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第一科有三十八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团以上领导。他们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也是中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黄永胜等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人平有伤疤三处。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数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了二百万银元之巨。
红一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经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成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三两个军团。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始建于1936年6月1日，这是毛泽东为即将全面展开的抗日战争准备干部力量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按照中央的规定，各军团从军团长到连排基层干部，都必须在红大进行轮训，以求充分利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的有利时机提高红军自身的战略战术水平。毛泽东希望红大能办成第二个“黄埔军校”，为此，他挑选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来担任红大校长。林彪也常以“校长”之誉而自勖。
红大校址最初设在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县城。
就在这场突袭事件中，林彪有过一个因惊吓过度而偶尔失态的插曲。这件事是罗瑞卿讲的。他的女儿点点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
由于陕北红军和地方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敌人突然袭击了瓦窑堡。第二天，父亲随林彪到瓦窑堡的后山去观察地形，看看我们有没有收复瓦窑堡的可能。
袭击瓦窑堡的敌人部队大部分都是陕北人，是很熟悉地形的，他们隐蔽得很好。父亲他们估计到这一点，在接近敌人的时候就很小心地弃马步行。但是狡猾的敌人还是远远地发现了他们的行动。“噼噼啪啪”，一排冷枪打过来，父亲大吃一惊。这倒不是因为敌人突然打枪，而是他看见林彪随着枪声仆倒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他想，糟了，一定是林彪负了伤。他就赶快向林彪靠拢。
他还没有爬到林彪藏身的地方，忽然又听见林彪在大声地喊，那声音又尖厉又凄凉，完全变了腔，又走了调。细心分辨，才听出林彪喊的是“校长要马呀，校长要马呀……”这时候，父亲还以为是林彪真负了伤，走不得路才大喊要马。
可是，把马牵过来，目标更大，更危险。父亲拉着林彪往回走，几个警卫员也闻声赶来架着林彪往回撤。直到林彪爬上马背，大家才明白他一点伤也有。
红大进驻保安城地，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破窑乱洞外，到处是野草乱石，遍地是羊屎马尿。当地一首民谣这样唱道：
保安穷山窝，
破洞比房多；
菩萨比人多。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林彪带领他的学员——那些身经百战、备尝艰辛的红军指挥员们，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生活。
红大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于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绝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骨干。他们分为三个科。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
第一科有三十八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团以上领导。他们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也是中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黄永胜等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人平有伤疤三处。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数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了二百万银元之巨。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正是他的特殊魅力，吸引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被毛泽东特许，来红大采访林彪。
埃德加·斯诺是进入共产党、红军控制的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斯诺笔下的林彪是个什么形象呢？
腼腆好羞，擅使计谋诡术以及和毛泽东保持着无以言喻的亲密关系。这，就是林彪给斯诺留下的深刻印象。
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道：
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替他们唱一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一关。
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场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战士所经历过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悬额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
还有一次，斯诺采访林彪时，毛泽东在座。交谈中，斯诺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脱下了长裤，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找虱子，随随便便，毫不在乎，没有一点难为情的神色。倒是林彪看到斯诺惊异的目光，十分窘迫。斯诺由此发现，林彪和毛泽东具有类似学生与导师的关系。
至于林彪的机警和韧劲，斯诺更是难以忘怀。在林彪那儿，他遇见了进入红区以来第一次也是公有的一次尴尬场面：
我到达后不久，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关系都知道得太少了，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两百多个学员集合起来听我讲“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著名英国作家——本书作者注)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竭才穷。
1936年10月，斯诺离开保安。他称誉为“热情”、“执著”的林彪校长带领所有红大学员为他送行，这使他深为感动。
1937年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仍由林彪担任。这年夏天，由于林彪的疏忽和失误，抗大发生了一起震动保安的学潮。
1937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以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都在抗大第二期学习，因此抗大便成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中心。抗大提出了诸如“懋功会师后南下正确还是北上正确？”“西路军为什么遭到严重失败？”等问题供学员讨论。
可是，对于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和思想斗争，身为抗大校长的林彪却十分漠视，采取超然于外的态度。连张国焘本人也奇怪地说：“林彪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