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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菲律宾上校军医格拉特里曾在中国台湾被监禁了三年，他在讲述战俘经历时曾说：“美军战俘获得的治疗条件要比日军好。在战俘营中，盟军的军医可以照顾彼此的战俘，而日军却几乎没有一个军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日军看病的唯一的医务人员就只是一个非专业的下士，到后来变成了一个中士，而这位中士自己每年最多也只能见到军医一两次。”
文章摘自《菊与刀》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经常去看内外科医生或者有自己的家庭医生。美国人对一个人伤病的关注和怜悯程度要远远地超过对其他福利的关心。有关这一点的看法，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来美国进行旅游的欧洲人也常常谈论到。而这种对弱者的关照对日本人来说很明显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情。在战争中，日军从来不会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伍，能够在纷飞的战火中搬运伤员，并进行最及时的抢救，也没有一个系统的医疗设施，例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建立一些康复医院等，至于医疗药品的补给就更不用说了。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带来麻烦，干脆就会直接把伤病员干掉。尤其是在菲律宾和新几内亚，由于欠缺成熟的考虑，日军往往会在伤病员还没来得及被转移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还有临时医院的阵地上撤退，而在敌人即将占领这个阵地的时候，日军医院的负责人就会开始执行所谓“撤退计划”。其实这种计划就是在临走时将伤员全部杀掉，或是给伤病员留些手榴弹让他们自杀用。
如果日本人可以连自己国家的伤员都当成垃圾一样处理，那么想当然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美军战俘（日军在“二战”中对战俘的虐待程度令人发指，而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丹死亡行军。1942年4月9日，美军在菲律宾最后的抵抗据点巴丹半岛的守军投降。日军命令这78000名美菲军战俘在得不到任何水米供给的情况下步行到60多英里山路外的战俘营，在这途中倒毙和被杀的战俘高达15000人，到达战俘营后又有26000人因为极度恶劣的条件而死亡。有一些报道对此作推测，这是日军为了减少给养的消耗而有意为之）。依照我们的了解，日本人不仅对战俘，就算是他们自己的同胞，也同样施以暴行。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曾经在中国台湾被监禁了三年，他在讲述自己的战俘经历时曾说：“美军战俘获得的治疗条件要比日军好。在战俘营中，盟军的军医可以照顾彼此的战俘，而日军却几乎没有一个军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日军看病的唯一的医务人员就只是一个非专业的下士，到后来变成了一个中士，而这位中士自己每年最多也只能见到军医一两次。”
这听起来虽然很残酷，但是，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要比这种不计伤亡的思想更为极端。任何一支西方的军队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后，如果还是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那么就会选择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会觉得自己是光荣的战士。而且根据相关的国际协议的规定，他们的名字也会很快通报回自己的祖国，以便让他们的家人能够知道他们还活着。这种行为，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乃至于对这个家族而言，都不会有人感到羞耻。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却远非如此。在他们的心中，荣誉与战斗至死密切相关。如果已经身处绝境，日本的士兵就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地上演一场集体自杀性的攻击，绝对不能做的就是投降。即使日本士兵由于受伤太重或者丧失意识而做了俘虏，那么他“在日本也永无抬头之日了”。他已经丧失了名誉，之前的他就已经“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悉尼”号巡洋舰在重创德国“艾姆登号”时曾向德国舰长发出劝降信，德国舰()长也接受了劝降，同样不卑不亢。然而，这种事情如加之于日军身上则会毫无意义。在硫磺岛一战中，美军曾经发给日军战车联队长西竹男爵骑士般的劝降书以敦促其投降，保留自己的有用之身，但虽然曾经深深受到西方影响，西竹在这一刻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人的方式在发动一场毫无意义的反击后剖腹自杀。日本战败以后，做过战俘的日本人在故乡依然生活在这种阴影之下，比如曾经乘有去无回的袖珍潜水艇偷袭珍珠港被俘进而被称做“日本第一个战俘”的酒卷直男，战后回到家乡，就曾经遭遇过非常尴尬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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