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在台湾南部一个滨海的小城，叫做高雄。1961那一年，小学二年级，发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个女生突然严重呕吐，被紧急送到医院。没多久，学校就让我们都回家了，全市的学校关闭。过了一段日子，当我们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班上几个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一种病，名叫霍乱。我们当时当然不知道，高雄的邻村香港，在同时，被同一波传染病所袭击，15个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们的命运就是彼此相连的，但是我们懵懂无知。
是的，我是一个在所谓第三世界长大的小孩。想象一下这些黑白镜头：年轻的母亲们坐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夜以继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价的圣诞饰灯，孩子们满地乱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来的恤衫；那运气特别好的，刚好在前胸就印着中美合作的标语，或者凑巧就是净重二十磅。
1975年我到美国留学，第一件感觉讶异的事就是，咦，怎么美国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来的？1961年的班上，每一个女生都有头虱，白色细小的虱卵附着在一根一根发丝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为是白粉粉的头皮屑。时不时，你会看见教室门口，一个老师手里举着一罐ddt杀虫剂，对准一个蹲着的女生的头，认真喷洒。
香港人和台湾人有很多相同的记忆，而奶粉﹑廉价圣诞灯﹑霍乱和头虱，都是贫穷的印记。如果我们从我的童年时代继续回溯一两代，黑白照片里的景象会更灰暗。一个西方传教士在1895年来到中国，他所看到的是：街头到处都是皮肤溃烂的人，大脖子的﹑肢体残缺变形的﹑瞎了眼的，还有多得无可想象的乞丐一路上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香港这个村子，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享有近三万美金的每年人均所得，700万居民中却有123万人生存在贫穷线下所谓贫穷线，指的是收入低于市民平均所得的一半以下。如果这听起来太抽象，没感觉，你试试看走到大学前面般含道的某一个街口站一会儿，数一数放学回家走在马路上的学童：一﹑二﹑三﹑四，在香港，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
来到香港机场的访客，马上会被一个漂亮的招牌所吸引，广告词很简单：香港是亚洲的世界大都会。这个广告不说出来的是，香港是亚洲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大都会，贫富差距之大，超过印度，超过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已开发地区里，香港的分配不均，也名列首位。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一个摄影师不必守候太久就可以在街头捕捉到这样的画面：刚好一辆rollsroyce缓缓驶过一个老人的身影，他正低着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翻找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