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我病倒了。医生在我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疑为脑瘤。两天后又在我的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也可以说是肺癌晚期。医生当时认为，我活不过3个月。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和我的家人都懵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与死亡如此接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癌症患者的恐惧和绝望。
靠着妻子的搀扶，我摇摇晃晃走出家门，就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样，开始了慕名投医的漫漫路程。
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又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我们终于获得机会面见这位专家。尽管是个特需门诊，却没有谁来给我们约定一个准确时间，所以还要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在昏暗之中耐心等了3个小时，终于在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见到主任。
他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胶片上。我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发现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年轻医生则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这种感觉很快影响了我的心情，让我疑惑。我能理解由于病人太多，所以医生只能让病人排很长时间的队，看很短时间的病，但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会如此不在乎病人的心理感受；我能理解医生因为见多不怪而产生的不耐烦和冷漠，但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只知道那些仪器、胶片和检查报告，而完全不顾及病人的身体症状；德高望重的医生门下理应高徒满座，他们利用临床病例来教导弟子也是必不可少，可是我很难想象，他们既然已经与病人特约自己的时间，并且为此收费，竟又不肯把时间专用在病人身上。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发票，以及一篇演讲、一个？和一个模棱两可的待除外。我们沮丧地发现还是在原来的起点上踏步，既不能确定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把家里的账单、存折、信用卡全都找了出来，半睁半闭着眼睛把密码一一写在纸上，收拾停当。老婆一向不问家里钱财，也不知道我究竟挣了多少钱，又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想，如果我走了，得让她能够找到。
做完这些以后心里稍感轻松，感觉自己今生已经了无牵挂。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没有用更多时间和他们母子二人待在一起。结婚25年来，我们一直聚少离多，可我竟从未把这当一回事。人总是不在乎自己拥有的东西，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
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周良辅教授建议我再对脑部做一次核磁共振扫描，但是必须加上波谱。他解释说，这是国外的一项新技术，有助于确认颅内肿物的性质，甚至还能更准确判断它与肺部病灶是否有关。
波谱扫描的检查报告至少还要等上3天，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当大夫的妹妹告诉我，对于我的病，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至少没有那么悲观。
国外的专家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由于没有见到病人，他们看到的只是我寄去的全部脑部胶片，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查阅。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诊断，他们极力建议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要请最好的医生。
妹妹当即决定从布鲁塞尔赶回北京。到北京后，她直接去医院，拿到波谱扫描胶片，又到京城最大的书店，买来专门论述波谱扫描技术的书。一个上午的求医经历让她失望，现在她决定依靠自己。整个下午和晚上，她都在阅读这本书。书比砖头还厚，很难读，但她很快弄懂了其中要害。她把我的胶片一一展开，摊在床上，仔细比照，结果发现，这项检查还真的有助于判断颅内病灶的性质，跟周良辅教授说的一样。
所有的征兆都显示，良性的可能性大。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你相信谁呢？妻子问我。
当然相信我妹妹。我回答。
你不会是只想听好话吧？妻子再问。
不！我说。
我接着述说我的理由：我不懂医，但我了解妹妹。她在脑神经医学领域里不是行家，但她是糖尿病方面的专家。最重要的，她是一个肯接受新事物和善于学习的人。过去20多年，她以治学严谨和对糖尿病卓有成效的治疗获得了同行尊重。在这件事上她投入的不仅是智慧和专业学识，还有感情和责任心。那些专家只不过投入了他们的时间短暂的、以金钱来计算的时间，而妹妹投入的是全部心血。她也有可能犯错误，但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要比那些专家小。
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是我成功获救最重要的环节。
我这样说有个原因，大多数癌症病人，还有他们的亲人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选择权。医生说什么就信什么，结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条错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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