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旧址
19世纪70年代，晚清自强运动深化，到了“求富”层面。其标志性事件则是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
轮船招商局是自强运动中开办的第一家民用企业，其官督商办，打破了晚清洋务企业纯粹官办的格局；首采股份制，也多为后世称道。
但是，恰恰是“官督商办”这一产权模糊的体制，使得招商局民间资本最终无法逃脱被官僚体系吞没的命运，上演了一场晚清版的“国进民退”。
逝：沙船业主王永盛的穷途末路
1862年夏天，上海沙船业元老王永盛陷入了烦恼之中，他的一名船工刚刚吞下毒药，跳水自杀。这位素以厚道而饱受赞誉的船老板，因为此事而陷入了汹涌的道德审判当中，“为富不仁”成了他的代名词。
但王永盛也有自己的无可奈何。
沙船运输业在道光、咸丰年间一度空前繁荣。自北往南输运大豆，自南往北输送漕粮，月余往返一趟，一艘沙船一年可以往返七八次，获利颇丰。上海港最盛之时，有沙船五千艘，水手十万余人。
但自1842年《南京条约》及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中国诸多港口对外开放，西方轮船的涌入，迅速将中国传统的沙船客货运输业逼到了溃灭的地步。无论是速度、载重、安全性，还是价格，传统的沙船都不是西洋货轮的对手。不过四五年光景，上海港的沙船已锐减至四五百只。黄浦滩上搁浅着成千的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朽腐。
王永盛的船队也毫不例外地一路颓败下去。没了生意，还接连沉没了几条大船。自杀的那个水手，几个月没有活干，家里揭不开锅，又有病在身，欠了几十两银子的债。王永盛早上心情恶劣，吼了水手一顿，孰料他转身就寻了短见。
其他的船主们也都和王永盛一样绝望。硬件、软件都无法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官府出面交涉。船主们聚在一起议论，一致推举王永盛带头去向官府呈文，恳求官府与洋人交涉，将大豆、漕粮的生意划归中国沙船专营，外商不得插手。
呈文里的一段话打动了时任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呈文里说，如果沙船业破产，不仅仅是十余万船工失业的问题，还可能激起民变，进而朝廷的漕粮运输线也可能被破坏。李鸿章将呈文转给总理衙门，极力推动此事，但却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处碰了钉子。威妥玛当场拒绝，声称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须全部由清政府负责。
事情不了了之，作为“安抚”，清廷减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饷银”和三成的“捕盗银”，但终究是杯水车薪，仅靠朝廷的漕粮运费一项维持整个沙船业早已力不从心。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了上海，更多的西洋商轮涌入中国，沙船业的境况雪上加霜。
其间，总理衙门也曾饬令内阁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筹议解决漕运危机一事。结果得到了三种建议。一是修复运河，恢复河运；二是修复所有废弃的沙船，继续维持海运；三是朝廷增加沙船业的漕运运费，以挽救濒临破产的沙船业。
三种建议都遭到了李鸿章的反驳。李说，即使竭尽全力，运河运输能力不过每年十万石，于漕运大局无补；明明有便利的海运条件，非要耗费巨资去修运河，岂不是疯了？修复沙船，至少需要支银三千万两，还需修建容量万石以上仓库四百余座，朝廷哪里有这么多钱？增加沙船漕运费，救得了一时，却非长久之计。
曾国藩也陷入了深度的矛盾当中。早在1867年，容闳就曾建议他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以挽救漕运。但站在曾国藩的角度，维稳却成了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他的回复是：“承运漕粮……在沙船为常业，非万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图。”他担心的是，太平天国之乱刚刚平息，民心未固，一旦朝廷发展轮船，十余万沙船业主和船工水手失去生机，会酿成大规模民变和暴乱。
但沙船业终究是到了穷途末路。1872年3月，总理衙门再度致函曾国藩、李鸿章，询问采用轮船承担漕运一事，希望他们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一个月后，曾国藩溘然病逝，事情完全着落在李鸿章身上。多年以后，李鸿章仍将开办轮船招商局一事看作自己事业上最璀璨的一次成功：“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伤：轮船招商局的“国进民退”悲剧
出发点是很好的——“强兵”之后需“富国”；但结局是很遗憾的——自1872年创立，到1949年终结，七十七年间，轮船招商局产权反复变化，总跳不出官僚资本与民间商业资本之间的吞并与反吞并游戏(本文叙述止于晚清)。
【官商合办时期：无民间资本敢入股】
1872年8月，招商局第一个正式章程《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程》出炉，明确规定了企业的性质是“官商合办”。
按照章程规定，户部拨款二十万串制钱作为开办企业的本钱，“以示信于众商”。但是，没有明确商股的权利与义务，更没有涉及公司具体的股权分配问题，且有招商局由官方管理，官方只收取官利，不负责盈亏责任的明确规定。
这成了招商局初期招商不利的重要因素，胡雪岩等巨商均对投资招商局不感兴趣。
到本年12月，招商局不得不进行首次改组，重拟《招商局条规》二十八条，明确强调了华商股份的权利，凡有股份者都能享有分红。同时，再次强调了官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对政府收益的维护。
【官督商办时期：招商局赢利颇丰】
为打破招商不利的局面，1873年，李鸿章派买办商人出身的唐廷枢和徐润主管招商局事务，试图引入完整的西方管理模式来运作企业。唐、徐二人提出“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要求剔除官办因素，按照“买卖常规”招募股份——此前，唐曾批评过招商局的“官商合办”，可谓一针见血：“商人只有出钱的义务，却没有经营的权力。生意赚了还好说，做赔了可找谁去理论？”
唐、徐的要求获得李鸿章认可而写入新的《招商局章程》后，商局股票转而深受私人投资者的欢迎，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招商局的运营方针，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改为“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
这一方针的变化，既是民间商业资本在招商局内部占据上风的表现，也体现了近代中国民间资本在与外商资本竞争上的信心——将公司的主营业务放在客货运载上，则必然要与外国轮船公司发生激烈的竞争。此后，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均多次针对招商局发起商战。在一干熟悉近代西方商业运作规律的“买办股东”的通力合作下，旗昌公司破产，太古、怡和公司则被迫三次与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