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人的教室内，正在讲课的史景迁迟疑了一下。他看见两个操作摄像机的人，正试图在前排学生的桌子上架起一个小型的轨道。这两位摄影师试了许多次，才得到一个缓慢推向史景迁这位北美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那张如老牌影星肖恩康纳利一样英俊的脸的镜头。
史景迁今年77岁，受北京大学之邀来华开讲座。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北京，也不是待得最久的一次，却是最像明星的一次。因为担心人多，北大历史系没有大肆宣传讲座的信息，甚至临时更改了地点，仍然挡不住热情的听众。保安不得不警告大家要留出出口，防止有人晕倒。
这位剑桥出身、耶鲁执教的英国老人，在并不清新的空气中保持着绅士的做派，讲座全程站立，语速沉稳，神情专注。他唯一一次表露情绪，就是在看到摄像机的时候，但直到讲座快结束，他才忍不住自嘲了一句：显然我们都被拍到电影里去了。
史景迁治史，最擅长加入人性化的细节。他写张岱记忆中灯笼的光亮，写普通妇女王氏死前的梦境，写太平天国，他甚至想为其中一条狗命名。将历史投射到具体的人和情感之上，也就还原了历史。
如果他为自己写史，大概会写到这一架摄像机。它是史景迁在北京十天的行程里高频率亮相的伏笔，史景迁面对镜头表露出的那一丝疑惑，也是对自身身份与大众认知之间差距的疑惑。
看见你就像看见摇滚明星
2月28日、3月5日及7日在北京大学做系列讲座，3月1日在曹雪芹纪念馆参加活动，3月3日与企业家冯仑进行一场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座谈，史景迁在北京的十天里，隔天亮一次相。
史先生本不想进行大讲座，我们原来订了一个20人的小教室，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大勇介绍。史景迁在耶鲁执教时，以讲课质量佳著名，是能开上千人大课的少数教授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他到耶鲁做访问学者，曾想听史景迁讲课，却发现需要夜里三点钟开始排队。
提前几个小时，这个20人的小教室已经不堪重负，开讲前一刻钟，地点换到三百人容量的大教室。人潮汹涌，过道和讲台的空间也很快被占据。头发花白的史景迁从门口艰难移动到讲台中央，教室里响起了掌声和一片闪光灯的咔嚓音。
史景迁1989年曾在北大讲学一个月，他那时在西方成名已久，但在大陆仍只是学术界的内部人物。2006年，史景迁70大寿，亦曾到燕园开讲座。此时他的大部分著作已在中国出版，又赶上西方汉学家著作被引进和讨论的潮流，名声开始发酵。
今年来华，他的影响已经远远溢出了学术界，成为各方竞相邀请的对象。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向他介绍在北京西山重建曹雪芹故里的依据，以飨这位47年前已写就《康熙与曹寅》的作者。企业家冯仑主办名为探寻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起源的对谈，史景迁也是座上宾。但一个半小时里，史景迁拿起话筒不超过四次、30分钟，四个观众的交流机会中，没有一个问题是抛向他的。
让史景迁谈公益，挺难为他的，他作为史学家的底色不好发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组织者说。
只有在北大的学术讲座上，史景迁的名声和他的位置才是合拍的。他仍保留着英伦口音，以低缓的语速，讲述自己的研究和理论。他得到了不少专业的回应，也遭遇了比耶鲁学生更虔诚的听众。讲座结束后，找他签名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一位外国留学生干脆拿起话筒，唱了一首斯宾塞之歌：请给斯宾塞先生一点空间，请给斯宾塞先生一点空气。
飞向史景迁的提问小纸条中，夹杂着这么一条：看见你就像看见摇滚明星。
一个不远千里的外国人
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d.spence）1936年出生于英国，在剑桥大学学习欧洲历史，后到耶鲁大学深造。在那里，他遇到中国近代史学者芮玛丽（maryc.wright），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另一位老师房兆楹为他取名史景迁，以此向司马迁致敬。
许多年后，著名史学家余英时为史景迁的著作《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文版写序，他说：史景迁的著作必须划入《史记》的类别之内，则是无可争议的。《史记》不但是中国史学的杰作，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典范。
史学与文学之争，是史景迁的名望之源，也是争议之端。从《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开始，史景迁文学化的叙述方式逐渐彰显，他透过康熙之口，以第一人称写这位帝王的心智和意念。也正是通过《康熙》，史景迁名声大噪。之后，他文学化的倾向不仅表现在讲述方式，而且表现在对于历史中个人命运的独特关怀，以《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问》为代表。
有多少人知道沈福宗这个人？史景迁在北大的第一场讲座以此问开场。1682年，沈福宗跟随传教士去欧洲，成为史料记载的第一个到达法国和英国的中国人。他见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译介过《论语》，还与西方学者讨论中国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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