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后没几天，17岁的巴基斯坦女孩马拉拉优素福扎伊的自传简体中文版即将出版。这本名为《我是马拉拉》的自传，由马拉拉和英国知名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娜拉姆合著，还原了她的传奇经历。
我来自一个午夜建立的国家。而我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时刻，刚过正午。
一年前，我离家去学校，没承想，再也没能回去。我被塔利班分子开枪击中，失去意识，然后就被带离了我的国家巴基斯坦。有些人说我永远都不可能返回故乡了，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去的，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
现在，每天清晨，当我睁开双眼，都期盼着能回到自己的旧房间，屋里满地都是衣服，架子上摆满了我获得的奖状。事实上，我身在一个离我的故乡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有五个小时时差的国家。巴基斯坦与之相比，像是落后了几个世纪。这里的便利条件远超你的想象：拧开每个水龙头都有自来水流出，冷热水可以自由选择；无论白天或黑夜，只需按一下按钮，灯光就会亮起，不需要点油灯；有燃气可以直接煮食物，而不用先去市场买煤气。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现代化，甚至只要打开包装袋，就有熟食可以吃。
我站在窗边，能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长长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井然有序。树木和草地都被修剪得很整齐，还有平坦的人行道供路人行走。闭上眼睛，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我的故乡有白雪皑皑的高山、绿意盎然的原野，还有碧蓝的河水。一想到斯瓦特的人民，我就会愉快地微笑。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和我的老师、同学们在一起，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在一起，开心地说说笑笑，仿佛从未离开过。
然后，我猛然醒悟，我是在伯明翰，在英国。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那天原本要大考，对学生们来说算不上太美好的日子。但和大多数同学不一样，我号称小书虫，感觉考试并不是什么难事。
那天早上，我们一如既往地搭着被漆得五颜六色、喷着废气的三轮车每辆车上只能搭载五六个女生来到狭窄泥泞的哈吉巴巴路。自从塔利班控制该地区以后，我们的学校不能再有任何标志。隔着伐木场的白墙，铜质的大门上没有任何装饰不能让外界看出围墙里的状况。
对女孩子们来说，这道门就像是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引领我们前往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这所学校是我出生前父亲创建的，我们头顶的墙上是用红白两色颜料漆的胡沙尔学校。我15岁，上九年级，每周有6天要来学校上课，和同学们一起背诵化学公式或学习乌尔都语；用英文格言，诸如欲速则不达等写故事；或是画人体血液循环图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想成为医生。实在很难想象，会有人把这样的事当成一种威胁。然而，在学校的围墙外，萦绕着明戈拉（斯瓦特的主要城镇）的不只有嘈杂和疯狂，还有很多像塔利班分子那样认为女孩不应接受教育的人。
这天早晨，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不过，因为要考试，我们可以九点去上学，比平时晚一个小时。
学校离我家不远，以前我都是走路上学。但自从2011年开始，我就跟着其他女生一起搭人力车上学，再搭校车回家，因为母亲不敢让我独自上路。我们一年到头都被人威胁，这些威胁信息有些刊登在报纸上，有些是其他人转来的传单或小纸条。母亲很担心我，但塔利班分子从来没有特别针对过小女孩，相对而言，我更担心他们会针对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总是发表反对他们的言论。2011年8月，我父亲的好友，也是他抗争暴权的同盟扎西德汗在去祈祷的路上脸部中枪。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劝我父亲：小心点，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们家门口的街道狭窄，校车无法开进去，所以我每次都在小溪边下车，翻过一道上锁的铁栅门，然后再走一段阶梯，才能到家。我总觉得要是有人攻击我，一定是在阶梯上。和我父亲一样，我总是爱幻想。有时候在课堂上，我的心思就会不知不觉地飘走。我想象在回家的路上，有人从台阶上跳下来朝我开枪。我想象自己的反应：也许我会脱下鞋子，朝他扔过去，但我又觉得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和恐怖分子也没有什么区别。最好还是向他祈求好了。好吧，如果你想开枪就开吧。不过，在此之前，请先听我说几句话。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不是针对你，我只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去上学而已。
我并不害怕，但我也开始在每晚临睡前检查门锁好了没有，也开始向真主祷告，询问人死后会怎样。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无话不谈，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从小学开始就是好朋友。我们分享彼此的一切，比如贾斯汀比伯的歌、电影《暮光之城》，还有最好的亮肤面霜。莫妮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但她知道她的家人绝对不会同意，所以她告诉别人她想成为一名医生。在我们的国家，女孩们即便能外出工作，也很少能从事除医生或教师以外的职业。而我不同，我从未隐瞒自己想当医生、发明家或政治家的念头。莫妮巴似乎总能未卜先知，可我总是安慰她：别担心，塔利班从没有针对过一个小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