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上，凝结了三四十年代知识精英的智慧与道德勇气，而他的文化遗产似渐失去传人。
二十九岁时，费孝通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江村经济》。这部作品不仅帮助一名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在学术世界赢得国际性声誉，整整四十二年之后，这本薄薄的小书，令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获取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像那一代很多杰出人物一样，生于一九一零年的费孝通不仅身经二十世纪中国种种磨难与挫折，更表现出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面对挑战时的生命力、智慧与道德勇气。在《江村经济》出版的一九三九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在书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
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中国陷入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危机，知识青年开始努力地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彻底否定传统的方式，可以在言辞与情感的表达上获得快感，它摧毁一个旧世界，却无助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比起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那一代知识分子，成长于三十、四十年代的新一代开始更多地借助西方世界更系统的学科方法，来观察中国。借助于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人类社会学，费孝通通过对中国一个小小村落的研究，试图揭示中国广阔、沉默的农村世界的秘密。
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所表现的风貌，似乎已成为旷世绝响。一九三八年回国后，费孝通先后在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工作。在炮火声中，几千名年轻人与他们的老师，唱着歌，忍着饥饿，徒步从北京穿越中国，来到昆明的大后方，在空袭的警报中，他们创造了学术史上最繁荣的时刻。半个世纪后，费孝通回忆那段时光时说：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我的一生里最值得留恋的。时隔越久，越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识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深情，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社会学试图解释个体与复杂的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巨烈的社会变迁，是所有社会学家梦寐以求的题目。全球市场与工业社会的兴起，造就了马克思、＿遣虞f与韦伯。而作为二十世纪人类最壮观的实验场，中国是所有思想与学科最理想的主题。在被禁止这种探索整整三十年之后，已错过最旺盛的创造年华的费孝通开始帮助中国开创自己的社会学传统。他先后担任不同的学术领导职务，还在一段时间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但这一切中，没有什么比教书、写作、实地研究，更让他兴奋的了。
中国社会正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社会，正像费孝通所说：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引起相应的激，孕育一代文章。我们不应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一直到九十岁时，费孝通仍在继续写作。
他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重温派克学派》系列笔记，借助于对芝加哥大学派克的描述，似乎重又回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生气勃勃地探索社会的秘密，充满想像力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我总是忘不了那一幕场景，二十七岁的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外的闹哄哄的街头闲逛，躲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会的角落里，他的苏州口音的英语暂时还插不上话，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的各种口味的英语发言，他也经常听不懂，他只好一个劲儿抽烟，在长期的烟雾缭绕之后，他似乎抓住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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