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davkander1961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两岁随父母移民南非，13岁开始摄影，年轻时在南非空军中进行航拍照片的暗房制作，退伍以后师从著名摄影师harrydezitter，1986年移居伦敦，从事职业摄影。他的作品被刊载于多家著名媒体，并在卢森堡、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爱尔兰、美国、瑞士、法国、中国、希腊、阿联酋、丹麦和德国等地展出，2002年曾获得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terencedonovan奖。
《长江》系列是nadavkander2006年至2008年间拍摄的。nadavkander希望能摆脱自己对中国已经形成的概念，依靠直觉去拍摄那些引起他内心共鸣的画面，于是，隐约的忧郁和不安出现在了照片里。在他看来，发展中的中国正通过去历史化与自己的以往划清界限。nadavkander说：经历一段拍摄过程后，我渐渐感受到这个国家所面临的矛盾与困惑，当它以惊人的速度飞跃的时候，也在不断毁坏着自己的根基。在这些照片里，人们常以渺小的姿态存在于他们的环境之中，这种种情形的潜台词就是：在中国的前进道路上，普通人并没有什么话语权，面对着时代巨变，他们显得无足轻重。
nadavkander的作品总是在找寻平静中的不安，他最常用到的词就是uneasy（不轻松）。在他的眼中，世界如此宁静，但他同时又对这样的世界保持着警觉。无论是在广袤的美国大地，还是在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他确实感到自己似乎和这个世界有点格格不入，觉得自己像一个窥视者。所以他作品的视角多为远望，从而制造了独特的中立感和隔阂感。这些特点在《长江》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江如晓天静，石似暮云张，但也许，谁知万里客，踌躇复惘然。
他注重反映大河两岸人类栖息、发展的足迹，以及这些正在变化着的足迹对人、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每一幅照片都在叙述着一个现实与历史断裂的故事。这些气息灵虚、格调渊雅、语言幽微而境界深邃的照片，比那些声嘶力竭的照片更能衬托出现实的坚硬。他的经历和智慧，帮助他在众多以长江为拍摄主题的摄影师中脱颖而出，在此时此地，他用镜头非常及时地述说了在谋求发展道路上人们对自然的征服及其徒劳。
像佛教里的河流隐喻一样，这些照片有效地唤起了观者对于永恒与短暂的沉思和对于得失的考量。它们超越了单纯记录中国持续发展的状态，诗意地提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脆弱性，还有人类行为可能给自身带来的负面作用。kander很清楚：这些作品和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的相互联系有关，并不只是关于中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nadavkander所担忧的，就如同他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中国人所担忧的一样：我怕我们再也回不到儿时的故土，因为，它已不会再存在了。
姜纬：你说自己不是纪实摄影师？
kander：是的，我说过永远都不会把自己定义为一名纪实摄影师。纪实摄影强调的是摄影师面前的东西，而我在意的是内心深处的感觉。
姜纬：在你2006年来中国拍摄《长江》前，你对中国有些什么了解？
kander：我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资料。当然，没有什么能比身临其境时的感受来得更为强烈和复杂了。
姜纬：是怎样的强烈和复杂？和你的想象有什么出入？
kander：中国比我想象的更不寻常。我最初的想法是中国太大了，我根本不可能拍摄全部，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做到，但是我可以拍摄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的缩影，比如长江。我来到这里，希望能暂时放弃之前所了解的，仅凭感觉。经过几次到不同地点拍摄之后，我意识到我个人想表达的是什么，以及我的情感回应在哪里。中国发展得太快了，有点违背自然规律，许多中国人对此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即使这样，还是得说他们的生存能力实在是太顽强了，简直难以置信。
姜纬：为什么想放弃之前对中国的了解，而仅凭自己的感觉？这是你一贯的工作方式吗？
kander：我会事先做些调查，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去寻找感觉。我不想先入为主。我的工作应该是对那些组成照片的事物的重新认识，这是我五次来中国拍摄的重要原因。我可不想拍《国家地理》杂志那样的照片，所以我就需要在中国停留一段时间，离开，再次思考，找出对这些照片的感受，接着再回到中国，和当地的人们充分地交流。
姜纬：为什么选择长江作为主题？
kander：首先，长江是一个关于变化的很好的隐喻和象征。长江一直在变化，然而，它在最近数年的变化尤其巨大，就如同中国的情形。其次，我了解长江在每个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中国不再是封闭孤立的，中国和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
姜纬：在拍摄《长江》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人或事情？
kander：我曾在火车上碰见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男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出生的地方了。这样的感觉很糟糕，我们正在和这个古老的国家渐渐失去联系，我觉得非常可悲。在中国时，我的心情并不舒畅，因为中国看起来似乎在拼命追随西方的东西，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模仿和寻找那些在西方也是不健康的东西。
姜纬：这些照片的景深令人难忘，镜头与人物之间似乎刻意保持了距离，人物很小，你是想通过种种环境的映衬来表现人类的渺小吗？
kander：中国在经历一个新的开始，同时也有着过去的一切负担。虽然我觉得中国的事情也是全人类的事情，但具体到我在拍摄这组片子时，还是会把自己看做一个外来者。我有一种十分遥远的感觉，甚至比我在意大利或日本时的感觉更远，所以我以把人物拍得很小的方式来呈现这种感觉。渺小的人是与庞大国家的强烈对比，也是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状态的一种隐喻。我到后来才发现凭直觉去这么拍是对的。
姜纬：你拍摄长江的照片，从色调上看，它们是经过一些调整的，介乎现实与虚幻、清晰与迷蒙之间，整体感很强。这样的色调，容易引起人们情绪上的反应，比如乡愁、忧伤、疏离。
kander：这些照片的颜色确实是经过一些调整的，我想把握住整体感，所以把每一张照片的颜色都归在同一色系之中。我对精确度和细节不那么在意，我希望那些照片包含着情感，而人们在看到照片时能够产生共鸣，他们会说，这些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或者很有意思。
姜纬：照片里有许多大桥，这些富有形式感的桥梁是某种象征吗？
kander：是的。桥梁是起沟通作用的，人类建造了难以计数的桥梁，但我们可以认真想一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未来之间，到底有多少有效的沟通呢？
姜纬：摄影不全是看见，摄影更多的是不断地自我整理。
kander：我们经常说要寻找人生的意义，不过，也许是没有答案的。摄影师的工作只是去做一个诠释，然后把感受传递给读者，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去找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然后分享给读者。在我看来，这就是摄影师的明智。比如长江，摄影师个人和长江相比，个人太短暂了，摄影师看见的长江，许多是没有结构的、没有起承转合的。许多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是散掉的。摄影的意义也许就是给它一个结构、一个框架，然后我们可以分享一种见识，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幻觉，或一种现实。不断地寻找、不断地生活，这是我对生命的理解，也是对摄影的理解。你也可以说我在用各种不同的素材制造人生一个有意义的假象吧，可是这个假象对增强我们活下去的勇气，还有对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拥抱在一起，其实很重要。
姜纬：你对摄影的基本信念是什么？
kander：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仍然从事摄影工作？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只能说我的。摄影对我之所以重要，除了它是我的职业之外，还有一些更根本的原因它事关精神。照片有理由穿越覆盖着我们的幻觉、成规、各种分类和论述，我们因此就有可能感受到经验和生命的真实质地，就有可能看到意义世界的冲突、困窘和疑难，摄影呈现人的生动形象，保存了我们丰富和复杂的感知，也保存了对人本身的不懈的探索意志。
姜纬：你的经历使你有这样的理解吗？
kander：我想是的，我从小到大，经历过许多，看见过许多，也思考过许多。摄影史不长，我们今天来谈摄影的作用、谈摄影的工作方式，和一百多年前完全不同，时代变了。我们现在有能力了解摄影的意义，同时也应该知道摄影的限制。
姜纬：有很多中国读者觉得你的作品有着雅俗共赏的品质。
kander：你所说的雅俗共赏是一种难得的境界，至于它是否必须是每一个摄影师的追求，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摄影问题上，我们需要趣味的宽容，如果没有追求雅或者追求俗的自由，那么就既不会有雅也不会有俗，更不会有雅俗共赏了。
姜纬：我对摄影师的个人技术和影像的传播方式也很有兴趣。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摄影和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会给摄影本身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包括人们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方式。以你的经验体会而言，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
kander：我了解这个问题的含意。媒介的发展使得摄影面对极不确定的未来。现在很多人试图勾勒未来，而过去就有无数人做过同样的事，总是依据技术的发展勾勒未来，现在回头看，他们的勾勒基本上是不可靠的。人类不是由技术一个维度决定的，人性要复杂得多，很多因素会加入进来，最终使现在言之凿凿的预言在未来成为笑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相信人还是相信人造之物，比如有的人相信人造之物，电脑相当于他的上帝；而我选择相信人，摄影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本性，它不是现在才第一次面对媒介的变化。
姜纬：其实发展本身就是个问题，涉及发展的伦理与限度等许多方面。发展与破坏不应该是同义词，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但实际上做起来非常困难，你觉得我们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的吗？
kander：这真是个一言难尽的问题，我一直希望我是个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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