳取酬的社会格局，一直徘徊于森严的等级制与绝对的平均主义之间。
天朝用严刑峻法维护等级特权，刑罚制度比清朝更为严酷。洪、杨诸首领，口含天宪，对部下和百姓可以滥施淫威，动辄斩首，甚至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五花八门，并无定制。对各类异己分子的惩处更是严酷，镇压除拜上帝教以外的一切“异端邪说”，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基本视为“妖物”，一路焚书砸庙直到南京。占领南京后，大开杀戒，凡满清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贩大贾，乃至一些知识分子，或杀头或办罪，许多人不堪凌辱和被杀，就举家自杀，整个南京城一片血腥。后期禁书焚书几乎走火入魔，天朝的文化管制空前绝后，甚至由于赌博、吸洋烟、饮酒、私藏金银剃刀、夫妻同宿、私学妖书、辱骂长官等，都能立时身首异处，其刑罚之残酷程度，已无理性可言。总之，其所采用的王权独裁制、后宫选妃制、官僚等级制、残酷刑事制……都与任何王朝政权在实质上毫无二致。
后期，在香港生活七年的洪仁玕来到南京，由于其特殊经历，思想方面的确超越了其他领导人的狭隘眼界，其《资政新篇》提出“立法制”、“禁朋党”，要求“教法兼行”、改革酷刑，及一系列有关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改革措施。然而，其主张在太平天国没有引起共鸣，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践，因为此政权当时已病入膏肓，再好的良药已经作用不大。加上他自己不可跨越的文化局限，即他要求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许多主张，都基本建立在为太平天国巩固王权统治的基础之上。更不可原谅的是，他担任过教会牧师，对基督教已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但是他怀着“报知遇之恩”、“竭力效忠”的赤诚之心，不惜歪曲基督教义而对其族兄洪秀全进行神化、美化，编造、宣传天父上帝下旨的神话，论证“天王是太阳能照天下”，幼主亦是“太阳”……喋喋不休地宣扬君主专制主义、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特权主义。
这场表面上轰轰烈烈，骨子里依然在传统文化范畴中运作的“革命”，尽管已经渗入了一些近代先进的思想文化因素，但结果却还是一幕不堪回首的悲剧，对江浙一带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巨大破坏是很难估算且无法弥补的。为什么中国人民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进行的“革命”斗争，到头来却几无进步可言？这场革命到底是为了谁？农民(包括其他平民)与官僚地主之间虽然也可看作存在阶级对立，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王权主义影响，没有任何契约平等、权力制衡的历史文化基因，这些传统社会与农民阶级本身许多局限，其起义的目的并非是建立一个带有阶级妥协、平等权利，乃至有权力制衡机制的新政权，而只不过是用暴力消灭旧的官僚统治集团，自己取而代之。一旦权力在手，没有任何制约，最后同样重复出现利用手中的权力依然压迫底层的农民和平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农民起义并非是一种为了本阶级整体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而主要是一种集团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争夺皇帝宝座的斗争，广大民众只是被利用的工具。
可以说，不管你的出身是什么阶级，一旦掌握了没有制约的独裁权力，就往往会走向残暴的专制统治，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很自然的演进逻辑。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便是进入了唯一只懂得君主专制统治模式的狭隘文化视野之中，没有像样的制衡权力的历史传统，不存在相关的文化素质，形成“有权就有一切”的社会机制与政治传统。所谓起义首领蜕变的问题，其实是普通人性与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后的历史必然。农民起义目的虽然是推翻旧王朝，但他们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制度来反对；虽然也揭露皇帝贵族的罪恶，但并不知道需要反对王权主义，不懂得需要废除君主专制统治。暴力革命或许能推翻旧政权，但决不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