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画像
乾隆即位后，继续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以巩固国家的统一。这也是乾隆一生中重要的实践活动。他先后领导了10次重大军事行动：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两次金川之役，以及平定大小和卓之乱，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因此，乾隆曾自我总结一生有“十全武功”，他自称为“十全老人”。
准噶尔部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厄鲁特蒙古诸部之一。康熙中期以后，该部崛起，先后兴兵进犯喀尔喀、青海和西藏等地。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康熙、雍正两朝都曾先后对西北用兵。康熙曾三次亲政噶尔丹。噶尔丹被击败后，他的侄子策布阿拉布坦在西北仍然拥有很大的势力，控制了新疆、西藏和青海等地。策布阿拉布坦死后，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续统帅准噶尔部。由于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准噶尔部的进犯活动有所收敛。可是，到了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后，准噶尔上层贵族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乱。在这种情况下，乾隆趁机攻占了伊犁。
噶尔丹策零的外甥阿睦尔撒纳先是向清廷投降，后来又反叛。于是，清军第二次出兵，彻底清除了准噶尔部的反叛势力。
在平定了准噶尔部上层贵族的叛乱后，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公元1757-1759年)，乾隆又进行了平定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宗教首领，大和卓木与小和卓木的叛乱。准噶尔布赫维吾尔部叛乱的平定，使清朝政府直接控制的领土极大地扩展。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政府在惠远城设立伊犁将军，作为“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在乌鲁木齐设都统，统辖塔城的驻军，在南疆喀尔喀什、叶尔羌、英吉沙尔、阿克苏等城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对当地实行军事统治。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理，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湾自郑氏归降后始归清朝统治。来自于本土的移民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开辟了中央山脉以南的大片土地。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及对清朝直接统治的不满，先住民与清政府逐渐成为对立面。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北部的林爽文与南部的庄大田聚众成立秘密反清结社天地会，被强制解散后，林爽文以彰化为根据地，改年号顺天，联合庄大田一起发动叛乱。翌年，清政府派福康安出兵台湾，生擒二人，镇压了反清势力。
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0年)西藏发生内乱，蒙古后裔廓尔喀趁机入侵。清廷派巴忠为指挥官，率军征讨。巴忠为避免交战，力主议和。达赖与廓尔喀达成协定，支付岁币。于是巴忠向乾隆帝报告廓尔喀已降服。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1年)为催迫达赖支付约定的岁币，廓尔喀再度入侵西藏。清廷派四川总督颚辉、四川将军成德出兵讨伐，久战无功。复命大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于青海出兵协同助剿。福康安率军一路直下，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境内，直逼廓尔喀都城卡特曼兹。廓军奋力反击，双方数次交锋后达成协议：廓尔喀投降清政府，按时朝贡。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满洲利亚(今中国东北部及黑龙江左岸沿海州一带)、蒙古、青海、西藏和由准部、回部构成的新疆地区，直接划入了清朝政府的统治范围内。朝贡国北起库页岛、朝鲜，东至琉球，南起尼泊尔，西至帕米尔高原，甚至东南亚的缅甸、越南、暹逻、西马来西亚亦都在清朝的势力范围内。
乾隆皇帝有“十全武功”，在文治方面也值得称道。他十分重视文化，在即位之初，便开始组织学者修史，编纂各种书籍。著名的有《国朝宫史》、《续三通》、《清三通》、《大清统一志》等数十种。到了乾隆中期，乾隆帝决定集中全国的藏书，编辑一步规模空前的丛书，一来可以笼络大批的知识分子，二来可以对民间藏书系统审查一遍。
乾隆意识到，广大臣民和百姓会因为惧怕以文字狱罪而滋生畏惧情绪。于是，他亲自反复进行解释，还以皇帝题词，赏赐图书、《总目》留名等手段奖励藏书者献出家藏秘籍。经过努力，到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超过万种，大大充实和丰富了国家藏书。也就是在这一年，乾隆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出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总裁，副总裁由六部尚书和侍郎担任。许多知名学者也先后被召入馆内，分别担任纂修、校对、整理等职。大才子纪晓岚是这部书的总编修官。加上总纂、总校等大大小小的官员，共有360人，再加上负责抄写和打杂的，先后共组织3800多人。
一个以整理古典文献为主要内容的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开始了。
《四库全书》的命名与我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有关。中国古代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是指从古至今儒家的经典著作，如《诗经》、《论语》、《孟子》等；史，主要是指历史书籍，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子，是指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如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是指文学的总集或专集等。
要编修规模如此巨大的丛书，首先得把书籍收集起来，在完成这一工作之后，乾隆下令，组织学者对社会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为了达到防火、防潮、防蠹、长期保存图书的目的，四库全书馆开馆不久，乾隆便派人专程赶赴宁波，了解已有200多年历史的范氏天一阁的建筑情况，并依照其样式，在紫禁城、盛京故宫、圆明园、热河避暑山庄等处分别建造了文渊、文溯、文源、文津等内廷四阁。
四库全书馆的大小官员、差役不分酷暑寒冬，一方面竭力搜求、挖掘各种书籍，一方面细心抄写、校对。他们从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中把零星的材料一段一段地抄出，拼凑起来，恢复了500多部珍贵的文献。
四库全书馆的官员按前例，进行分类整理，花了整整10年的工夫，到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才编成了一部浩瀚庞大的《四库全书》，这部丛书共收录有3475部书，共有7 9万卷。
乾隆皇帝不惜工本，编成这样一部大丛书，保存了许多珍贵文献，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他处于阶级和民族的偏见，又借此机会销毁了许多图书。按清廷规定，凡是涉及明末清初历史而又不利于清朝的书籍，都被销毁了。甚至宋朝人谈到辽、金、元，提倡民族大义的书，也都被烧了个一干二净。被销毁的书中，有些还侥幸保存了一个书目，当时“存目”的书就有6700多部，93500多卷，没有留下书目而被清廷销毁的书，就无法计算了。
编修《四库全书》，使清朝成一代学风，创一代新学派，人才不断涌现。作为这一事业的主要主持人和开创者，乾隆皇帝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但，在支持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却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和流传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因各种罪名被销毁的图书，几乎跟《四库全书》的收书量大致相等，损失是惨重的，这是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次浩劫。
纪晓岚：祖籍河北省深泽县耿庄村。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中进士，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因学识渊博为乾隆赏识。曾因为亲家两淮盐运使庐见曾有罪，而受到株连被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后召还，乾隆命他为《四库全书》总纂官，至乾隆46年完成，耗时10年。次年擢升为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乾隆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的统一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建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安定，经济繁荣，国库充实，国家政权也出现了清军入关以来空前巩固和强盛的局面。但是，随着盛世的到来，乾隆逐渐陶醉在“盛世圣绩”的歌功颂德声之中。他开始了挥霍无度的享乐生活，在他的纵容和影响下，奢靡之风日长，吏治也日趋败坏，官员贪污，兼并土地的现象日益严重，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广大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乾隆中期以后，清朝的统治虽然已达到全盛的顶点，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据统计，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的30年时间里，总共查办惩处的贪污大案多达21起。可是惩处归惩处，没治到根儿上，这根子就在于奢侈。乾隆本人就追求奢华，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出巡，每次出巡的花费都非常巨大，他效仿康熙帝，先后6次南巡，5次西巡；二是大兴土木，多处建造宫殿名园。这样一来，各级官员就得搜刮民财，因此而造成的贪污案件频繁发生，诸如赈灾款、国库银等都进了各级官员的私囊。
乾隆朝中期以后，实行议罪银制度。议罪银，顾名思义就是议罪罚银，以贪污官员自行缴纳赃银而代替法律行政处罚。意思就是缴纳罚款就免于追究，不坐牢也不受刑。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犯有贪污行为的督抚等各级地方官员及富商。而且，罚款不是按统一的标准，而是按照等级和收入的多少来定，少则十余万两，多则数十万两。很明显，这一处罚对惩治贪官没有任何力度，因为官员贪污行径一旦败露，只需交银认罚，就可以不再接受任何处治。可以保住官职不说，对以后的升迁也毫无影响。因此，贪官们愈发肆无忌惮。乾隆朝前期，贪官还要被发配，到了乾隆朝后期，议罪银制度的出现，使贪污大案频繁发生。
到了晚年，乾隆宠信善于阿谀奉承的大奸臣和珅。
和珅原名善保，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他与弟弟和琳从小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和珅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没有考中举人。同年，和珅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不过，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因颇有才学主管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23岁的和坤被任命为三等侍卫(正五品)，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任御前侍卫的和绅，开始超速升迁。一系列官职列表让人眼花缭乱——先是升任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大臣又兼步军统领。没过多久，又升任崇文门税务监督、户部尚书、议政王大臣，文华殿学士等职务，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
在这些官职中，有一个看似平常但很能捞油水的，就是崇文门税务监督。崇文门税关是京城内唯一的征税关口，负责对来往商旅、官员及士子征税。和绅掌管崇文门税务工作以后，将税务收入供给内务府开销。乾隆朝晚期的时候，内务府已经入不敷出，和绅这样做，讨了乾隆欢心。接下来，乾隆给了和绅两大赏赐，一是赐和绅的长子名丰绅殷德。二是在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乾隆又把自己的小女儿孝公主下嫁给丰绅殷德。
这样一来，和绅和皇室联姻，使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更加稳固，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厉害的是，这时候的和绅兼管吏、户两部。朝中自亲王以下的文武官员升迁调补，都由他说了算。因此很多官员向和绅行贿，和绅也大肆贪污和索贿。官员向他行贿，钱从哪里来？当然不是从自己的俸禄里面拿，还是通过贪污所得，如果贪污败露，再向和绅行贿，求得自保。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作为朝廷第一重臣的和绅给百官树立了一个贪污受贿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和绅执政20余年来，贪污风行，使“时风为之一变”。
对于和绅的贪污受贿专权，以及他任户部尚书以后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先后有两位官员上奏乾隆，进行揭露劝谏。
一次是在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的时候，监察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绅家仆刘全营私舞弊，日用奢华，衣服车马居室逾制。按大清律法，家仆聚财要罪及主人。和绅知道这事儿以后，当即授意家仆刘全，拆改居室，藏匿财物。这么一弄，当乾隆令官员核查时，当然查无实据。和绅没事，曹锡宝倒引火烧身，被处以参奏不实革职留任的处分。并且，乾隆认为，曹锡宝弹劾和绅，是受纪晓岚的指使，因为纪晓岚一向对和绅不满，故而借此来报复和绅。所以他斥责曹锡宝，说你本欲弹劾和绅，故以他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曹锡宝从此心情抑郁，没过几年就病死了。
另一次是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的时候，内阁学士尹壮图向乾隆参奏，诉说吏治的腐败，以及议罪银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提出了诸多现象，譬如，各省的督抚名声狼藉，史治废弛，亏空也很严重。由此，尹壮图请求乾隆派官员前往各省各地调查，并永远停止议罪银制度。对于贪官要记过，免职，不再让其为官。尹壮图这谏言当然没有错。而乾隆是怎么表态的呢？他先是对参奏行为本身给予训斥。因为尹壮图的父亲和纪晓岚是同年考生，而尹壮图与纪晓岚的来往也很密切。因有曹锡宝一事在先，尹壮图弹劾和绅成了乾隆的心理禁忌。训斥完后，乾隆派官员同尹壮图一起到各地核查亏空情况。但和绅早早闻讯，又做了手脚，各地督抚在他的安排下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尹壮图等官员前往山西、直隶、山东、江苏等地核查时，根本查不到任何实据。尹壮图的下场和曹锡宝一样，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二，乾隆帝驾崩，嘉庆亲政。大学士刘墉等人纷纷上奏，弹劾和绅，例举和绅种种贪污恶行。以前有乾隆帝的庇护，嘉庆不能惩处和绅。如今早对和绅不满的他，终于等到机会了。于是仅过了十余天，在正月十五日，就宣布了和绅的20条罪状，紧接着就是查抄和绅的财物。
这些财产的名目大致有：黄金、白银、房产、地产、庄园、粮食、当铺、钱庄、古董、金银玉器、首饰、西洋进贡品等等。据有关学者统计，价值约在白银200万两左右。一些史书、笔记中的记载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最高的达白银8亿两。无论哪个数字是真实的，都可以显见和绅贪污数量的巨大。以至于他倒台后，流传着一条民谚：和绅跌倒，嘉庆吃饱。
然而，尽管嘉庆帝铲除了和绅巨贪集团。但是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已经是积重难返，直接导致各个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刘墉：刘统勋之子，祖籍江苏徐州丰县。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中进士。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开始外放做官多年。乾隆四十七(公元1782年)年，调回京师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官至内阁大学士，刘墉为官清廉，擅长书法，工书，为清一代书法家，也兼及颜真卿及苏轼。其书法最初从元代赵孟頫入手，至中年方自成一家，以魏晋为师，笔意古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