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必须自己劳动，开垦荒地，为了把环境弄得更人道一些，他们种了花，用废木料做家具。传统的日本文化特征如父权等在拘禁中解体。而在严酷的环境中，一些年老体弱者死去，包括户栗郁子的母亲。有人绝食或者试图逃跑并被射杀。但更多的人则展现了一种惊人的坚忍和对美国的忠诚。
坚忍与忠诚
日裔医生为当地美国人做检查和小手术，只收19美元，而一个白人实习医生做同样的事要500美元。他们种树，改良当地的环境，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为陆军画宣传画。
美国哨兵荷枪实弹，迷惑不解地每天看着这些“日本鬼”早上集合升星条旗、行升旗礼，童子军的军鼓号乐队（每个营都有一个）奏美国国歌。在多巴兹的拘留营，日裔开学习班，两门课程选的人最多，分别是英国和美国历史。每逢周六晚上，他们就合唱《美丽的亚美利加》。
1943年1月28日，史汀生宣布接受日裔参军，立刻就有1200多人报了名。整个二战期间总共有约3.3万名日裔以各种方式参加了美军，其中包括井上建和福原克治。由纯日裔组成的442联队和100步兵营（由夏威夷的日裔组成）被派往最残酷的欧洲战场。在那里他们成为了二战和美军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一支部队。
在整个二战期间，没有一个日裔士兵开小差或者叛逃。他们获得了9486枚紫心勋章、4000枚青铜星奖章、560枚银星奖章和56枚陆军殊勋奖章。有9000人阵亡。作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战斗英雄，井上建在欧战胜利的前夜，即1945年4月21日与德军交战中失去了右手。他在医院里和1996年总统候选人鲍伯·杜尔和参议员菲力普·哈特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这所医院被命名为哈特-杜尔-井上联邦医学中心。
在太平洋战场，许多日裔从事翻译和情报工作。福原克治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一边忍受着一些同事“不愿与日本鬼为伍”的歧视，一边出色地完成了各种情报工作。甚至在战俘营中，他还遇到了自己在日本时的朋友，并成功消除其自杀的念头。日裔的表现让人联想起，率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打败德国的潘兴和艾森豪威尔都是德裔。
在另一方面，户栗郁子名声大噪。滞留日本的她一直试图返回美国，却偶然因为说得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被日军指派担任播音员专责对美军心战喊话，企图勾起美军的乡愁和引起他们对上司的怨恨。久而久之，她温柔、机智、诙谐、幽默的播音风格和甜美的英语竟然为美军士兵们所喜爱，得到了“东京玫瑰”的爱称，成为了太平洋战场的“拉莉·安德森”（德国歌唱家，著名二战战地歌曲《莉莉·玛莲》的演唱者）。
即使英勇作战，歧视依然难以消除。当第一批日裔士兵从欧洲回到美国，发现理发店和饭店依然拒绝为他们服务。一个失去了一条腿的士兵竟然当众挨打。陆军部看不下去了，派一些和日裔士兵作战过的白人军官去西海岸对商人和农民作巡回演讲。一个瘦长的农民问一个中尉：“你们连里有多少个日本鬼被打死了？”中尉回答：“在我排里一起作战的日裔士兵除了两个，全部牺牲了。”这个农民回答：“真他妈的可惜，没把那两个也打死。”别人仰望着天花板，有些人看着地上，有些人望着寓言故事膝盖，总之，没有人说一句话。
然而美国的主流社会不可能对此视若无物。曾在1942年下达拘捕令的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公开为日裔的忠诚辩护。到1944年底，最高法院终于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违反宪法的。
司法部长比德尔在战后发表自白书悔恨自己当初没有尽力阻止此事。甚至加州总检察长沃伦也在自传里写道，我完全错了，我深深地忏悔。而卡尔州长虽然曾经因为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饱受攻击，但是后世得到了全美的高度赞誉，因其义举，科罗拉多州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公众假期。
1976年福特总统公开表示，强制拘禁是绝对错误的，美国也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1980年卡特总统专门设立委员会重新调查当年的拘禁行为。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国民自由法》，正式以国家名义向日裔道歉并给以每人2万美元的国家赔偿。1992年，布什总统再次追加了每人2万美元的赔偿，11年间美国总共向日裔赔偿16亿美元，以《国民自由法》为标志，二战日裔拘禁得以画上一个句号。
美国日裔的历史良知
如果不是原子弹，配属计划中登陆日本本土作战部队的福原克治险些与自己留在日本的末弟弗兰克（福原克利）面对面厮杀，留在日本的弗兰克被征入伍，配属在小仓前线。后来福原克治回来了原子弹摧毁的家乡广岛，福原家离原子弹爆炸点只有4公里，最终他的长兄维克多（福原克己）死于辐射病。这位美国二战著名的情报人员最后以上校军衔退役，其传奇的一生被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写成小说《两个祖国》。
失去了右手的井上建后来成为第一位担任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日裔与亚裔，他现任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而他在442联队的战友斯帕克·松永（松永正幸）同样成为了参议员，只占美国人口0.5%的日裔在参议院中占有了3%的席位。1973年在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尼克松的律师约翰·威尔森因为忘记关麦克风而导致众人听到他称井上为“那个小日本”，结果二战的独臂英雄淡淡地表示：“我宁可相信这只是个不幸而已。”
在襁褓中被送入拘留营的本田实2000年成为了代表当年排日中心加州的众议员，他一直敦促日本政府反思历史问题和就二战侵略道歉，也是中国慰安妇索赔的支持者，代表着美国日裔的历史良知。
户栗郁子在日本投降后被逮捕，最终她被处以10年徒刑和1万美元罚金，同时剥夺了她的美国国籍。入狱6年后，她的历史问题出现疑点，因此获释。1977年获美国总统福特特赦，并恢复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实际上作为反思的一部分，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恢复当年因受迫害而失去美国国籍的5589名日裔的美国公民身份。
出生于这个时段的美国日裔，似乎注定是不平凡的。1942年呱呱落地于夏威夷一个来自广岛的日裔家庭的埃里克·新关（新关健），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亚裔的陆军总参谋长和四星上将，现任奥巴马内阁的退役军人部长。1946年埃里森·鬼冢（鬼冢承次）出生，同年一个反日议案在加州历史上首次以压倒性多数被推翻，清楚地表明了人心向背。从小听着442联队战斗故事长大的他，40年后作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牺牲者的一员，为人类历史所铭记。
从集中营走出的美国日裔们，更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取得了巨大的翻身成就，他们放弃了原来主要经营的园艺、渔业和零售，转向各种高技术专业人才，在高等教育、科研和社会经济中取得的成就非常突出。如果以今日美国普通家庭收入为100算，日裔家庭为132，仅次于犹太人的172。索威尔写道，在二战中的遭遇，最终被证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一个转折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