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诚者》是著名的文革照片，对于被拍摄者王国祥和拍摄者李振盛来说，文革时，他们一个在镜头之中，一个在镜头之外，共同经历着那个癫狂年代，秉持同样的信念；如今，他们一个选择虔诚到底，一个则通过图片讲述真相，为历史作证，用忏悔和反思重新打量自己所亲历过的时代。
心中的红太阳
将被170多枚毛主席像章覆盖的王国祥纳入自己的相机取景框时，李振盛28岁，王国祥25岁。因为拍摄并保存了十万多张文革照片，李振盛蜚声海内外。我不仅是文革的记录者，我还直接参与了文革。
1967年初，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接管了《黑龙江日报》，他所领导的红色青年战斗队被吸纳进革委会，接管了报社的日常管理事务。文革初期，人们的确都很激动，他们的热情是真实的。人们相信毛主席。毛主席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我们年轻人当时觉得自己很幸运，这辈子能经历好几次这样的大革命啊!
红太阳的光辉同样深刻影响着解放军23军73师217团红一连战士王国祥，《为人民服务》是他参军后学习的第一篇毛主席著作，雷锋同志是他的第一个人生榜样。新兵连里，他40天不睡午觉，从废弃的木板上拔出了一千多斤钉子，被连队树为学雷锋节约标兵。
李振盛和王国祥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68年4月16日的傍晚。在讲用会(学毛著讲用会)代表的驻地大门口，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把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吸引到一位刚刚讲用回来的解放军战士王国祥身上。从红小兵到老贫农，从下乡知识青年到广大革命职工和革命干部，纷纷拥到台上，把自己身上的毛主席像章摘下来，佩戴到王国祥的胸前和军帽上。顿时，王国祥的全身戴满了一百多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王国祥深深知道，革命群众热爱的不是自己，热爱的是毛主席，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李振盛当天的采访原本已经结束，他用仅存的最后两张胶片抓拍了王国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我手中的相机完整记录了我在文革中的心理变化，最初的时候，我是满心拥护、一腔激情地去拍，到了后来，我试着寻找一种角度或构图，来表现我认为已有些疯狂的那些场景。那时有严格的规定，全国各地革委会宣传组曾多次下令摄影记者上交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李振盛坚持拍摄并保存了那些可能毁灭他政治生命的照片。
在文革中，李振盛从最初的欢呼，到后来开始怀疑，再到反感，到憎恨。文革捣毁寺庙和拆毁东正教堂，他怀疑是在革文化的命；残酷批斗让他感觉太不人道；当自己也被打倒时，开始憎恶了。
我的初恋女友叫孙培奎。她母亲是大连金县纺织厂的女工，文革中被诬是地主家庭出身；遭到批斗，还给抄了家。她不想在游街示众中遭到羞辱，便上吊自杀了。培奎也被说成地主狗仔子，混入教师队伍的假模范，受到调查。1967年4月，她来到哈尔滨。说我是新闻记者，前途光明，不想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她决定离开我。1968年，我和报社同事祖莹侠结了婚。结婚后，她的父亲也自杀了。他只是一个乡下公社卫生院的老中医，就因为医术比较高明，工资较高，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冬天的一个晚上，几名造反派逼迫他脱掉外衣只穿背心和短裤到室外去，说是让他冷静思考一下自己的罪行。他在雪地里站了几个小时。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为了做人的尊严他便上吊自杀了。这些事情直接改变了我对文革的看法，1968年秋冬，政治风云变幻，我自己也被打倒了。
1968年12月26日，李振盛被报社的支左小将押到台上，站在他曾经批斗过别人的地方，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被批斗了6个多小时。
1969年转眼即到。这年3月，王国祥随部队参加了珍宝岛保卫战。炮弹在他和战友的身边爆炸，同时，他的精神世界经历着更为深刻剧烈的震荡。战争结束后，和往常一样，上面下来人总结经验，整材料。总要我们往高拔，我特别反感。战士打仗哪有这么多想法，无非就是我手上有枪，我得先把敌人打倒，就是这么简单。再说有的人都死了，怎么找他去聊?怎么去给他提升思想?
林彪摔死了
1971年9月，王国祥和在32七干校劳动的李振盛都听说了那个骇人的消息。林彪摔死了!李振盛对林彪并无好感，第一感觉是这个代表着极左势力的人倒下了，政治形势将出现重大改变。但在王国祥心中，林彪是个不折不扣的军旅英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都写进党章了，为什么还要抢班夺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