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头子戴笠
(本文摘自《撰写民国特务笔记：四大特务档案》)
蒋介石对戴笠的情报才华十分满意，渐渐授予他一些重要的任务。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戴笠受命从徐州出发，先后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解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各集团军的动态，然后回到南京向蒋报告，为蒋介石送去了大量有用的情报。
1.离间唐生智队伍获蒋重视
戴笠原本已经做好了多方面打入敌人内部的准备。他从未到过华中、华北地区，对这里地形人情不熟悉，很怕一不小心犯了什么禁忌，命运殊难逆料。谁知道奉系军阀及北洋军阀残余的各级将领大多都是老粗，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政治头脑，当初都是靠着两把菜刀和一颗杀人不过头点地的雄心出来闹革命的，很容易就在戴笠的谎话下对他产生了信任。他们一个个轻信谣言，戴笠在其中挑拨离间、借刀杀人，轻易就让不少军官之间产生了误会甚至决裂，动摇了奉系的统治基础。同时，因为那些大老粗也都贪图小便宜，好讲江湖义气，戴笠靠着送礼送钱、结拜巴结等办法，成功地策反了部分军官，在奉系内部埋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
就是利用了老军阀这些弱点，戴笠跑遍华北各省，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此蒋介石对戴笠的才干更是看重，甚至亲笔提写了“艰苦卓绝”四个字鼓励戴笠。而深谙人情事故的戴笠并没有居功自傲，他只是时常把蒋介石的墨宝拿出来展示，以显示蒋介石对他的重视和嘉许。
其实戴笠何尝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奖赏计”？只是他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蒋的示好，并且学会了这种笼络下属的办法，同时对蒋表现出自己不二的忠心。这种种精通人情世故的表现都让他逐渐成为蒋介石身边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离间唐生智的军队，策反周伟龙的任务也落到了戴笠身上。
1929年冬，河南信阳天寒地冻，烈风呼啸。整座城市士兵林立，戒备森严。冰冷的气候仿佛把城市里的气氛都冻僵了，没有人敢大声说笑，没有任何欢乐的气息。有的只是城门口严密检查进城者的警卫和路上匆匆赶路的行人。
一个公子哥儿模样的人和他的仆人坐在一辆人力车上，塞给门卫几个银元，混入了信阳城。这两人便是乔装的戴笠和他的副官贾金南，两人驱车直奔周伟龙的府邸。
周伟龙从信阳军事指挥部开会回来，一路都在沉思。有情报传来，说蒋介石的情报人员正在信阳活动，唐生智在城内悬赏银洋10万元活捉戴笠。周伟龙也是黄埔第四期的学生，和戴笠私交甚好。但是从黄埔出来后，周伟龙一直就是跟着唐生智骑马打仗，受了唐不少的恩德。如今因为局势变化，他这个蒋氏门徒竟然要和蒋介石站在敌对的位置上，他的心情十分复杂。
回到家中，侍从递给他一张名片说：“报告营长，有位叫做东方白的先生在您的书房等您。”
听了这话，周伟龙又惊又喜，他拿过名片看了看，马上吩咐道：“叫茶房立刻奉茶，准备晚饭，东方先生是我的至交，一定要用最好的东西款待他。”
侍从答应了退下。周伟龙大步向书房走去，边走还边喊道：“东方兄，我可真没想到你还会来看我。”他走进书房，看到一个人正端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报。他明显听到了周伟龙的声音，却没有立刻站起来迎接，而是依旧举着报纸挡着自己的脸。
周伟龙出于兴奋，并没有警觉到什么。他关上门，转身之后却一下子愣住了，手不自觉地就放到了佩枪上。
戴笠笑吟吟地站起来，摊开双手表示自己没有带武器，然后大方地走到周伟龙面前说：“好久不见。”
周伟龙的手握在佩枪上微微发抖，他的手心已经开始冒汗，这在他这几年的戎马生涯中是从未发生过的。他盯着戴笠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戴笠轻松自若地耸耸肩说：“听说唐生智花10万银元买我的人头，我就是来送我的人头的。”
周伟龙怒斥道：“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自己送上门来。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宪兵营，外头都是要抓你的人。你竟然还敢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你这不是找死吗？”
戴笠轻蔑地一笑说：“亏你也敢自认是蒋校长的门生。难道黄埔出来的还有怕死的吗？”
周伟龙一时语塞，手也从枪上松开了。
戴笠听压低声音对周伟龙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先总统孙先生领导辛亥革命以来，群雄并起，军阀林立，国无宁日。民心所向皆是天下统一。蒋校长继承孙先生遗志，决心铲除列强，统一中国，顺乎天理人情民心，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你我都是校长门生，本就应该团结起来，助校长完成大业。不能形如散沙，心似乱箭，找不到归属的方向啊！”
周伟龙听了这话，浑身发抖。虽然是寒冬腊月，但是他头上却有豆大的汗珠往下滚落。
戴笠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说：“周兄，你也知道蒋校长素来器重黄埔的学生。我来之前，他亲口向我许诺，说如果有学生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他一定不计前嫌，加以重用。当然，你也可以押着我去见唐生智，领那10万银元的赏金。我戴笠绝不会记恨在心，毕竟1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路都在你面前，走哪条，你可要想清楚了。”
周伟龙心里一震，说：“戴笠老弟你看错我了，我周伟龙岂是贪财之人？你放心，我保你这趟平安无事地出去。回去之后请转告校长，周伟龙永记校长栽培之恩，愿一生追随校长左右，尽忠报国。”
戴笠点点头，面上露出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狡诈笑容。
不久之后，在周伟龙的活动下，唐生智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纷纷倒向蒋介石，周伟龙也按照戴笠的指示，和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师第一旅接上头。唐生智的队伍人仰马翻，兵败人散。1930年1月9日，唐生智被迫通电下野。
戴笠带着叛变投蒋的周伟龙来到蒋介石的行宫，等候他的召见。
这次行动，蒋介石对戴笠是格外满意。在他心目中，也是对特务工作越发看重。继郑介民成功策反桂系部队之后，戴笠又帮他除去了唐生智这个心头大患，可谓是捷报频传。蒋介石不由得面带笑意，端起一杯酒递到戴笠手上，当众称赞说：“雨农搞情报真是万无一失啊。”
戴笠听到这话，兴奋地挺起胸膛。他知道能得到蒋介石这样一句夸奖，就如同得到护体宝剑，从此可以在周围一群对他虎视眈眈的侍从、参谋中一雪前耻、扬眉吐气了。
2.晋谒张学良平定东北军
9月18日，东北奉军首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一改中立观望的态度，宣布拥护蒋介石。12万东北军的主力入关，向反蒋联军进攻。奉军的拥护使得战势豁然开朗，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等人见到双方实力出现悬殊，也都纷纷投靠蒋介石一边。其他杂牌军更是迅速易帜，转而向反蒋联军开火。看到这种情况，反蒋阵线中石友三率先投奔张学良，晋军也背着阎锡山各找门路，向蒋介石示好。反蒋联军分崩离析，终于在蒋介石的内外夹击下彻底失败。中原大战爆发七个月之后，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宣告失败，通电下野，桂系退回广西，中原大战结束。
东北易帜，结束了新老军阀混战的局面，促成了国家的和平统一，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东北的野心。当然，通过和平易帜，张学良保住了东北集团的地盘和军队，达到了分治合作的目的，并增强了他的权力基础。
大战结束后，张学良进驻平津，收编晋军，主持华北地区的政事，权重一时。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拉拢张学良，也为了掌握新奉军内部的情况和思想动态，特命戴笠作为自己的代表赴北平晋谒张学良。
这个任务对于戴笠来说简直是一桩大肥差。当他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了这些年之后，终于开始能够以比较荣耀的身份和地位开始正式的外交活动了，这也意味着他的工作能力和成就都已经得到了蒋介石全面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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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头子戴笠
带着兴奋和骄傲的心情，戴笠踏上了拜谒张学良之旅。尽管这次行动非常容易完成，戴笠依然不敢懈怠，认真花费心思做了研究。因为自1928年6月，原奉军指挥官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之后，张学良子承父业，被东三省议会推选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可以说是有实权在手，并不需要依附其他派别。但是他却选择了拥护蒋介石。并且中原大战正是因为他的拥护，才使蒋介石迅速奠定了胜局。对于他，蒋介石可以说是又感激，又猜忌。他担心新奉军此行另有目的，说不定是先假意归顺，帮蒋介石平定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再企图从蒋手中分一杯羹去，坐享渔翁之利。因此蒋介石要派戴笠去而不是仅派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就说明了蒋介石在正式会面的礼节中，还暗藏有刺探、搜集情报等不可告人的企图。而戴笠正是他实施阴谋最好的助手。
戴笠到了东北之后，并没有直接去见张学良，而是先从他的部下和亲友中进行活动。
戴笠选择接近的对象是张学良警卫旅的团长吴泰勋。吴泰勋年仅十九岁，但是戴笠通过调查，知道他的父亲是前黑龙江的督军吴俊升，1928年的时候和张作霖一起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张学良和吴泰勋同病相怜，于是和他拜了把兄弟，关系密切。
这个吴泰勋出手大方，好交结朋友，在华北一带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被人称作五爷。他认识的人既有地痞流氓、黑帮头子，也有上层社会名流。他平时也是花天酒地，常在青楼妓院流连，这刚好和戴笠的所好不谋而合。因着这“有艳福同享”的情谊，两人也结拜了兄弟。吴泰勋也把王天木、裴级三、李志一等人介绍给戴笠，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了他在北平安插的亲信，另一部分人则直接进了戴笠领导的特务组织，成为了他手下的资深特务。这些就是后话了。
张学良知道戴笠是蒋介石的亲信和私人代表，本来就对他敬如上宾。再加上吴泰勋的美言，不由得对这个人更多加几分好感。
戴笠终于踏进了张学良的行馆，此时距戴笠初到北平已经过了一个多礼拜。在这段时间里，戴笠的收获可以说是不小。他通过吴泰勋的关系认识了黎天才、关吉璃、王卓然、王以哲、范崇谷、冯庸等东北军将领及上层社会人士，获得了关于东北军的第一手材料。此外，他还将张学良亲近的随从打点了一番，笼络了许多人心，也安插了不少自己的眼线。
所以在他见到张学良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九成的把握。就算张学良不是全心投靠蒋介石，想要在背后动什么手段，他也有办法全身而退。可是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张学良完全没有私心，一会面他就正大光明地上来握住戴笠的手，真心实意地说：“我已经听说你很多故事了，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已经有这么多非凡经历，结识这么多非凡的人物，我真是钦佩啊。”
戴笠谦逊道：“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既无救国之器，又无治国之才，无非是跟随着蒋校长，聊效犬马之劳。哪比得上张大帅家传深厚，文武全能，能够顶住外敌的压力，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种魄力和胆识实在是让在下佩服至极。我来这之前，校长就经常对我夸起你的才干，他说：‘若我军中得一学良，一统中国之日速至也。’我到现在亲见了张大帅，才知道校长所言非虚。更想不到堂堂一任大帅竟然如此平易近人，雨农真是如沐春风，感念不尽。”
一个是在锦衣玉食的环境中被精心培养长大的公子哥，一个是底层社会出生、善于察言观色的小滑头，两人竟然怀着惺惺相惜的心情，一拍即合，很快就结成了莫逆之交，在这之后到西安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对蒋介石一直是忠心耿耿的。而戴笠和张学良也始终保持了良好的私交。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对戴笠孤身救主的勇气也是赞许有加。
看着戴笠源源不断送回来的东北军内部情报和他所精心设计编织的平津情报网，蒋介石大为欣赏。从此，蒋介石把对付东北军的任务基本上都交给戴笠处理。这也加强了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3.成为复兴社的创办人
1931年的深秋，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三省，国家陷入存亡的危急关头。举国上下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都是义愤填膺，而国民党内部又各怀鬼胎，蒋介石感觉到自己的统治已经陷入了风雨飘摇的深渊。有一天，他忽然召集了他的亲信黄埔系学生开会，看着十几个得意爱将，蒋介石并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烟，喝茶，陷入沉思中。
当时在场的除了戴笠，还有贺衷寒、康泽、邓文仪、郑介民等老牌特务，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出声。现场除了偶尔的咳嗽声和茶杯和桌面磕碰的声音，静得让人烦躁。
贺衷寒自诩是黄埔的老大哥，就率先发言：“校长这次叫我们来，是为了什么事呢？”
蒋介石依旧是沉默。邓文仪忙接口说：“我们既然在校长身边，自然就应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怎么能问校长有事吩咐才出现呢？”
贺衷寒看邓文仪一眼，冷笑道：“你是校长的好学生，校长的心思就你最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了。”
邓文仪正要还嘴，蒋介石忽然一摔杯子骂道：“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人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说完蒋介石就拂袖而去，留下一屋子的人又惊又怕，也不敢离去，只是留在会议室里抓破脑袋揣测蒋介石的意思。
康泽看了一眼戴笠，在这些人中，戴笠资历最浅，但却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侍从之一。他看着戴笠沉默不语的样子心想，说不定这小子已经悟出了什么门道。
康泽问：“雨农，你对校长今天的训话有什么想法？”
戴笠连忙回过神来，恭敬地说：“我跟在校长身边最短，完全猜不到校长的心思。似乎他现在的情绪很焦躁，希望我们能够出个主意或者做点事情为他分忧。诸位老大哥是怎么看的？”
康泽看了他这种样子，戒心也松弛下来，很实在地说：“校长一贯做法就是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不直接下命令，而是用骂人的方法逼着手下人猜出他的想法，迎合他的意图。我们大家回去还是再都想想，校长希望我们如何行动吧。”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召集大家开会，依然是把所有人骂了一通就散会。
这一次大家都不敢再拖延了，绞尽脑汁都要把蒋介石的意思给猜出来。
邓文仪想了半天，说：“前两天校长给我一本《墨索里尼传》，要我看完传阅下去。”
戴笠心中像忽然亮起了一盏明灯，立刻有数了。他曾经听唐纵说过墨索里尼是意大利的一个特务组织的首领，他依靠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一部分军人，建立起法西斯组织黑衫党，在国内进行独裁统治。蒋介石所希望的当然也是像墨索里尼那样，能够在中国建立起铁杆的独裁政权。而他所想要依靠的，当然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黄埔系。再加上今天来的全都是黄埔学生，蒋介石的心思也就昭然若揭了。
戴笠打定主意，却仍然一言不发。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把蒋介石的心思说出来，那么功劳就会被这些老大哥们占去，抢着向蒋介石献媚。而他则要单独向蒋校长表明，自己才是最明白校长意图的人。
散会之后，戴笠连夜起草了一份建议建立特务组织的计划书，重点在于强化特工力量，用非常手段打击反对“领袖”的异己力量，保卫“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在组织里建立一个专门的特工部门，而且这个特工部门直接向蒋介石负责。他把建议书看了又看，改了又改，想要第二天就给蒋介石送去。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就收到消息，说校长再次召集他们几个人开会。戴笠把建议书带在身上，匆匆忙忙就过去了。
原来戴笠低估了其他几个人猜测蒋介石心思的能力。他们也都连夜看了《墨索里尼传》，想到了蒋介石希望他们能够建立一个特务组织的想法。邓文仪更是直截了当地向蒋校长许诺，说只要黄埔系的学生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实现蒋校长的愿望。于是蒋介石命令再次召开会议。
可是习惯了抢好献媚，大家又在蒋介石面前发生了争执，这个人说特务组织应该这么办，那个人说特务组织应该那么办。蒋介石看着混乱的会场，大发雷霆。马上会场上就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贺衷寒竟然泪流满面地说：“目前时局虽然困难，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可以克服困难。”
一语既出，大家都纷纷附和。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叹了口气说：“你们怎么可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又要闹矛盾。算了，你们试试也可以。”
话说到这里，大家就开始组织讨论如何把组织建立起来的问题。因为当时与会者的统一制服是黄埔军校的蓝色军装，所以该组织便被称作“蓝衣社”。戴笠看时机不到，还是没有把建议书拿出来和大家讨论，而是想着单独面呈给蒋介石批阅。可是还没等戴笠找到机会，蒋就又面临着第二次下野的危机。
但是戴笠仍不死心，他相信蒋介石还有重新上台的一天。在他和胡宗南的交谈中，他也不只一次地谈到自己对蒋介石的信心和倚赖。他让胡宗南无论如何也要把他这份心意告诉给蒋介石，自己愿意为校长出生入死，全心全力维护校长的领导和统治。
胡宗南感慨地说：“雨农你这份心思，相信校长一定会明白的。你放心，我这次前去溪口，一定替你在校长面前多美言几句。谁让我们是拜把的兄弟，我有什么好处，当然不会少了你那一份。”
戴笠感激地抓住胡宗南的手，重重地摇了一下。仿佛他们两人的命运也在这一掌之中，牢牢牵系住了彼此。
局势的控制没有超出蒋介石等人的预料。在他下野没有多久，接替他出任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孙科、汪精卫等人，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命令张学良在锦州一带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可是，他们却无法调动唯蒋介石之命是听的中央军前去增援，张学良也对他们非常冷淡。结果，锦州很快失守，东北军全部撤进关内，东三省遂悉数沦陷。到此时，国民党内反蒋派别大概才意识到，经过多年经营，蒋介石的地位与影响力已难以撼动。
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复出了。他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自己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的这种安排，虽表面上看起来使权力有所分散，但至关重要的军权依旧掌握在他手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为了进一步加强他的集权统治，防止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反蒋势力，蒋介石加快了建设与强化特务机构的脚步。“复兴社”终于在各方不同目的的驱动下，颇费周折地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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