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那年最重要的当然也是最难忘的事就是参加高考。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中学生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就是考大学，考上一个好大学。同时，社会、学校、老师、家长给我们造成的一个舆论环境就是考不上大学就完蛋；考上大学就对得起父母老师列祖列宗亲戚朋友，还捎带着还对得起自己的寒窗苦读。
本人中学六年就读于南京师大附中，全国十三所重点中学之一。在南京乃至全江苏,所有的中学生,都以进入这所学校读书为荣。走在路上,单凭胸前的校徽,就可以趾高气扬傲视四邻。那年月，连南京的片警都知道自己的管片里有几个南师附中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是自己辖区里的名人。
在这样一所中学里读书，学生们其实并不像外界猜测的那样，终日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地苦读，而是整天玩乐游戏嘻嘻哈哈地就过来了。由于进校之前的底子就好，大家学习起来效率高领悟快，加上各科老师都是全市最好的，教学得法，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寓教于乐，所以大家课余时间很多，每天下午好几个小时都是泡在操场上打球、踢球，还有各种其他的玩法，比如什么航模、美术、音乐兴趣小组等等。
我一生中踢球最频繁，运动量最大的时间，就是在中学这六年，几乎天天下午3点以后就长在球场上了，直到天黑回家。
很快，传说中的高考就来了。于是，老师加大了监管力度，家长配合，学生们努力，大家都向高考发起了最后冲刺。据说很多同学熬夜苦读加班加点，老师也开始了考前的专项训练，应试技巧猜题功夫升级换代，南师附中的高三学生和老师们，也必然要加入那场全国人民pk高考试卷出题者的智力竞赛。
我还是跟从前一样，按照老师的部署完成功课，自己没有想法去主动加练。由于老师们的考前训练计划详细周密而且针对性很强，只要跟上进度，就足够了。我唯一痛苦的是，想踢球也找不到几个人了，毕竟大家都很忙。
1986年6月，离7月7、8、9号的三天高考只有一个月了。这时，一件大事发生了，这件事，对我的高考，乃至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我的父亲和我之间，为了这件事，第一次平等地像两个男人一样地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对话讨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选择。
198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墨西哥进行。比赛时间在6月初到7月初。
我从1978年第十一届世界杯开始，跟着爷爷和父亲守着一台九吋黑白电视看阿根廷世界杯，到1982年在14吋彩色电视里看西班牙世界杯，1986年时已经要第三次看世界杯了。
可是，世界杯这一个月，就是高考前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马拉松的最后一圈。就算学习好，有把握，而且提前被外交学院选中了，只要考一个录取分数就保证上一类重点大学了，也不能像22年后的博尔特那样在最后30米就闲庭信步减速招摇吧？再说，罗格先生都批评他了呀。更何况，因为时差的原因，有很多重要比赛是要熬夜看的，这严重影响考前的复习啊。
到底是看，还是不看呢？
我的爷爷和父亲商量了一下，又跟母亲做了沟通，然后，父亲在世界杯开幕那天，跟我单独郑重地谈了一次。
他说：我们知道你很想看世界杯。我们也相信看几场球并不会影响你的高考。甚至我们都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其实该下的功夫已经下足了，没必要让你整天想着高考，心理压力过大。看看球，调剂一下，说不定会让你有更好的状态。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说不定不让你看球，反而让你不高兴，影响你的心情。所以，我们决定，你自己选择看球的时间场次，自己安排自己的合理起居时间和学习时间。因为，你已经十八岁了，可以为自己负责了。万一，你高考不很理想，也不要后悔，更不要跟看世界杯联系上，大不了重考一次。
当时我简直觉得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
我表示看球绝对不会影响高考复习，并且和父亲一起选择了一些小组赛，等进入淘汰赛阶段再选择自己想看的重要对阵。
在一场1/4决赛中,一个影响我终生的人,用一种震惊世界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眼前。在他连过五人踢进那个球的时刻,爷爷和父亲完全忘记了邻居们都在凌晨的睡梦中,忘记了夏天的南京家家户户都开着门窗过夜,他们爆发出了我从没听到过的吓人的持续的呼喊,把母亲和妹妹都吵醒了,纷纷跑出卧室来查看情况,以为家里闯进窃贼发生了激烈搏斗。
马拉多纳,一个终生的偶像,一个类似于信仰和准则的人,就这样在那个夏日的凌晨,远隔万里,素昧平生,甚至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却永久占据了我心灵的一角,结实地,顽固地,不论发生什么,不论别人说什么,他,都永远在那里,就在那里了。
每一次熬夜看球之后，父亲都要帮我撒谎欺骗班主任，说我自己在家熬夜用工，白天可能会起得晚一点，早自习就不要强求我准时到校了。班主任因为我的历次模拟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也就睁一眼闭一眼。
我每天到了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同学们，主要是那些球友们，绘声绘色地描述我看过的比赛，那架势颇有一点说评书的意思。后来回想，这也许是我阴差阳错的体育解说前传吧。
转眼到了7月初，世界杯决赛来了，高考随后就到。
话说7月5日这一天，高三全年级进行考前动员，全年级6个班300多学生，几十名老师，还有校长、教导主任等，集中在学校最大的阶梯教室，黑压压坐满了倾角类似于体育场看台的座位。正面的大黑板上，红色楷书大号的粉笔字写着一行标语：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那气氛之肃杀，令人立刻想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的诗句。好像同学们不是要去参加一场考试，而是要去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或者说，一把用青春和余生为代价的豪赌。南京的夏天那闷热潮湿的空气里，仿佛都凝结着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闻得到的沉重与压抑，一滴一滴地掉落在每个人的心口。
就在教导主任讲话结束，校长的战前动员（是的，真是战前，只能用战前来形容）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男生出现在了宽大的阶梯教室门口，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色圆领背心和一条的确凉裤子，脚踩一双塑料凉鞋，左手把书包从左肩上甩到背后，用拇指勾着书包带，吊着后背上那个绿色帆布书包，右手拿着自行车钥匙，孤零零的，有点不好意思，却又是无处躲藏、硬着头皮，走了进来。
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这个男生。他快步走到台阶处,迅速向高处的最后一排座位走去,那里有他的死党们提前给他留好的位置,他们都在那里等候他带来的早间体育新闻之《世界杯快报》。弟兄们的目光如同接应突围的救援火力一样及时打响,一个个满眼的企盼和兴奋,用眼神暗示着预留位置的方向。男生终于坐了下来,消失在那一片黑压压的年轻的脑袋里,让领导们的怒火暂时失去了目标。
快说快说,谁赢了?谁是冠军?声音小得根本不是听见的,而是看口唇动作看出的。
阿根廷3比2胜,马拉多纳没有进球。比赛很精彩。男生用最简洁的新闻语言把核心要点发布了,摆摆手,暗示大家会后再说。
一堆凑过来的脑袋迅速恢复了原来的正常会议状态和位置。
多年以后,这个男生干起了体育解说，当年凑过来的那些脑袋知道以后都说这一点也不奇怪。后来这个男生又不干了,那些脑袋又说,他不干了也不奇怪,一定是不快乐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小就是这样。
这个男生就是我。那一年,我1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