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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园子里,地坛是我颇觉乏味的一个地方,水泥砖太满,草木受欺,一个有想象力的人进去会难受。尤其盛夏,像抽干了水的池子,让人焦灼。

即便如此,在我心里,仍是器重它的。地坛,是个重量级的精神名词,因为一个人和一篇散文。

20年前,大学的最后一个夏天,在阅览室乱翻,忽遇一文,不觉间,身子肃立起来。很想一个人逃走,躲开众目,找一个身心无所顾忌的角落,慢慢享用。

它把我拐跑了,去了很远的地方,那儿长满荒草和古柏,除了僻静、空荡和潮湿的虫鸣,只剩一位小伙子和他的轮椅。那个脸色苍白、被孤独笼罩的青年,那个消沉倦怠、无事可做的青年,那个在灿烂之年猛然摔倒的青年,终日躲在其中,在墙角,在荫下,漫无边际地冥想,关于青春、疾病、身体、梦想、活着的意义与之相伴的,只有光影、落叶和硕大的年轮。暮色苍茫时,母亲细弱的寻唤,云丝般飘来,他选择答应或沉默。

这是个废弃的园子。这个自感被废弃的人长叹,彼此同病相怜。

搬过几次家,搬来搬云总在它周围,且越搬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

对一个刚结束身体发育、精神正闹饥荒的学生来说,那个阅览室的下午,犹如节日。黄昏时,他一溜烟跑向复印室,把整篇文章揣进书包。

《我与地坛》,史铁生,《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

大概又过了10年,我才真正跨进那园子。

对它,我早早存下了一份敬意和暗恋,仿佛那并非公园,而是一个人的心灵私宅、精神故居。期间的一草一木,都是被喂养过的,被一个年轻人的寂寞,被他的时针,被他心里的荒凉和云烟。

入门前,我迟疑了,顿住,觉得不该这么随便进去,似乎需要一个仪式,该向谁通报一声。而且这是不应收门票的,或者,访客带一册书刊,收有《我与地坛》的那种,权当名帖或请柬。如此,我才觉得不鲁莽,才觉得被邀请了,经了主人同意。

四百多年里,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我东张西望,找什么呢?同伴问。

我不吱声。我找一个轮椅上的年轻人,找他的车辙,找端详过他和被他端详过的东西。我很急切,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年轻人的急切。

其实我不该来。地坛早没了文中描述的清寂,修饰一新的它,像个思想被改造过的人,像个刚理过发的新兵,熨烫齐整的制服,风纪扣都系紧了。没了杂草裸土,没了野性、不规则和迷失感,没了可藏身的自由。印象中,它该是茂盛深邃、曲幽弯折的,没有头绪,能藏得住很多东西,能收留很多的人和事。

它变肤浅了。

枉带了相机,没拍一张照片。因为我不知当年小伙子会在哪儿泊他的轮椅,哪儿安置那些缤纷狂乱的念头,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我对身边人嘟囔:地坛,地太少了!大地之坛,怎么可以缺了泥土呢?

终于确信:那人走了,不住这儿了。

我也该走了。没事我就不来了。

但我知道他这座城里,他在一个人生病。

那种病,漫长、坚忍、安静,犹如事业。

如果说世上有什么纯属私事,那就是生病。生病会让一个人的身体极度孤独,也会让精神极度纯粹,尤其是上帝给他的那种病。

2

无论作品或生涯、肉体或精神,史铁生都是和死亡意义归宿深深打交道的那类人,也是最亲近灵魂真相和永恒元素的那类人,我称之为生命修士。

疾病,在常人身上是纯苦的累赘,在他那儿,却成了哲学,成了修行,成了生命最普通的行李。他让你发现:原来,肉体可以居住在精神里,世界可以折叠成一副轮椅。

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他笑得晴朗,像秋天。

一个以告别的方式生活的人,一个倒着向前走的人。

他的从容、镇静、平淡,他健康无比的神色,让你醒悟:焦虑、惊惧、凄愁、急迫、怨愤是多大的荒谬与失误。不应该,也没理由。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说中了。他注解了自己。

2010年最后一天,上午醒来,我的手机短信最多的,不是新年快乐,而是:史铁生走了。

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他赶上了新年,赶在了宇宙新旧交替之际,愈发像个仪式。

我并不悲伤,甚至不觉得是个噩耗。它更像个消息,一个由他本人发布的通知。

我只觉得周围的景物有点恍惚,显得空荡、陌生。

对很多喜欢或热爱的人,我们并不期待撞面,只知彼此同在就满足了。当有一天,对方突然离去,我们最大的感受,或许并非痛苦,而是失落,是孤独,是对空位的不适应。就像影院里看电影,忽然身边的人起身走了,留下个空座,你会不安,盼那个陌生人再回来

那天的短信中,有位母亲说,她特意朗读了《我与地坛》,儿子静静地听孩子小,不知发生了什么,但说了句:妈妈你念得真好。

和我一样,她不悲痛,只是想念和感激。

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悲剧。

新年钟声响了,在稀疏的报道中,我知道了些最后的情景

清晨3点46分,他因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6时许,按其遗愿,肝脏被移植给天津一位病人。上午,在该院脑外科的交班会上,一位教授向同事深情地说:从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有位伟大的中国作家,从我们这里走了。他,用自己充满磨难的一生,实践了生前的两条诺言:呼吸时要有尊严地活着;临走时,他又毫不吝惜地将身体的一部分传递给了别人。我自己、我们全科、我们全院、我们全国的脑外科大夫,都要向他史铁生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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