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香港

1949年4月27日,上海春意盎然,正是风吹新绿草芽青,雨湿轻黄柳条润的景致。可是四周隐约传来的隆隆炮声,打破了寻春人的悠闲心境。国民党军队行色匆匆,一路扰民而去,明显暴露出兵败如山倒的恐慌气氛,这座远东最大工业城市,马上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在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前,形销骨立的杜月笙黯然神伤,他在京剧名伶孟小冬的搀扶下,最后绕着杜公馆缓缓走了一圈,轻声道:小冬,我们走吧,看来上海是回不来了。言语间不胜伤感,两眼潮湿,一双脚仿佛软了,沉甸甸地倚在孟小冬身上。

孟小冬安慰他说:杜先生,我们去香港避避风头也好,天无绝人之路,何处无芳草呢!

这天夜里,上海滩一代大亨杜月笙黯然神伤的独包一艘荷兰轮船宝树号,携妻妾、子女、朋友和随从数十人,逃离上海,去香港避风。

杜月笙到香港,租住坚尼地台18号底层。这是由他的一个门生替他租下的,仅三房一厅,比起上海华格臬路杜公馆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复发,大概是一路劳顿,受了风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自此以后,他整日蜗居于此,几乎是足不出户,直至他病死为止,未曾挪过窝,就住在这三房一厅的狭小空间里。

一天,杜月笙躺在床上,百感交集,烦躁不安。

墨林,他招呼门外的管家万墨林进来,问,今朝有啥人来过?

客厅里有两位客人,一位是肖医生,一位是九龙开饭店的李如山,说是您的门生,是否要见?

肖医生是每天来替杜月笙诊治的熟客,那位李某人却不认识,像这种小角色,如果在上海,杜月笙根本不会见的。如今流落香港,总算是患难之交,杜月笙点了点头,心中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当初,蒋介石去台湾前,曾在上海复兴岛召见过他,再三拉他去台湾。杜月笙知道老蒋的用意何在,让他留在上海,蒋介石决不放心。但如果他说个不字,则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遭来杀身之祸。于是搪塞道:总裁的美意,月笙心领了。不过台湾的气候潮湿,天气又太热,近来我的气喘病又复发了,我想先到香港治疗一下,再到台湾执鞭马前,不知总裁肯否应允?说完,故作气喘吁吁。

杜月笙知道老蒋不会重用他了,现在如孑然一身随蒋赴台,结局无非寄人篱下,势如软禁。但不去台湾,共产党能容忍他吗?黄炎培、章士钊等人都来做过他的工作,中共中央发自西柏坡的广播,也天天传自上海,说希望他能留下,协助维持上海的社会秩序,可以不计前嫌。可是,杜月笙仍心用余悸。

老蒋焉能不知老杜的心计,于是丢下一句话:哎,我只是不忍看着朋友都成为共产党的刀下鬼,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变节投敌!

这句话份量很重,但杜月笙下定了去香港的决心。

不过,他在上海留了后路。他让一个儿子和几个得力干将留在上海,就近与中共接触,并留下3封写给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信,请他们转交。

别看杜月笙在上海滩踱一踱脚,整个上海滩都得抖一抖。但到了香港,却如虎落平原,大亨整日足不出户,因失去了昔日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无从发挥其能量,而国共两党忙于各自的事情,对他也全然顾不上了。他赖以发迹的、上上下下的社会基础一旦失去,就无从呼风唤雨了。于是,仿佛一夜之间,大亨的威势丧失殆尽,杜宅门前,再无昔日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的热闹景象,曾经呼风唤雨,威风八面惯了的他,如同关在笼中的困兽,闷得心里发慌,极度难耐。他来港前,将上海东湖路附近的一幢洋房卖给美国人,得45万美金,在香港就是靠这笔钱开销。但杜府上下人口众多,花费很大,每月总在6万左右,毕竟是大亨,人来客去场面还是要应付得过去。但又无可奈何,屈指算来,排不上号的李如山,是来见他的第十八位客人。

经济上,杜月笙也极为拮据,因为在香港不比上海,在香港杜府,整日忙忙碌碌侍候杜月笙的,是姚玉兰和孟小冬两位。姚是杜的四太太,名伶孟小冬此时尚无名分,只是与他同居有年,她随杜月笙坐船来香港后,始终体贴入微地照料他,给了杜月笙莫大安慰。

香港婚礼

李如山进得客厅,刚坐下,忙又站起来。杜月笙老态龙钟的样子,被人搀扶着从内室中走出来。杜先生,门生李如山向您问安!说罢,鞠了一躬。

好好。杜月笙实在记不起这个人,顺势坐在太师椅上,同时请对方落座。

李如山自报身世,说是在上海受过杜的帮助,这次特地送上5万港币孝敬先生。他在九龙开了一家饭店,想请杜先生做董事长,平时不管事,有事出面说句话。杜一听,便明白他的用意。要是在几年前的上海,杜月笙恐怕连眼皮都不会眨一眨。这点钱塞牙缝都不够,因为孝敬他的人实在太多,他身兼百职,每个月的车马费就不知有多少。在上海滩的名人中,王晓来以不知有多少儿子出名,杜月笙则不知有多少兼职出名。可是,如今到了香港,这竟是第一次有人来孝敬他,一时杜倒颇有点受宠若惊的味道。

杜月笙喘了几口气,点点头,算是答应他,李如山识趣,略事寒喧了几句,便告辞而去。

李如山的5万港币,不算多,但对身心均处困境的杜月笙来说,仿佛注射了一支精神鸦片针,使他心境轻松不少。

孟小冬袅袅娜娜地走来,虽说她已是50岁的人了,但因保养得法,依然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当初,杜月笙对孟小冬有很多照拂;杜月笙病倒后,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侍在侧。

今天杜月笙心情好,看她更是舒心。孟小冬穿件无袖黑色旗袍,乳峰隐约,雪白的颈项上,一根白金钻石项链闪烁着典雅之光,两条玉臂滴溜滚圆,一只嫩绿的玻璃翠链镯娴雅地套着。她缓缓地来到床边,仍像往常那样,要为杜月笙捶背,刚刚举起一对粉拳,杜赶忙捏住,说:小冬,今朝我蛮开心,不用捶背了,你给我唱一曲吧。

孟小冬原是在上海唱红的京剧名角,人长得很漂亮,年轻时在北京曾一度跟随过梅兰芳。后来潜心向余叔岩学戏,得其真传,并世无第二人,被誉为冬皇妙音。自跟杜之后,再未登台。到香港后,为给杜月笙解闷,小冬常教杜月笙学戏,杜也以此为乐。小冬时常在居室之中一展歌喉,这也成为杜大亨的唯一消遣,他就是喜欢她那种不温不火的唱腔,而且把个余派唱得珠圆玉润。他一生和京剧有缘,家里办过五次像模像样的堂会,而且妻妾五房,除原配沈月英外,都是唱京剧的出身。最初所纳二妾,都是唱老生。后来这位姚玉兰,曾在黄金大戏院很风光了一阵,虽也是妾,但另辟新宅,暗含着两头大的意思。自己病了之后,也多亏她用心掌管着这个家。再有,就是自己身边这位身份不明的孟冬皇了早年,她曾被梅兰芳金屋藏娇,不久感情破裂,最后在1931年分手。

小冬欲歌还休,像是心境不佳。平时杜月笙愁眉苦脸时,她满面春风,问寒嘘暖,今个儿杜月笙开心了,不知为何她倒不高兴了。

唱呀!杜月笙催促道。

小冬转身,轻声唱起了拿手的《四郞探母》,声调中不无哀戚,待唱到我本是笼中鸟,有翅难展一句时,已是声调哽咽,哭出声来。实际上,她是触景生情,悲叹起自己的身世来了。杜月笙忙问:小冬,你怎么啦?

其实,杜月笙不问也知。1948年,孟小冬来上海探望师姐姚玉兰时,被他看中,留下做了小妾,并未经过明媒正娶。时间一长,终究不是滋味,她常扪心自问:自己究竟是杜家女仆?抑或杜大亨的女朋友?情人?夫人?好像是,又好像什么都不是!待杜百年后,自己怎么办呢?杜月笙思索了好半晌,他回忆起自己和孟的关系来微叹道:有生之年,我最牵挂的就是你了,不过你放心,我会把你一切都安排好的。他对小冬十分内疚,仿佛欠情永难还,只是限于自己精力,无心再办一个大的婚礼。

太太姚玉兰对小冬十分友好,亲如姐妹,这时她走过来对杜月笙说:我听算命先生说,结婚可以冲冲晦气,你就和小冬成婚吧,日后也好有个名份,使小辈不敢造次。

好,既然你也这么说,那就定了。杜月笙顺水推舟,鼓起了做第五次新郞的勇气。

几个月后,杜月笙和孟小冬在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他从李如山开的饭店里叫来了两桌菜,一些亲朋好友前来贺喜。杜月笙站在客厅中央,弱不禁风中,仍透出一丝大亨的威仪。小冬穿一袭红色的旗袍,雍容华贵,偎在他的身边。杜大亨给小冬戴上一枚钻石戒指,众人热烈拍手鼓掌,婚礼推向高潮。

北京来电

这天,杜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此人西装革履,架起一副金丝眼镜,显得风度翩翩。杜月笙看见他,叫声稀客,忙站起来与他握手寒暄,看得出来,杜十分尊敬他。

来客姓陈名光甫,原是上海鼎鼎大名的金融巨子。他经营的上海银行,首创一元起存,为中国最早的商业储蓄银行,因经营有方,资金从最初的七万元,滚雪球般累积到上千万元,后来这个金融奇才被美国人发现,再推荐给蒋介石,蒋就派他做与美国大财阀的联络工作,在国民党内经济界的地位仅次于宋子文等人。杜月笙虽是黑道头子,却最佩服这等人物,故在上海时就结为密友。

陈无事不登三宝殿,宾主落座。陈告诉杜月笙一个消息:昨天接北京来电,北京中国银行已派人来港,要与杜月笙、陈光甫、张公权、宋汉章等金融界头面人物见面。

是否关于我们的股份事?杜月笙果然聪明,一猜即中。

原来,杜月笙、陈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几个金融界巨子,如张公权、宋汉章、李铭等,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商股董事,这几位金融界的巨头,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大股东,至解放前夕,仍在该行内各有数目不等的股权。1949年他们逃离大陆时,也顾不上这笔股份了。此番中国银行改组,要开股东大会,中共考虑到这批人的特殊身份和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特地派人到香港,邀请他们回北京参加改组会议。这批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杜。

陈光甫说:北京代表自然要我们回去开会,如何应付,请杜先生作主,总宜立场一致方好。

对!对!杜月笙有些兴奋,一撩长衫,站了起来,在房内来回踱了两步,然后又坐下来,他自出道以后,竭力养成斯文的样子,再热的天,必穿长衫马褂,再大的事,必冷静处之,想不到这次倒激动起来,差点露出马脚。

不过,他的激动也不是没有原因。且不说在香港蛰居了这么长时间,备受冷落之苦,就凭共产党还记得他,礼请他回北京这一招,就让他精神为之大振,比他平日里吃鸦片烟还过瘾。况且,陈光甫这等角色都来找他商量,说明杜某人并非不中用了。

于是,他重新掼出大亨的派头,说:公权,汉章、李铭都在香港吧?我叫墨林通知,大家晚上去青山大饭店聚一聚,议一议,怎么样?

陈光甫自然称是。

青山大饭店,就是自称杜月笙门生李如山所开,由万墨林打电话来关照,为杜月笙他们预留一间包房。

未到时间,杜月笙第一个赶到。由李如山迎进饭店,先在包房里落座,聊了几句闲话。然后,大亨背着手,到大厅里看看,见饭店果然像模像样,金碧辉煌,比起上海任何一家大饭店都不逊色,不由心旷神怡,自我感觉极好。

不到一杯茶工夫,各位银行家陆续到来。老友相见,格外亲切客气,大家正好围坐一桌。杜月笙也不客气,以东道主的身份坐了首席,旁边紧挨着的是做过国民党铁道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张公权,接着依次宋汉章、陈光甫和李铭诸人,若在早些年的上海,这等人物恐怕要把饭店老板吓得半死。

酒过三巡后,对回北京参加中行改组会议一事,众人仍无决断,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有说不能去的,亦有人说去又何妨的。杜月笙还是老样子,不先表态,也不插嘴,等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才缓缓站起来说:大家都是老朋友,应该采取一致立场,决不能闹内讧、出洋相,叫外人看笑话。

众人都说:杜先生说得对。

杜月笙稍沉思一会儿,接着说:今天,我们都算是无家可归之人,今后到底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还很难说,既然北京来人叫我们回去开会,这是给我们面子,顺水人情不能不做,礼尚往来嘛。

众人琢磨着杜月笙的话,有些吃他不准:你是说要回去?

不,尚未到回去的时候。杜月笙摆摆手,眼睛往各人脸上扫过,胸有成竹地说,我的意思,大家可以出具委托书,派代表去北京开会,如何?

妙绝!张公权啪的一声,将一个酒杯底差点敲掉。他第一个赞成,其他人也都叫好。

杜月笙这一两全其美的妙计,确有高人一筹之处,为今后的进退,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他知道,香港弹丸之地,绝非长久居留之所,尘埃落定,叶落归根,最大的可能还是回大陆。

国共力争

有人说,这同杜月笙在国共两党面前重新吃香有关。的确,当时人民政权已日益巩固,统一了除台湾之外的全部山河。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扶持下,也获得喘息的机会。双方开始加紧对流落在香港的着名人士做工作,争取他们的回归和支持。

杜月笙确有过人之处。卧病中的杜月笙时时关心着大陆形势,而中共也在力争对上海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他能返回。他看到中共对留在上海的黄金荣的确兑现了不杀不捕的承诺,黄老板依旧过着泡澡堂、抽大烟的生活;后来他又得知,黄金荣响应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报纸上风烛残年的黄金荣手拿扫帚、灰头土脸站在垃圾车前的照片映入眼帘时,杜月笙又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下。

老友章士钊受托到香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讲中共的政策。杜月笙依旧顾虑重重。其实,中共对杜月笙的统战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联系,都于此际与杜有所接触并派金山、章士钊等人赴港,劝说他返回上海。早在抗战时,杜已结识的潘汉年动员他返回大陆,说人民政府会妥善安排他的生活和工作。还托人转告他说:我们知道杜先生处境困难,但望勿再为蒋效力,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多多为人民服务!

杜月笙表示,向往有心,追随乏力,因身体原因暂不能回大陆,但在香港决不从事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并带口信回上海,要留在上海的门生服从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报效国家。从以后的历史事实看,杜月笙确实说到做到,出口守信,言行一致。杜在上海的儿子杜约翰,也专程赴香港劝父亲回来。杜的一个儿子,也留在上海做联络员,时常往返沪港两地,传递信息。

台湾当局也不断派人赴港,拉拢杜月笙去台,均被他婉言拒绝;无奈之下,他们拟让杜月笙在港为台湾方面做事,亦遭杜婉拒。如聘请他为救国公债节约储蓄券港澳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想以杜氏之威望,帮蒋氏政权搜刮港澳同胞钱财,杜亦未答应。

台湾方面,内政部长洪兰友不时代表蒋介石来看望他,其用意也不外乎拉他去台湾,免得他被中共所利用,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有一次,洪兰友摇晃着白白胖胖的脸,得意忘形地说:镛兄,您在香港又是何苦呢?蒋公对您如此器重,何不到台湾定居呢?再说他老人家不放心您啊!

杜月笙听出洪兰友的话中有刺,冷冷地回答道:洪兄,我的身体状况恶化至此,实无精力做事,去台湾之事以后再议吧!

好,好。洪兰友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又从公文包里翻出一张委任状,用夹着雪茄烟的手递过去,镛兄,如果目前去台湾有困难,那就在香港做点事吧。

杜接过委任状一看,见上面写着兹委任杜月笙为救国公债节约储蓄券港澳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字样,委任状下面,还有一个大信封,内封储蓄券一沓,显系送给他的肥水,让他上钩再说。

杜月笙看着洪兰友笑眯眯的菩萨脸,知道此人老于世故,绵里藏针,多说无益,说道:洪兄,你看我还能做事吗?便退入内室,把委任状留在桌上,洪拿走也不是,不拿走也不是。

后来,陆京士、吴开先等人也来看过杜月笙,车轮大战一般,劝说他去台湾,结果也未能说动他。

因为跟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他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仆佣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随他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迁法共需27张护照。杜月笙向败退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台湾方面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30万美元,供应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这笔护照费杜月笙已支付不起!迁法在此遇阻。

风波再起

平地起风波,已经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参加中行开会之事,因钱新之的出现,又差点翻船,全靠杜月笙竭力摆平。

钱新之,原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蒋介石是密友,为蒋等筹钱款甚多。后来与杜月笙在上海、重庆等地合开银行、公司,关系密切,几乎无话不谈,解放前夕一同逃往香港,在港台之间搞运输业务,他也是中国银行董事。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体略有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逢天气晴朗之际,还常在家人陪伴下外出散步。一次,路过钱新之家门口,登门拜访了他,并共进午餐,使这位老友不胜诧异。听说老友杜月笙他们在商议赴京开会之事,便亦赶来加入,但一问明情况,竟又犹豫起来,不肯签委托书。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说:这一签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种花,陪杜先生聊天了。

其余诸人,也差点打退堂鼓。谁没有身家性命之虞啊?

杜月笙一着急,忙叫手下人去说服钱新之,结果未说动。他请钱新之出面,再召集众人议一议,钱怕负策动罪名,亦不肯照办。

杜月笙真急了,不得不抱病出山,力挽狂澜。

由于这段时间的忙碌,杜月笙的哮喘有所复发,不得不听从医嘱,卧床在家休息。但是他不愿此事半途而废,更不愿说过的话作废。他叫万墨林打电话,约钱新之等人来家中协商。

杜月笙躺在床上,对大家说:我辈皆年逾花甲,即死也不算是短寿,彼此相处数十年,目前行动难道不能一致吗?做人以义气为重,我主张大家一起签名,任何危险,共负之。

语所极其沉郁,为众人多年所未闻。

钱新之沉默之后,挥泪说:我豁出去了,大家就听杜先生一句话吧。

杜月笙关照,为了诸老的安全,此事暂时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不几天,这个消息已传得纷纷扬扬。本来,实际情况是无所谓的事,不料却震惊了海峡对岸的中枢神经,蒋介石对杜月笙极为不满,更是震怒,引发出一场轰动一时的大风波,史称中行事件。

中行事件

1950年4月的一天,蒋介石常去的台北郊外别墅,呈现出一派森严的气氛。傍晚时分,一辆接一辆的高级轿车先后驶到,走下一个个或戎装或西装或中山装的国民党要员。他们都是接到侍从室的紧急电话,赶来此地晋见蒋介石的。当几位心腹干将出现在办公室时,蒋介石破例地一抖身子,别转身去,鼻子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哼声,却一言不发,也不让座,直吓得老资格的张群等人笔挺地站在墙角,不敢进也不敢退。

半晌,蒋介石大吼一声,转身扔过来一张《中央日报》:你们自己看看!好好看看!你们的老朋友杜老板简直是共匪!

俞鸿钧当过蒋介石的侍卫官,胆子稍大,他拾起报纸,上下扫描,找到一则用红笔圈过的报道。该报道转引新华社消息说,中国银行将在北京召开董监事会议,原任商股董事、现在香港的杜月笙、张公权、陈光甫、宋汉章、李铭等人已正式出具委托书,将委派代表前去北京参加会议云云。

俞鸿钧时任台湾财政部长,自然要负责,赶忙趋前一步,说:总统息怒,这会不会是老杜他们迫于中共的压力,出于无奈呢?

蒋介石这才挥挥手,示意大家坐下,随后用宁波话说:娘希匹!那帮银行家随风转舵倒也罢了,想不到老杜也来这么一手,难道他还想回上海滩当大亨不成?实际上,大家早已知道此事,而且已拟了应对方案带来,只是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如此动怒。

张群不愧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顶尖高参,出主意说:蒋公,此事大有周旋余地,可抢在北京开会前,让他们发言改变主意,至少也必须让他们来台湾开会。我建议,台湾中行立即筹备召开董监事会议,时间就定在北京开会前后,只要杜月笙来,或者派人来,那么中共的宣传影响就不起作用了。

蒋介石对张群自然言听计从,不住地点头。

这次御前会议,最后通过对付杜月笙的三项办法,并立即付诸行动:(1)要求杜月笙、张公权、陈光甫等人联合发表声明,前致北京中行的委托书系出胁迫,决予放弃;(2)要求杜月笙等出席台湾中行定于4月20日召开的董监事会议;(3)最低限度,杜月笙等亦须同样出具委托书,派代表来台北。

蒋介石亲自指派俞鸿钧、洪兰友两人,立即飞赴香港,直接找杜月笙问话。

俞、洪非等闲之辈,到香港后,先不见杜月笙,而是分头拜访张、陈、宋、李诸人,想从外围寻求突破口,然后再集中精力对付杜月笙。他们认为,中行要挟蒋之圣旨,恩威并施,这批银行家不免畏缩动摇,闹起内讧,到得此时,事情就成矣!

杜月笙得知消息后,叫秘书骆清华转告诸友四个字:坚持立场。

杜虽是帮会头领,但为人极重信义,一诺千金,最恨朝秦暮楚之人,这点在上海滩是无人不知的,所以就凭这句话,这帮鼎鼎大名的银行家们,始终没有翻悔他们所作的选择。

事情白热化了,俞、洪没有办法,只得找上杜家宅门,硬着头皮,兴师问罪。对于这等人物,杜月笙定下快刀斩乱麻之策,不与之纠缠,亦不与之辩白,见面之后,斩钉截铁地声明:我做人最重信义,不能说谎,更不愿卖友,此次北京中行开会,我等已签委托书,则一切改变均不可能,如不见谅,有何危险,也只好听命了。

俞、洪一听,知道再说无用,掉头悻悻而去。

口述遗嘱

中行事件以后,蒋介石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便指使手下对杜月笙不断进行神经战(造谣诬蔑),并派遣特务赴港直接予以威胁恐吓,这些手段均未使杜就范。1951年4月12日,对杜月笙来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24年前,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杜月笙充当了刽子手屠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随着这一天的临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陆方面有何举动。

一天,台湾方面忽然派人来到香港,给杜月笙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上海人民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清算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黄杨两人自然枪决,在港的杜月笙也要被押回上海执行,不如赶快动身去台湾,否则悔之晚矣。

言之凿凿,闻者惊心。

杜月笙忙问:此说可靠否?

绝对可靠,系大陆上层人士绝密传递之情报。来人又称,大陆已派暗杀团来港,若无法押解其回上海,则就地予以处决。

杜月笙虽然与中共有秘密接触,且多少知道中共方面对他的态度,料想不至于此,但来人如此言之凿凿,杜月笙心里不由得发毛。若翻老账,他杜月笙的确是血债累累的,一连几天,杜月笙辗转床榻无法入睡,思虑着最终去留,拿不定主意,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直到事实证明,那是无稽之谈,心始稍安。

转眼到了7月,天气炎热。这天,杜月笙正陪客人吃饭。席间,杜感到腹胀,手捂着肚子说:我不舒服,要进去歇一歇。

说罢,便要站起来,可用了几次劲,都未能站起来,原来腿部都已麻木,失去知觉了。显然,这是中风引起的下肢偏瘫。

杜月笙自言自语道:不对了!不对了!这次真的不对了!

众人赶忙上前,半抱半拖,将他弄进卧室休息。此后一个多月间,直至病逝,杜月笙再未能起床,偶尔坐坐轮椅,故自嘲为张静江第二。

杜月笙本无太强的求生欲望,下肢偏瘫后,更了无生趣,医生或家人劝其打针服药,皆遭拒绝,他说:你们这样是让我多吃苦头!

好友顾嘉棠说话风趣,对杜说:做张静江第二也不错,君不见他老人家从政之余,照样讨小老婆,照样生儿子吗?镛兄大可不必灰心!杜只是叹道: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就准备后事吧!

病魔缠身,沉疴难愈使杜月笙身体日益衰弱,每况愈下。几位医生先后前来论断,结果大体相同:杜先生精气神俱缺,恐非药物能奏效耳。

后来,杜月笙的病情果然日趋恶化。有一次在与孟、姚两位太太谈话时,曾突然昏厥,后注射强心针才苏醒过来。苏醒后,对她们说:余生平最爱面子,长此下去将失面子。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又昏迷过去,醒后即叫家人请来秘书胡叙五,说是要口述遗嘱。胡来到后,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但心里也明白了老杜的确不行了。

杜月笙脑子十分清醒,他用嘶哑的嗓音,对众人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及早录下遗嘱,不要到时悔之无及。

当时家人、好友均在室内,拭泪点头。姚玉兰拿过一只枕头,塞在杜月笙的背后,扶他坐好。

杜月笙这时已是两颊凹陷,脸色白中透灰,说上几句话就要大喘几口气。他闭目养了一会儿神,才缓缓说道:我已病入膏肓,来日无多,行将离世,兹将所遗产(包括现金、债券、不动产等)分类列出,按具体分配方案,留给各位夫人及子女各位继承人要努力守成,艰苦创业,云云。杜死后,据说有遗嘱三份,一为言平生志事与希望者,一为训勉儿女,一为处分财产。此即是后者。

遗嘱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杜月笙口述一阵后,叫胡叙五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自己的名字:杜镛。老友钱新之、陆京土、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五人,应杜之邀请,于遗嘱上副署,监督以后遗嘱的执行。

杜月笙病情恶化后,台湾方面第一个赶来探视的是大弟子陆京士。陆京士于8月2日抵港。7月29日,陆京士接到杜月笙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内容仅四个字:病危速来!于是急忙束装启程,赶往机场搭航班飞香港,但偏偏这几天遇上台风,飞机不能起航。

此刻已很迷信的杜月笙得知这一消息后,沮丧地对围在床边的亲友说:陆京士不能来,说明我的病真是不会好的了。

有一次,杜月笙忽然清醒,对周围说:有事可在此时询问,我要说的话都已说了。众人默然,姚、孟两位太太及子女,均失声而哭,甚是凄凉。

杜月笙立遗嘱后,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开始进入弥留状态。医生说: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肾、肝均发病,已呈总崩溃,回生乏术,只不过拖延时间罢了。

8月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来,嘴巴嚅动了一下,想要说什么,竟发不出声音来,泪水倒先流了下来。

姚玉兰和孟小冬赶忙上前,为杜抹去眼泪。小冬说:杜先生,你放心好了!

突然,杜月笙嘴角发出咝咝的轻微话语声,姚玉兰俯身,将耳朵贴在杜的嘴唇,终于听到了杜的最后一段话:我死后,要穿长袍马褂要买好一点的棺材,以后要运回上海,葬在我的生身父母旁,陪陪他们老人家

当天晚上,台湾内政部长洪兰友奉蒋介石之命,专程从台湾飞赴香港探望杜月笙。出了九龙机场,洪兰友马不停蹄,驱车直奔杜府,进入病室,时已深夜。

洪兰友见杜月笙脸色灰白,躲在病床上一动不动,也不敢上前,便叫陆京士向杜转达他来了。陆说:杜先生昏迷不醒。

洪完成任务要紧,上前紧紧捏住杜月笙那双干瘪枯瘦的手:镛兄!镛兄!醒醒,蒋公叫我来看您了!希望您早日康复!大呼小叫一通,总算把杜月笙吵醒了。

洪兰友转身走向内室,来到客厅,对杜之家属及万墨林等人表示慰问,问了杜月笙的一些情况,接着说:蒋公对杜先生身后事十分关心,已亲自圈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及遗嘱一份。边说,边从公文包里拣出数纸,递给众人过目。大家面面相觑。

洪兰友此番来港,还带有一个神秘任务,即替杜月笙炮制杜月笙遗嘱。他带来了一份台湾方面拟定的所谓杜月笙遗嘱,一再关照:杜先生百年后,此份遗嘱一定要立即见报。这份所谓政治遗嘱,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经过杜的同意,当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遗嘱。该遗嘱开首第一句,便是匪祸中国接下去全是胡言乱语,无非是杜月笙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未能亲见台湾复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深为遗憾,死不瞑目云云。

杜府上下,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知如何处理是好。真遗嘱墨迹未干,立遗嘱人尚有一口气,就公然要废真立假,而且要大家昧着良心承认,这种事情恐怕旷古未闻,如拒绝,又怕得罪不起,接受呢,则心有不甘。正在为难之际,洪兰友又宣读了杜月笙治丧委员会名单。蒋介石圈定的杜月笙治丧委员会名单,规格很高,其中有吴铁城、张群、何应钦、顾祝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洪兰友为笼络人心,将在香港的着名人士,又大力收罗了几位,连带将在杜宅的亲朋故旧,也悉数充作委员,一并报台湾当局批准。

杜月笙死后,刊载于大小报刊的政治遗嘱,却与洪兰友带来的这份东西有很大出入,语气委婉了许多,虽然也同样未经杜月笙过目。

魂断香港

1951年8月16日下午,众人正在杜府争争吵吵,哭哭啼啼,内室有人大呼:不好了!不好了!杜先生不行了!

大家一拥而进,见杜月笙面如死灰,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眼见得就要上气不接下气了。护士急忙注射强心针,仍无效。正在手忙脚乱之际,有个无意中摸到杜月笙脚的人,突然叫起来:哎!脚冰凉了!

有人一看表,是4时50分。一代枭雄杜月笙,就此西归。

杜月笙死后,蒋介石迟迟没有反应,而杜月笙的大殓,已定于8月19日。有人推测,可能由于蒋介石钦定的遗嘱被改动过的缘故,而大为不满,在杜死后,竟一连几天没有什么表示,算是一点小小的警告。实际上,自中行事件发生之后,蒋、杜关系已完全决裂。

眼见大殓在即,一帮来自台湾的治丧委员,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要知道,没有蒋介石的一句话,追悼规格就难以确定,谁也作不了这个主。因此,他们屡屡去电请教,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据当时在治丧处工作的一位人士回忆,那几天每当台湾来电,就有人歇斯底里叫道:蒋公来电了吧!结果什么也不是!

就这样过了惴惴不安的几天,总算在18日深夜,离大殓前几小时,接到台湾方面转来的电报,说是蒋介石已口述义节聿昭四个字给老杜。大家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又手忙脚乱,找出一块白布写上这四个字,连忙悬挂在灵堂正中。

入殓时,杜月笙的治丧委员会主任钱新之别出心裁,将一本《圣经》放进杜的棺材内,并在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

月笙老哥灵鉴:

这本《圣经》是我们的好友吴德生兄译成中文,是中文《圣经》中最好的一本书,我与你都非基督教友,可是在你临终时,赵牧师为你祷告的时候,你说了好几遍耶稣救我,因此我把这本《圣经》送给你,在你进入天国的路途上可以诵读。

耶稣降世1951年8月19日

弟钱永铭敬献

杜月笙究竟是上了天国,还是下了地狱,恐怕谁也不知道。但钱新之写的这段话,寓意颇深,亦生动地反映了杜死前的空虚、绝望之情。

出殡时,队伍逶迤数里,最前面有2个纸扎的开道神,高达一丈七尺,据说是用来给杜在阴间道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其后便是根据蒋介石口述写成的挽联义节聿昭。再后有仰仗队,有中西乐队,有和尚尼姑,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一路将杜的棺材伴送至香港东华医院义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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