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
田家英与陈伯达是在延安认识的。当时有一个中央政治研究室，毛泽东兼主任，陈伯达是副主任，田家英为该室经济组后为政治组的研究员。陈写了几本书，田曾帮助他搜集了很多材料。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搜集资料的工作十分困难。书写出来以后，陈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却问田家英：你做了什么工作？这件事使田很寒心，对陈的为人也有所认识。
全国解放后，因工作关系，田家英与陈伯达接触很多，因而比别人更了解他。陈有一副伪善的面孔，装得诚实、谦虚，其实作风霸道，心地褊狭，爱贪别人之功，又善于诿过于人，内心深处藏着野心。田家英早就看出陈伯达的这些品质，说他是伪君子，小人，野心家。陈伯达写的东西，别人提不得不同意见。谁在毛泽东那里作出工作成绩，受到赞扬，他都不能容忍。田家英因长期受毛泽东重用，成了陈的一块心病。1955年，根据毛的提议，重新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为主任，胡绳、田家英为副主任。陈对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研究室的工作全靠胡、田主持。1962年以后，毛泽东对田逐渐疏远，陈伯达乘机向毛泽东“告状”，说田家英“独断”，“大权在握”，他陈伯达对研究室不能管，管不了，等等。这纯属诬陷。当年在研究室主持工作的胡绳和许多在研究室工作的同志都可以证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可惜，毛泽东听信了陈的谗言，并且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这样说了，田受了不白之冤。不过，背后“告状”一类的小动作，终究摆不到桌面上来，田当面或者在电话中质问陈，陈张口结舌，支支吾吾，好久说不出话来。田家英秉性耿直，是一个不吃暗亏的人。当年许多人怕陈伯达，田却不怕他。陈因为理亏，对田无可奈何。由于长期积怨，他对田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文革”伊始，机会已到，陈伯达首先发难，急急忙忙于5月9日(请注意：这是《五一六通知》发出的前7天，田家英被宣布停职反省的前13天)，跑到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后身)去点火，鼓动揭发田家英。一次不够，又去第二次。当时任研究院秘书长的柴沫(在延安时曾为毛泽东管理过图书)，因与田关系较好，也被株连，受到陈点名批判，说他走田家英的门子，在研究院搞“秘书长专政”等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田家英另一个危险的敌人是江青。江青以其特殊身份而自恃，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生活养尊处优，为人心狠手辣。她的历史，田早有所知，她的种种现实表现，他更是看不下去。田家英不趋炎附势，更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和态度，他对江青的憎恶和鄙视，不会不被她察觉。在江青的眼里，田家英是一个难以折服的因而是不能相容的人。她一有机会就对他落井下石。1962年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而受到批评，江青第一个(在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给田家英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1966年春，关锋告密，就是在江青的策划下，采取诡秘的方式进行的。
1966年5月，大动乱开始了，面对陈伯达、江青这两个掌握“文革”大权，受到毛泽东重用，长期藏在共产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威胁，在被宣布“停职反省”的巨大冲击下，田家英选择了他的同志和朋友不希望他选择的道路。他当时的心态，表达在头天晚上对夫人董边讲的几句话里：“我是江青、陈伯达诬害的。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在他留下的遗言中，最后的两句话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时隔不到15年，陈伯达、江青一伙，终于得到他们应得的“恶报”，被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和死刑缓期2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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