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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说：对于权势集团来说，我不算什么大人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是工党人，并且永远是工党人的根本原因。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保护君主体制，在愤怒转化为狂暴之前进行开导，使整件事基本上能够得到一个积极、团结的结局，而不是沦为紧张、分裂和苦难之源。1997年8月30日，11点30分左右，我去睡觉。半夜两点，最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切丽一旦睡着是很难醒过来的，而我却惊醒了，发现床边站着一个警察。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惊吓。当我竭力恢复清醒时，他告诉我，他按过门铃，可我没有听见；他说，黛安娜王妃遭遇车祸，受了重伤；他还说，我应该立刻给身在巴黎的英国大使迈克尔·杰伊打电话。
我彻底清醒了。切丽也醒了过来。我跟她解释了情况，然后冲下楼梯。唐宁街把迈克尔的电话转了过来。情况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明显，历史故事黛安娜生还的机会非常渺茫。迈克尔说了说她的伤势，还告诉我说，她的男朋友多迪·法耶兹和司机当场死亡，保镖还活着，但是昏迷不醒。
我给阿拉斯泰尔打了电话。在那么多信息来源之中，他是通过媒体监控听说此事的。我们都深受震撼。我无法相信。她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国家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她本身又是一个如此清晰、确实、无可替代的生命，我无法想象她去世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到了凌晨四点，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她真的走了。迈克尔对法国人的处理手段大加赞赏：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卫生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和总统希拉克都十分体贴、合作和恭敬。从那时候开始，电话接连不断，其间我们一直在竭力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此事。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无情。我悲痛万分。我喜欢她，我为她的两个儿子深感痛心，可是我也明白，这事非同小可，它关乎全国，事实上还会影响全球。不论对国内还是国外，英国的表现都非常重要。我是首相，我必须决定如何处理此事。我必须把悲痛和失落的感情浪潮以一种庄严的、能够传达人们对她的感情和爱戴——用这个词一点也不过分——的方式表述清楚。
如果是女王去世，那么，从某个方面来看，还比较简单：人们会表达深切的尊敬和由衷的赞美，但是那些情感虽然深厚，却也很传统。而黛安娜的死却完全不同。她不是传统人物，她的死亡也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人们的反应也将非同寻常。
除了悲痛之外，我还有另一种感觉，源自我跟黛安娜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是一次并不轻松的见面。她本来想在6月份到契克斯别墅来找我，我也同意了。可是阿拉斯泰尔——虽然很崇拜她——和唐宁街10号认为，我未跟查尔斯王子见面，就先见她，不妥，可能会引起误解。我无奈地同意了。于是我们把时间改到了7月。向来机敏的她猜出这次改期是权衡之后的结果，感到很恼怒。
到了约定的那天，她带着威廉王子来了。天气非常宜人，契克斯别墅风景秀美。工作人员听说她要来，都很激动。她对所有人都是那么亲切友好。我们讨论她能用更为正式的手段为国家作些什么贡献。虽然她热切希望能做些事，但个中微妙因素也是不言而喻。
毋庸置疑，她是一个极其重要、宝贵的人；而且我觉得，给她一个机会，把只盯住她的私生活不放的媒体关注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是对的；可我同样觉得——我不知道，也许如今的我不会拘泥于这种小节吧——多迪·法耶兹是个问题，不过，我的理由跟那些会导致某些人对她皱起眉头的理由明显不同。我毫不介意多迪的国籍、宗教或者背景。我从来没见过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他感到紧张是不公平的，而且就我所知，他是个好儿子，也是个好男人。所以，如果你问我，好了，说吧，到底是哪里不对了？我说不明白，但我觉得不安，我还知道她的某些挚友——真心爱护她的人——也有同样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