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对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以至于全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是春秋中晚期的晋楚争霸时期，一个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再一个是唐末五代。
从九零七年朱全忠称帝建立梁朝到九六零年后周灭亡的五十四年中，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五个小朝廷，伴随着走马灯式的改朝换代的是军阀间的不断混战和各地割据势力的倏起倏灭。五个小朝廷除后唐建都于洛阳外，都建都于开封，其中有三个小朝廷是以太原为根据地的沙陀人南下建立的，即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在唐末和梁朝时，山西境内存在着以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为首的割据政权晋国。在五代末的后周时，山西境内存在着刘崇建立的割据政权北汉。所以，中国北方五代的历史，实际可以当作建都于开封（或洛阳）的中央政权同以太原为根据地的割据势力激烈斗争的历史来看。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太原割据势力的胜利而告终的。只有到了五代的后期，太原割据势力才衰弱下去，这时，离宋朝统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分别以开封和太原为中心的两大势力是在镇压黄巢起义的战争中逐渐形成和壮大起来的。黄巢占领长安之后，唐廷动员了它的全部军事力量对付起义军。唐军虽然包围了长安并使起义军屡遭挫折，但由于起义军的英勇战斗，唐军仍然无法改变相持的局面。唐廷不得不下诏赦免沙陀酋长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杀害云中防御使段文楚的罪行，令其率军从山西北部南下助战。李克用的沙陀骑兵“皆衣黑，故谓之鸦军”（《资治通鉴》卷二五五），是当时最强悍的军队。起义军缺乏对付沙陀骑兵的有效办法，几次战斗，都吃了大亏。八八三年五月，李克用首先率部攻入长安，为唐廷立了大功，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治太原），李国昌做了代北节度使（治代州），后来，李克用又南取昭义（治潞州），北取大同（治云州），占领了山西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以太原为中心的割据势力，这就是唐末和五代初的晋国。
当长安被围，起义军处境艰难紧迫的时候，负责长安东面防务的起义军大将朱温叛变，把同州献给唐军，他因此被唐廷赐名为朱全忠。从此，这个可耻的叛徒成为起义军凶恶的敌人。八八三年，朱全忠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治汴州，即开封），开始以开封为根据地，依靠一批起义军的叛徒如李唐宾、王虔裕、李谠、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为骨干力量，经营自己的割据势力。在长期的混战中，朱全忠从弱小变得强大起来，逐渐消灭、吞并或压服了河南、河北、山东的旧藩镇以及以唐代禁军残余势力为基础的陕西新藩镇，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灭掉唐朝，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小朝廷——梁。
在唐末和梁朝，能够和开封势力抗衡的，主要是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太原势力。八八四年，李克用应朱全忠等招请率军到河南镇压黄巢起义，李克用至汴州馆于上源驿，朱全忠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企图杀死李克用，没有成功。从此，这两大势力之间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战争。战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八八四年到九零八年，朱全忠处于优势，战场主要在山西境内。九零一年、九零二年汴军两次兵临晋阳城下，李克用被压制在河东一隅，不敢与汴军争锋，朱全忠的胜利达到顶点。九零八年，新即晋王王位的李存勖，大破梁军围困潞州的夹寨，解潞州之围，初步扭转了晋军的劣势，李存就勖胜利，使朱全忠“既惧而叹曰：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旧五代史》卷二七）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战场转移至河北，梁晋两军为争夺河北三镇展开了拉锯式的战斗，河北逐渐落入李存勖手中。九一七年，李存勖以魏州为据点向山东、河南进攻，战争转入第三阶段，梁晋两军夹河而战，势均力敌，互有胜负。九二三年，李存勖率轻骑兵奇袭开封，灭掉梁朝，两大势力的斗争以太原势力的胜利暂时告终。
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太原势力能够取得胜利，和它的根据地山西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山西的一个特点是占有从军事上着非常有利的地理形势。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的东部，境内山岭峪谷，纵横交错。中部从西北向东南分布着一系列连珠式的盆地，它们依次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由于山西地势北高南低，这些盆地略呈阶梯状。发源于管涔山的汾河象一条黄色的彩带，境蜒曲折地流经太原、临汾两大盆地注入黄河。山西的北面出长城与阴山大漠相连，南面以黄河、中条山与河南为界，西面隔汹涌奔腾在一千多里长的晋陕大峡谷中穿行的黄河与陕西相望，东面越过重峦迭嶂、连绵不断的太行山是河北、河南。由于太行山东部地壳曾经断裂下沉，山脉两边形成截然不同的地理景观。山脉西面是起伏不平的山西高原，东面则是开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因此，从华北平原看山西，就会有“危乎高哉”的感觉，而山西对河南、河北以及陕西的关中地区就处于居高临下的地势。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山西“表里山河，称为完固”，“因势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可见其地理形势的重要军事意义。
在山西境内，战略地位重要的地方主要有太原府、河中府、潞、泽、沁、辽及云州。
太原府（并州）府治所在地晋阳城，位于南北狭长的太原盆地北部，四面环山，有险可控，历来是我国北方的军事重镇。隋代，天下设四大总管并、扬、益、荆，并州居其首。汉王谅为并州总管时，辖区广大，“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隋书》卷四五）。唐代晋阳城地跨汾河两岸，由三个城组成，河西为都城，都城周四十二里，东西十二里，南北八里二百三十二步”（《永乐大典》卷五二四零《太原志》引《晋阳记》）。汾河东岸，有东城，贞观十一年李绩建。东城与都城之间有中城，武后时筑。都城西北的晋阳官，既是行宫，也是北方重要的军事物资仓库，广储军粮、兵器和甲胄。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晋阳宫监裴寂发宫监库物佐军，“进宫女五百，米九百万斛，杂彩五万段，铠四十万”（《新唐书》卷八八）。所以，晋阳城可以说是城坚粮广，形势险要。唐中期，李光弼以晋阳城为依托，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建立功勋。唐末，朱全忠围攻晋阳城，李克用境况窘迫，欲弃城退走云州，他的夫人刘氏劝他不要轻去其城，说：“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测之变，焉能远及”（《旧五代史》卷四九）。李克用才下定决心守城，凭借着晋阳城，终于击退了朱全忠的进攻。
从晋阳城向南，穿过灵霍峡谷和临汾盆地，是河中府（蒲州）。河中府在唐代曾为中都，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既有盐池之利，又盛产粮食，经济繁荣，十分富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三河是“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三河即河东、河南、河内三郡，河东郡就是唐代河中府一带，可见河中府在汉代已经人口稠密，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隋初，文帝巡幸蒲州，赞叹说：“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陶染成俗也”（《隋书》卷一）。河中府交通便利，它既处于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可以控扼通往长安的漕运路线，又处于太原与长安之间，是关中和太原交通必经之地。河中府位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战略价值自然很高。当朱全忠在河南站稳脚跟之后，为进一步控制关中，夺取唐朝政权，首先出兵取晋绛，以钳制李克用南下驰援关中，他对诸将说：“吾今断长蛇之腰，诸君为我以一绳缚之”（《资治通鉴》卷二六六）。然后取河中，并以河中为基地，打败关中藩镇李茂贞、韩建、李继徽等，胁迫昭宗东迁，得以灭掉唐朝。胡三省在评论朱全忠取得河中的战略意义时说：“全忠所以领河中者，上以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资治通鉴》卷二六六）。
潞、泽、沁、辽四州，即上党地区，位于山西东南部。从太原经潞州东出壶关，是相州、魏州，从太原经泽州东出天井关是怀州、孟州，从相、魏、怀、孟南下，渡过黄河就可直逼洛阳与开封。因此，无论从河南、河北攻山西，或由山西南下中原，上党地区都是重要的孔道，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梁晋两军在上党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九零八年，梁军围潞州，李存勖说：“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因而倾全力大破梁军夹寨。当晋军乘胜进取泽州时，梁将牛存节说：“要害之地，不可致失”（《旧五代史》卷二二）。苦战十多天，守住泽州，迫使晋军退保高平。可见双方都懂得这个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由于这一带是太行山区，险峰陡立，绝壑深阻，地势高峻，“为天下之脊”，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九一五年，梁军名将刘（寻阝）趁李存勖大军屯于魏州，晋阳空虚之机，率军经辽州黄泽奔袭晋阳，这本是一条好计，但因遭遇阴雨，“山路险阻，崖谷泥滑，缘萝引葛，方得少进。颠坠岩坂，陷于泥淖而死者十二、三”（《旧五代史》卷二八），只好无功而还。
云州（大同军节度使治所）是山西高原北部的军事重镇，以云州及长城为第一线，恒山山脉及雁门关（西陉关）、东陉关、飞狐口等关隘为第二线，以及两线之间的大同盆地，共同构成了太原北面纵深很大的防御屏障，它对于保卫华北平原及山西腹地，防御和反击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石敬塘把燕云十六州拱手让给契丹后，华北平原便无险可守，山西腹地便暴露在外了。契丹铁骑只要突破雁门关，就可以长驱南下，直取晋阳。
不难看出，太原位于山西腹地，为河东之根本。它通过云州可以控制阴山、幽燕，通过河中，可以控制关中、长安，越过太行山，可以俯瞰大河，凌通汴洛。山西的地理形势居高临下，山谷纵横，使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