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的严复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他不同于清高自负、恃才傲骨的旧式文人，他信奉“此天演之所以进化”，但又不因此一味地贵新鄙旧，无论对传统还是对新知，提出自己独有的看法与主张，显得非常的倔强。时人不喜欢他这个倔老头，但后人发现，他的倔正是他的可爱之处，他的思想因倔尽情地彰显。袁世凯与严复是故交，袁任直隶总督的时候要任用严复，却被严复拒绝了，气得老袁咬牙切齿。到了民国之初，怀疑袁世凯、诋毁袁世凯的人很多，严复却说了一句：“世凯之才，一时无两。”让老袁高兴不已，一释旧恨，聘请他当顾问、参政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袁世凯以为严复上了自己的船，想逃也逃不走了，于是利用他的声望与才具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其当皇帝的政治野心粉饰鼓吹。严复不服从、不合作，他说：“特以研究相号召，不能强人主张以必同也!”袁世凯被弄得很不爽，派杨度等人去劝说，威逼他接受安排。筹安会成立那天，严复借口身体不好，没去参加。袁世凯派兵包围了他的住宅，既不参加筹安会，也妄想自由活动。严复只得杜门不出，直至筹安会解散，他连到石附马街望一眼筹安会的大门也没有。袁世凯死后，人们希望推举一个有仁义道德的人来任总统，严复不赞同，他说：“小人固覆邦家，而君子亦未尝不失败。”接着举了一些历史事例，证明治国安邦虽需要道德，但更重要的在于管理国家的制度法律。人们看好黎元洪，严复认为黎元洪性格懦柔，难当重任。他说：“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后来果如严复所言，黎元洪在台没能够做到“息世嚣、夷大难”，中国依然一片混乱。黎元洪代总统，林纾劝严复趁夜逃走，不能落到黎的手中。严复说：“吾俯仰无愧怍，虽被刑，无累于吾神明!”黎元洪没有拿严复是问，可也没能让严复噤声。人们把国家之乱的原因归咎到袁世凯头上，严复坚辞驳斥，认为今日局面不可收拾之所由来，原因很多，“项城(袁世凯)不过因其势而挺之而已，非造成此势者也。若论造成此势，则清室自为其消极。而康、梁以下诸公为其积极”。国家混乱的时候，人们感到茫然，不知何去何从，有些人便缅怀起封建帝制，愿意重做臣民奴才，就连激进的康有为这时也寄望于张勋复辟成功。严复的故交好友，以为倔老头这回会赞同国家回归集权统治政体，因为他不无为乱世焦虑，但是，严复却说：“清室若可再兴，则辛亥必不失国。”严复相信天演进化，反对复辟封建帝制，对于走回头路的事，人们劝也好，激也好，都妄想让他入伙搭班。但对于文化建设，严复又不赞同全盘西化，他坚持己见，当新青年批判四书五经，反对读经时，他说欧洲人三百年的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而“回观孔、孟之道，真觉量同天地，泽被寰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主张废除文言，用白话文写作，严复更是痛愤不已，捍卫文言文尊严，他说：“今夫文言文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乎口，有以导达奥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严复“好为危言抗论”，并非出风头，“抢镜头”，他颠覆“以难进易退为君子，以隐沦高尚为贤人”的价值取向，认为读书人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主见，不可沉默不语或者人云亦云。六十四岁那年，他叹恨道：“我生之后，世界泯纷；眼见举国饮狂，人理几绝；而袖手旁观，不能为毫末补救。虽有透顶学识，何益人己之间!然则徒言学术，亦何与人事?”严复没有绝望，自己虽然老了，但相信还会有像他一样“为国尽力之天职”的人，不怕别人嫌其倔强。他在遗书中写道：“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求知；两害相轻，轻己重群。”可见，他的倔不是故作卖弄与惯于叛逆，而是凸现一种独立自主、勇于探索的精神。不愿随俗同语的倔强者，往往不被人所容，甚至会被人视为神经病。章太炎外号叫“章疯子”，就是由于他太倔了，大家都看好的事，到了他那里就变成了“不然”、“不可”，他总是举反对牌，打叉巴。当大家批判秦始皇独裁统治时，他说：“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继而列举秦始皇在用人管人等等上面的过人之处。当人们轻蔑道德，主张革命时，他说：“方今中国之所短，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当建立议会制政体成为社会主流声音时，他说：“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弗为也。民主之国，虽代以元老，蜕化而形犹在。”接下来举了很多事例，欧美、印度如何等等。当废除科举、兴办学校成为大势所趋之时，章太炎又反对，他说，“校士好议，忘其肄业”，教出来的学生“画地不能进一武”，即没有多大用处，不如科举好。相较章太炎与严复，两个人的倔，各有千秋。前者保守的色彩浓一些，显得落伍于时代，然而他不是蛮横不讲理，而是每一说都自有严密的理论逻辑，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差不多构成一定的“反动力”，或“反相力”，以致骂他“章疯子”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他高深的国学造诣与丰富的史学知识。章氏之倔，实际上不是故意抬杠，爱唱反调，也不是装疯卖傻，哗众取宠，而是所发之声出于他个人的本心，或者“童心”，出于他的独立思考，因不合主调，乃至他在别人眼里纯粹一个倔老头、疯老头。章太炎憎恶“剽窃成说而无心得”的人，然而，学者说出自己真正的“心得”谈何容易?所以，他认为“论学不在多言，要于为人”，以致他对自己的老师俞樾，对当权者袁世凯，对人民领袖孙中山，都敢于发表自己内心的想法，进行批评，这是他真实为人的方式，而没有其他险恶的目的。袁世凯本来欣赏章太炎，可章倔强的脾气不改，什么事都来一番高谈大论，气得老袁一甩手，下令把他关了起来，差点以“文字扇乱”的罪名杀死他。章太炎一倔到底，公然口出此语：“吾死，诸夏文化亡矣!”后来，章太炎又对孙中山及国民党大发厥词，骂国民军如何不道等等。蒋介石上台后，推崇章太炎为一代大师，用高薪聘他主持国史馆工作，他却不给情面，仍然拒绝了。如此一个“中华民国遗民”(自封)，生于其时，不可多得，完全可以比之于古代那些为数不多的敢于与主要政治势力不合谋、主流文化不合作的思想卓异的人士，如嵇康、李贽、金圣叹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