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位尊权轻：文人大总统黎元洪为何吃不开黎元洪，一个不大被现今的人们提起的名字。但写中国近代史又不得不提到他，因为他是推翻满清的“武昌首义”的首领，那次军事叛变引爆了全国各地武装反抗满清王朝的炸弹，直到大清国被迫宣布退出历史舞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才渐渐消停。因是年为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的辛亥年，那一年的武装暴动便成了名垂青史的“辛亥革命”。但从民国十一年(1922)6月之后，二度下野的黎元洪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直至沦落成今天的一个可有可无之人。现在，说到北洋时代，人们想起的是袁世凯，是袁世凯旗下的段祺瑞、冯国璋乃到独成一系的张作霖等强悍的军人执政者，而同样也是起步于老牌北洋军校的黎元洪，反倒成了被遗忘的局外人。北洋是武人的，也是文人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武人的。所以，徒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黎元洪就吃不开。北洋时代的顽劣性质，的确没有因这个人的存在而变得文质彬彬起来。“文革”正热闹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不足百页的《辛亥革命》即其中一本。小书印数高达800，000册，定价却只有元。我至今保留着十五岁那年买的这本我的中国近代史的启蒙书。该书是这样提到黎元洪的(括号内为笔者注)：(1911年)十月十一日清晨，经过一夜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市阅马厂湖北咨议局开会，成立革命政权，推举都督。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散布的“先知先觉”论和英雄史观的影响下，很多人认为参加起义的士兵，谁也不够资格当都督。……混入这次会议的立宪派，看准了苗头，就乘机举荐黎元洪，要他出来当都督。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北洋海军中任职，后来投奔张之洞，任湖北清军马队营官，一直升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旅长)，是张之洞(时已赴京任军机大臣)等湖北统治者最得力的帮凶。十月十日晚间，他坐镇军营，亲手杀死一名回应起义的士兵，后来革命党人派来的联络人员，又被他枪杀。直到听说瑞澄(湖广总督)已经逃走，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他才慌慌张张躲到一个参谋家里去。因为他平时装得厚道、宽大、伪善的面孔欺骗了不少人，加上同盟会在《革命方略》等文件中，散布了对汉族地主、官僚的大量幻想，使相当部分人认为黎元洪“声望高”，让他充当湖北军政府首脑，一定有很大的“号召力”。……后来，他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着上台，就一言不发，还坚持不肯剪去辫子，表示对清朝的忠心。革命党人只得另组“谋略处”，负责军事指挥。至于政务交涉等事，大家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立宪派的头目、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于是又被推举出来担任民政部长……新诞生的湖北军政府，军政要职一开始就被两个反动家伙窃据。后来革命形势一天天发展，钻进革命政权的反动分子，也看出清朝政府是保不住了，于是加紧活动，窃夺权力，从内部瓦解革命。……就这样，湖北反动势力逐步扩大，革命力量日益削弱，以至后来黄兴到达武汉，还不得不正率庞大的水师溯江而上前来弹压学生统帅的叛军。得黎元洪的信后，萨司令便下令全舰队撤往九江，航程中，各舰悬白旗起义，他只得弃职赴沪。“统治者的帮凶”？“反动家伙”？“反革命刽子手”？——发高烧的荒诞岁月里，史学家对黎氏的定论属全不可信的胡话。辛亥革命以清王室的退位而告胜利，古老的华夏第一次把“中国”两个响当当的汉字用作了国名——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武昌首义的那一天成了民国的国庆节，孙中山与黎元洪分别当选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与副总统。2月15日，南北两军议和成功，清王朝寿终正寝，袁世凯全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而黎元洪的二把手地位丝毫未撼。当初武昌的革命士兵们没有看错人，黎元洪确有声望。说起来，黎元洪这种性格的人是不适宜做中国的一把手的。在依然被封建传统包围着的“民主”国度当家，要有诡计，更要有铁腕，必要时要不惜杀戮。而黎元洪恰恰是被人称作“黎菩萨”的老好人，这样的人哪能在最高位上坐得住呀！这尊自省其身有道、普度众生有心的“菩萨”，若生于民主国家里，没准是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但上苍不悯老实人，偏偏把黎元洪降生在专制之国的风雷激荡时期，又偏偏把他捧上了亿民之主的最高座椅。于是，他的不幸也就一直忽忽悠悠相伴左右。一生爱马的黎元洪知道，在一群穿着军装的虎狼中间行进，再高洁再骁勇的马也会失蹄，并随时有可能被撕咬得血肉模糊。黎元洪非常明白，袁大总统决不是传说中的癞蛤蟆转世，而是一只随时能扑食各路奔马的巨兽。所以，他执意不去北京就职，宁愿以副总统兼湖北军政府首脑的身份继续呆在武汉。但足智多谋的老袁识破了黎的心思，他不急不躁，不光同意自己的副手继续兼任鄂省的一把手，还让他当了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参谋总长。老袁很有办法。起先，他送给黎元洪一纸“民国柱石”的题字和一百万元军饷，从精神到物质，都让你感动一把儿；后来，又挥笔题写了“中华民国副总统府”的大匾派专人送达武昌，那块挂了一年半的“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府”旧匾自然被取而代之。不过，让黎元洪难受的不是这块新匾，而是大总统推荐来副总统府当差的来路不明的人，受之难受，却之无由，黎元洪不得不苦笑着将这些有可能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照单收下。身边有了大总统的人，副总统的日子就过得不自如。所以，当某日岑春煊和章士钊前来拜访时，他便吓出一头冷汗。黎元洪知道岑春煊与袁世凯在前清时即有过节，袁曾与总理大臣奕劻连手打击岑，害得岑丢了两广总督的官位。而且，黎副总统也知道眼前这位名满南北的章士钊乃袁跟前的红人，章妻吴弱男女士向以“四伯父”称袁，两家有世交。现在，此二人连袂来鄂，定有大事交底！果然，主客坐定后，客人即称：袁世凯正在北京帝制自为，成为窃民国之大盗，他们已在上海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达成共识，拥立副总统起兵讨袁！估计那会儿的副总统又犯了“菩萨”的本性，他只乐呵呵地听，却决不插言。等客人逼他表态时，他却大摇其头，十分自信地断言：袁大总统断不会称帝，君等尽可放心。然而，等客人们怏怏离开后，他又急遣手下为二位说客各送去五百银元敦其从速离汉，因为方才会谈时，屏风后面的仆人即老袁介绍来的！这就是黎元洪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你说他圆滑也罢，精明也罢，他总有自己的原则——不冲动，不盲从，有后手。很难说袁世凯不知道发生在武汉的那场密谈。所以，一旦平定了南方的军事反抗，江山坐稳，老袁就不容黎元洪独立在外了。三番两次请不来后，大总统索性将自己的第一爱将兼干女婿、陆军总长段祺瑞派到湖北屈尊担任代理湖北都督，迎请副总统到北京赴任，且连第二天北上的专列都准备好了！这回可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矣！民国二年(1913年)岁杪，黎元洪只得愀然告别故里，赴京当他的副元首去了。他显然没有料到，他会一去不还乡！入京以后，他曾给鄂中父老驰电：……元洪不德，滥握军符，义旗一举，蒙鄂中军、学、绅、商各界推举都督一席，力辞不获，勉竭绵薄。……今者燕京之行，原因磋商要政，将来驻都、回鄂，两难预揣。你看，他以为还有可能回湖北呢！class=’page’>3直到整整二十年后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回来了，却是躺在巨大的楠木棺里回来了，是被国民政府隆重地自天津运回武昌的。是年，黎元洪已在津门过世已五载矣！再说回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他受到了高规格的迎接。袁大公子袁克定和总统府侍卫长荫昌等代表老袁到车下迎候。隆重的欢迎仪式过后，他被接上了那辆中国最高规格的金漆朱轮双马车，而这辆大总统的专车，除袁本人偶尔乘坐外，只在上一年夏天拉过来京的孙中山。黎元洪被袁大总统像迎国宝一样地迎进了“新华宫”，即通常人们所说的中南海。民国时代的北、中、南三海，不再是清王室的“西苑”，北海辟为国民的公园，但中海与南海却成了“公府”及总统官邸。袁大总统从铁狮子胡同把繁多的政务和同样繁多的家眷一道搬进了中南海后，改名新华宫，中南海遂又复为禁地。老袁差人把“副总统办公处”的牌匾挂在了南海最优美的瀛台上的庆云殿大门上方。黎元洪的家，自然也安置在了瀛台。凡进过中南海的人都知道，新华门与瀛台一南一北，隔一汪碧水(南海)，遥遥相对。1983年春，我曾有幸两入中南海参观。在被称作“拨乱反正”的那个时期，中南海东侧的毛的旧居一带曾不公开地向人们开放过。瀛台的确很美，不大的人工岛上，有宏殿琼阁，有奇石异木，而且，它的色彩十分瑰丽，岛上的皇家建筑不再是单调的明黄色与朱红色的交响，在黄与朱之间，古建筑师巧妙地加进了一方方绿莹莹的琉璃砖瓦的音符，使壮丽的瀛台既不失帝王之气，又不乏人间的平实。上世纪五十年代，健康的毛泽东常从自家的“菊香书屋”小院儿里步出，经过曾是袁世凯住处的丰泽园，往西没多远，就踏上了登瀛台的宽桥。这座用黄与绿琉璃砖与瓦砌成的桥，是登瀛台的唯一通道。光绪皇帝被困岛上时，没有这座桥，慈禧老太太让她的过继儿子老老实实呆在仙境里悔过，如需下岛，则由太监们划船“接驾”。若不是想到可怜的载湉人生的最后十年一直困在岛上并最终死于岛上的涵元殿里，我还真要在垂柳依依波光涟潋的瀛台上沉醉呢！那会儿我并不知道，光绪之后的另一位大人物也曾是这美丽岛上的孤寂囚徒，只不过他没像前任主人一样死在这里罢了。他定居瀛台时，也没有这座桥，他与家人上岛下岛，或来宾进进出出，都需要乘六座的渡船，冬天则是人推的冰船。瀛台乃凡人们想象中的仙境，但仙境中的孤寂与清冷又哪是凡人所能忍受的！清季的光绪帝深知瀛台之凄苦，民初的黎元洪也体味到了被闲挂于琼岛上的难耐滋味。贵为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副总统大人，竟然发出过“遥望汉江，不禁泪下”的喟叹。他对前来拜访的故交喟叹：我做了光绪的替身。单从道理上说，袁世凯的安排无可非议：既是“公府”，就该正、副两职邻而居之；正职人多事杂，办公点就大些，副职事少幕僚少夫人也少(黎只有一妻一妾)，居住地就小点嘛！大总统在陆地上班，副总统在孤岛起居，这简直就是前清统治者们提前为民国正副元首备好的宅邸嘛！但实质却远不这么简单，是老袁不放心黎元洪呆在外头，他要把资望颇高的“民国元勋”搁在眼皮子底下天天看着他。为羁縻这位寡言而睿智的副手，老袁甚至让第九个儿子袁克玖给黎家二女儿黎绍芳当了二女婿。为大局计，黎元洪不能不答应这桩政治联姻，但却依然与袁保持着距离。从瀛台到丰泽园，下了船只有一箭之地，但他却只见过大总统兼亲家五次，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谈，却事事都与他无关。两次大席，五席便宴，这就是他与袁同住中南海里时的全部交往。他毕竟不是真的泥菩萨。来京前，他也曾借用老袁对自己的讨好心情，请大总统下令处决过湖北军界政敌张振武与方维，此事虽得罪了武昌首义的一些人，但确也震慑了若干胡作非为的湖北“首义元勋”。比泥菩萨有思维的黎元洪对袁氏的用心一眼就看懂了，就像每天看瀛台上的庆云殿里的那几幅清代的皇帝遗墨一样，他早熟知了其中的每一道笔划。整日在飘浮着前朝阴谋与死亡气息的殿堂里喘息，在大权独揽的枭雄跟前参政，哪有愉悦可言！民国三年(1914年)8月，被袁大总统誉为“旷代逸才”的杨度突然登瀛台造访。原来，杨大才子是来解释筹安会为何成立的。不料，客人刚开口说：筹安会的成立，是大总统的意思，“泥菩萨”就开口了，而且一开口就把人家噎个半死：我身为民国副总统，对此违背民国事，非愿所闻。得，人家连听都不愿意听，你还说什么？于是，筹安会发起人和理事长杨度先生只好讪讪告辞。稍后几天，轮到黎元洪向袁世凯告辞了。他说，夫人体弱，瀛台过于寒冷，不宜养病，请另觅住处。在这人人向往的仙境里，他只呆了一年多的光景。不是他不想为民国干事，实因他清楚“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老袁太专权又太想“家天下”了！他身为民国缔造者之一和副元首，岂忍坐视共和国变回君主国？那样一来，他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武昌首义的历史功勋不全化为乌有？为表示抗议，他提出辞去参政院院长和参谋总长职务，并自9月6日起，不复往参政院与会——院长都不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了，参政员们还怎么开会？比鬼都精的袁世凯立时一拒一允：坚决不准其辞职，同意迁往他处居住，且连新宅都替你打点好了——袁氏让袁克定出资十万元，从荣禄后人手中买下了东厂胡同的那处名宅，然后，无偿转送黎元洪。这就是黎元洪入主东厂胡同的由来。但有谁知道，黎元洪不是“不拿白不拿”的人！待老袁死后，黎元洪致送奠仪，恰好也是十万元。明眼人一看即知，他这是偿还老袁的房钱呐！其实，当个光拿钱不干事的副总统有什么不可以？据黎的长女黎绍芬著文称，黎元洪在任时，每月副总统的俸金加参政院的补贴等，一共五万银元。天！这么多的收入啊！我匡算过，民国初年的银元与二十世纪末的人民币比值大约为1：100；而房地产，又大大超过了这个比例，差不多是1：10000。如在黎元洪时代的教育部做小官儿的周树人(鲁迅)，凭自己两个月的收入(月薪加讲课费、稿费)，就能买下白塔附近的那处已被辟为“鲁迅博物馆”的宁静的小四合院(当时他花了八百银元)，而时下在京城二环路以内想买那样完整的住宅，岂止八百万元人民币？一个北洋大兵，每月六块大洋，就能活得比较像样，除了自己天天能吃上肉以外，还能按月寄回家去几块钱(难怪那年头不乏兵源)，这比黎家的厨子收入还高呢——黎的厨役每月工资为四块钱。正因此，也就理解了毛泽东在成为职业革命者之前为什么会当了几个月的北洋大兵，后来为什么会为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八银元月薪而沾沾自喜。那时的大学教授们，学问与月薪均如泰斗一样令晚生高不可攀，哪个也得几百银元。像年轻的周作人，刚到北大任教就有二百银元的工资，陈独秀是系主任，月薪三百元。但是比比国家第二公务员黎元洪，教授们统统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黎元洪宁愿不要这一切。他要的是自己的独立人格。“淡泊名利”，说说可以，真要拒绝唾手可得之巨名与暴利，得有多大的意志和多高的品位啊！黎元洪退到了王府井大街一隅的东厂胡同里。离袁氏远了，离政坛远了，离自我却愈来愈近了。入住东厂胡同后，黎元洪就开始拒领副总统月俸及公费，并自请裁撤“副总统办公处”。他自我“下课”，不当这没滋没味的二把手了！除了不再去备受袁氏欺凌的参政院主持会议，更不回中南海去拜见“老大”——那边，帝制的鼓点越敲越密。他以消沉来表明一个天良未泯的政治家对窃国者的忿然。他为自己的家取了个堂号，叫“大德堂”，此后，在此向左邻右舍前院后街扩展的房地产买卖中，就均用“黎大德堂”名义进行了。在东厂胡同住着的几年里，他前后出资一万二千多银元购得附近的房产，他家成了黎家花园。在自家花园里做个有“大德”的人，不再趋炎附势迎合谁，这样活着，何其畅快！class=’page’>4就在他刚刚在这“大德堂”里安好家未过仨月，中南海里传出“登基”的喧嚣，他参与创建的“中华民国”竟变成了袁氏的“中华帝国”，首任大总统摇身变为了“洪宪皇帝”！袁“天子”颁布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新帝国的“武义亲王”，似乎是在奖赏不争不抢的副总统乃“威武侠义”之人，不过，在别人听来，竟更像是提醒人们：此公乃“武昌首义”的首领！次日，新朝的衮衮诸公奉袁大皇帝之命浩浩荡荡赶来东厂胡同致贺，王府井一带，居然为之路塞！好一个黎元洪，只着中式便装出面，以示对新朝的不承认。他不卑不亢地告诉恢复了峨冠博带的文武百官：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革命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支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后，他转身入屋，甩下的满院子贵客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这番名副其实的“推辞”，绝对是篇经典的骂贼书。你看，黎元洪开口闭口称袁为“大总统”，而决不称其为“皇上”或“吾皇”，当然也就更不会自称是“臣”；而且，他单刀直入地提到武昌首义，为的是让在场的文武百官牢牢记住，“辛亥革命”是胜利是怎么来的，别忘了他袁世凯也曾为之努力过！袁氏斗胆称帝，就是“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这时的黎元洪，不再是一声不吭的菩萨，简直成了怒目的金刚！当天下午，有人衔君命来为黎元洪量制“亲王”制服。平素和蔼的黎元洪却黑着脸表示：“我非亲王，何需制服？”一句话，把来人打发出门。而那个袁皇帝题写的“武义亲王”御匾，则被他命下人丢到了后院的马厩里！数日后，尴尬的袁世凯又派要员手捧“诰令”请其接受王爷之封。倒霉的“钦差”竟被一向温文尔雅的黎元洪骂出门去！就在此时，海军总长刘冠雄的儿子结婚，黎元洪不便出门致贺，便派女儿黎绍芬代为赴宴。没想到，有人一见到黎大小姐，立马恭维道：“亲王格格来了！”年仅十四岁的黎姑娘真棒！她当即起身，告辞回家——父亲不做什么亲王，她也不是什么格格！黎元洪听说后，非但没怪女儿失礼，反倒直说那些恭贺的人“可恶！”黎家对袁氏称帝的每一个传闻，传到中南海里，都变成一记记耳光，狠狠抽在了新皇帝的那张老脸上。没几天，潜出京城的蔡锷将军在云南首举护国大旗起兵讨袁。黎元洪闻讯，击节赞曰：“松坡(蔡锷，字松坡)不愧英雄本色！”这是英雄惺惺相惜的夸赞，又何尝不是黎元洪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写真？半年后，恼羞成疾的袁世凯一命归西。黎元洪按法律程序，于袁氏辞世次日，在东厂胡同住宅中宣誓接任大总统。忠厚者往往执拗。为了维护民国政体，黎元洪以誓不从逆的执拗捍卫了正义的尊严与个人的纯洁。如此“大德”，难道不该在这东厂胡同的名宅里有一尊不大不小的雕像吗？绕过假山，我还真发现了一尊雕像！我将信将疑，有点近“像”情更怯地走上前。其实我知道，共和国的研究所里，断断不会有民国先总统的雕像，尽管是考古单位。但我又多么想在这个院落里一睹这位周旋于各军阀巨头中的文弱元首的神姿啊！雕像立于北边那排清代旧房的门前空地上，黑色的大理石基座上，一位穿西服的中年男子在凝思。像下，一方铜牌，趋前读过，方知果然不是黎氏尊容，而是已故夏鼐先生的座像。我这才模糊记起，夏先生乃我中华著名考古学家，曾长期任该所所长。也许，身后这排房子就是他生前的故居或办公室吧？尽管此像和黎元洪无关，但能在本单位院内为自己的学者型的领导竖碑立像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不过，为什么不是黎元洪的雕像呢？先前的“大德堂”内院里，空空如也，没有人回答我的疑问。南边的那座圆月门那边时有学者模样的人出入，但他们与我相距甚远！雕像后那排灰瓦红壁的老房子，已被封条闩紧了门缝。门两边的红柱上各悬一方我们常见的那种挂着小锁的小木箱，上有“举报箱”仨字。东侧的方箱之上，钉着一竖条小木牌，“图书室”三个有些歪扭的字告诉了我这所厅堂现在的用途。从这排房子在整个大院中的位置和其不凡的气度猜，它也许就是当年的内院客厅？黎元洪自我放逐后，并未门前冷落车马稀。恰好相反，比他孤零零地呆在瀛台时更为热闹了。高朋满座，鸿宾接踵，东厂胡同，冠盖盈门——不怕别人讥讪泡妞上瘾的蔡锷将军在秘密南下前来过，许多看不惯老袁称帝的政客们来过，湖北原籍的同乡故交也来过。人们来谒副总统，不为溜须拍马，只为互通声气，相泄牢骚。有人回忆过，不吸烟也不喝酒的黎元洪先生待客也是既无烟亦无酒，只白水一杯。君子之交，十分清爽。民国五年(1916年)端午节隔天下午，一向不上门的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在国务院秘书长、湖北蒲圻人张国淦的陪同下，忽然登门造访。按说，段总理既是来向副总统报丧的，也是按礼仪向继任领导请示工作的。然而……这时发生的事，《北洋军阀史话》里有段非常有趣的记叙：段祺瑞和张国淦的车子驰抵东厂胡同黎寓的门口，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地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黎走入客厅像个木偶似的从在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这幕哑巴戏做了四十分钟，段站起身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跨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其实黎元洪已经听说了袁氏过世的消息，但这个谨慎的人不敢轻信，遂派黎绍芬前往中南海打探。在“海”里居住的时候，小绍芬经常出入袁的内宅，与袁的女儿们玩耍。待女儿亲眼见到怀仁堂里尚未入殓的袁世凯的尸体盖上了黄缎子的陀罗经被以后，他才始信轮到自己施展身手了。然而，一切尚没来得及筹划，段祺瑞就堵上门来演了出哑剧，并且，一句“有我”，把自己打发得远远的了。在其位，谋其政。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却被属下如此轻视，黎元洪即使再谦和，也不会无动于衷啊！是的，自任是北洋第一继承人的段祺瑞根本没把继任总统放在眼里，北洋军头们都没把他放在眼里，在讲面子的国度里，一个前清的旅长，因缘附时当上了民国的大总统，确实令许多军界大佬难受。黎元洪知道军人们会集体难受。所以，当晚，他便与又赶来看望他的湖北老乡张国淦坐守了一夜，时时让手下人关注段公府那边的动静。直到雄鸡唱白，才安下心来。当天上午，宣誓就任大总统，随后把“公府”秘书长留给了这位陪坐了一宿的乡党张国淦。黎与段的矛盾由来已久，当年正是段带兵赴鄂逼黎来京就职的，但两人井水不犯河水，相逢也只是寒暄几句而已。但是，从老段来打哑语这一天起，两人的矛盾就表面化了。后来，在对待袁世凯的丧事上，黎元洪的表现显然也不能让段祺瑞等军界要人们满意。老袁过世以后，段总理以下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尽职服丧——连周树人这样不信邪的教育部部员都被派去守过灵呢！class=’page’>5出殡那天，八十人的“皇杠”抬着老袁从当了三个礼拜灵堂的怀仁堂出来，已经诵了三七二十一天经的和尚、道士们，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为这个要回老家的亡灵大声超度。新华门外搭的三座素彩牌坊下挤满了貌似悲伤的各级官员，出人意料的是，本应亲自执绋的继总统黎元洪却并未没有露面，只是在灵柩运出新华门的那一刻，他才跚跚而至，且一言未发，只向那具沉重的棺材行了一个鞠躬礼后(至少差了两个)，便转身回他的办公室上班去了。本该由继任总统主持的公祭仪式，也由段总理代表了。黎元洪知道，自己的这番轻慢态度不可能不激怒欲化悲痛为力量的老段和那一班北洋军阀们。他一直是“他们”之外的一个。他当然更知道，老段在清朝时就是军统(军长)和提督(军区司令)，属封疆大吏一级的人物，在论资派辈的官场上，这足以让段祺瑞很看不起自己。虽然自己也是科班出身的北洋军人，但却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派，与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那个北洋陆军不是一个“派”。所以，他一个南方人，因部下的意外起事而当上副总统，进而当上总统，这一切，全是以老段为首的北洋军人们的抬举，自己要坐牢元首之席，必须让着段总理点儿。开始时，两人关系还算融洽。这位“好人政府”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天真地以为袁时代的个人专制将葬送在自己手中，一个西方式的中国将统一起来并摆脱困境。为此，他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他还拟按美国模式将中国地方分治，为此他延请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钊参与起草相关法案；他把袁时代的总统府预算从一百九十多万元一下子降至仅不到五十九万元。北京政坛上，居然有了点“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气象了。须知，蔡元培先生正是被黎元洪亲自任命为北大校长的，由是而使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刘半农、李大钊等一代知识分子精英成为一呼百应的时代巨子。回溯北洋时代，没有哪一任最高统治者能比黎元洪在台上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不幸的是，温文尔雅的黎总统偏偏遇上了个性情刚愎的段总理。老段是个不要名分要实权的人，他认准的事，必须要做，而且还要别人做。这就很让名义上的领导伤脑筋。先是为国务院秘书长一事，“府院之争”的政坛闹剧开始上演。段提名其最信任的弟子、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嫌其锋芒毕露得罪人太多而不同意，公府(府)与国务院(院)的人事拉锯战终以大总统退让而结束。那边老段遂愿，而这边的“菩萨”就必须咽下一口恶气。果然十三岁即中秀才的政坛奇才徐树铮“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先大总统袁项城评语)，上任后，依恃段总理的信赖，不光不把其他阁员放在眼里，竟也不拿国家元首当回事儿！一桩极端的例子令黎大总统恼怒得无以复加——那天，徐树铮前来“公府”呈送一份福建省三位厅长的任命书。黎元洪要留下审阅，不料，盛气凌人的小徐将军居然颇不耐烦地说：“总理那边已经定了，总统就不必看了，只管盖上章就行了。”瞧瞧！这哪是一个政府官员对大总统应持的态度？黎元洪决不当盖章机器！在当政第二年的春天，为中国是否对德国参战一事，内阁通过了与德国绝交书，段总理咄咄逼人地亲率全体阁员来“府”请总统盖章。黎以“事关重大当再考虑”为由，未允盖章，老段竟愤然递了辞呈，一甩手去了天津！在身边一帮政客的鼓噪下，黎元洪终于忍无可忍——不干拉倒！遂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黎、段之争终于白热化。“府院之争”的种子，其实在东厂胡同打哑剧时就开始萌芽了，黎元洪当总统后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一次次争执，成了民国五年至民国六年间(1916－1917)政坛上最引人入胜的格斗表演，是彬彬文人对赳赳武将的过招。无论当时谁败谁胜，其结果总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温和的黎元洪很少拍案而起的时候，但每次忍无可忍“拍”过之后，都惹来巨大的麻烦。与段祺瑞反目，算是他从政史上的第一次大麻烦。他二度出任大总统时，也曾糊涂一“拍”，把时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拍进了监狱，只因听信了众议院议长的“有罪推定”，他竟下手谕把当过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的财政部老大关起来审查！半年后，京师地方法院的对罗案的无罪宣判书，其实也是对刚刚下野的黎氏的冲动一“拍”的问责宣言。权力从来因人而异，对性情刚烈的强人来说，只要有实力，名义可有可无；反之，则名实难副，要么当个舒舒服服的傀儡，要么活活被气死。不信，你看，光绪贵为一国之君，却连自己最爱的女人的性命都保不住，更管不了襄助他改良大业的维新党人的死活，最后，连自己的皇位也差一点丢了；而老袁当权时，却管他什么议会制还是责任内阁制，从来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黎元洪自忖不是铁腕袁世凯，但又绝不愿做光绪第二。于是，就难受，就幽恨，就每每在这假山上下踱来踱去最后终于踱不下去了。民国六年(1917年)初夏，让他不得不逃出此宅的，竟是他请来北京“调处国是”的长江巡阅使张勋上将！众所周知，彼时，一直留着长辫以示对清王朝依恋的“辫帅”张勋率所部五千人马抵达北京后，竟然上演了一出“宣统复辟”的历史闹剧！大是大非面前，黎元洪再一次表现出了忠厚人的执拗——他正告前来劝他奉还政权的张勋的说客：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节，当以全国国民之公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复辟闹剧上演的第一天，他即命人从上海通电全国：天不悔祸，复辟实行。闻本日(7月1日)清室上谕，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不胜骇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它。“始终民国，不知其它。”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在原则问题上，黎元洪一步也不让！第二天，他在亲随的护送下，出新华门，绕道至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自保。此时，又连下两道大总统令，一、依照《约法》的相关条例，任命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二、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好在段祺瑞大事不胡涂，以国家为重，当即在天津马厂举兵誓师讨伐张勋，并在打败“辫帅”之后，亲往东交民巷迎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诚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已心灰意冷，当天即通电引咎辞职，即使冯国璋来电表示奉还大总统职权，他也复电不受。在冯氏回到北京宣誓就职以后，他便携家眷亲随黯然离开了北京“大德堂”，赶往天津，当寓公去也。查史籍，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晨，张勋拥溥仪复辟；2日晚，黎元洪赴东交民巷避难；3日，段祺瑞马厂誓师，14日进入北京，并迎大总统回东厂胡同私宅；8月28日，黎迁居天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和黎氏的命运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class=’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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