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不愿意说起这张照片的来历，因为它是在我死去的姑姑身上发现的。
这张照片是我四岁时拍摄的，是一张一寸的黑白头像，距今已有50多年了。照片上的我，头发从中间分开，两耳下方各扎着一条辫子，头微低着，阳光散射在我的额头上，眼睛陷在阴影里显得有些阴郁。我的身子在稍浅一些的背景前，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穿了一件什么衣服。我的嘴半张着，一截舌头堵在双唇之前。当我知道这张照片的来历以后，就觉得我在照片上的表情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如今，在我进入更年期以后的那些失眠的夜晚，这个想法几乎成为一种信念。所以，我总是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在无尽的黑夜里试图解开其中的奥秘。为了能看到它的细部，我还把它扫描到了电脑里，放大到整个屏幕，直到我的脸上出现很多麻点。我发现自己吐出的舌头不是舌尖，而是舌头的中部，舌尖回卷在舌下，增厚的舌肉把我的嘴拱开了，看上去有点蠢像。我反复做着这个动作，试验着发什么音节时能用得着这样的口型，但是，整夜的探讨都没有任何结果。我发现一张照片被无限放大以后，损失的不仅是像素，表情的含义也会散失，甚至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知道探讨照片上的表情与姑姑的死之间的联系是徒劳的，但我还是无法放下，就像我相信造物主的力量绝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有一个原因。
但不管怎么说，姑姑的死首先与父亲有关。
二
一切都得从父亲当兵说起。
我的奶奶是个寡妇。爷爷死的时候，姑姑还没有出生。父亲比姑姑大十岁，与其说是大哥，不如说更像是父亲。奶奶送父亲当兵，是想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父亲要走的时候，姑姑已经哭了好几天了。父亲嘱咐姑姑要听奶奶的话，等他将来混出个样来，就接她过去。这是1956年秋天的事，父亲18岁，姑姑8岁。
来到部队以后，父亲有一种不怕苦不怕死的劲头，在射击训练中，他表现出过人之处，再加上他的忠勇，被选进了警卫班。他第一次回乡探亲就是以师长警卫员的身份回来的，尽管只在家住了一个晚上，但他斜挎在身后的盒子枪，特别是拴在枪把上的红绸子，像一团火苗一样在他身后一跳一跳的。那种英武之气让姑姑不仅感到骄傲，更坚定了长大后投奔哥哥的念头。
母亲是见过那团火苗的，当被人提亲的时候，她心中的那团火苗也一同被点燃。父亲第二次回乡就是专门回来结婚的，可是，他只住了三天就走了。就是这三天，母亲怀上了我。
在我一岁的时候，父亲回来过一次，以后一直没有回过，连奶奶去世都没回。
按照奶奶的说法，父亲是被“流放”了。这一年，我已经长到5岁了，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就像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一样。我带着这些记忆长大，这些记忆便成了死缠烂打般想忘也忘不掉的东西。
我的父亲从部队转业以后，就和战友们从南方直接来到东北的松辽盆地，在一个叫“农垦四场”的地方落下了脚。这是1960年2月的事。
去东北之前，父亲本打算要回一趟家的，但终究是没有这个时间了。东北发现了石油，部队要求他们立即动身去参加会战。虽然他们在身份上已经不是军人了，但在接受任务和工作上依然是军队作风。父亲在家信中只是报平安，从来没有提过他所从事的工作，因为首长说，这个新发现的大油田是保密的，不能向家人提起，所以他的地址不是某某油田，而是黑龙江省某某县的“农垦四场”。而恰恰是这个地名让远方的奶奶起了疑心，她认定父亲在部队犯了错误。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给师长当警卫员，别说是犯错误，就是犯下死罪也不是不可能的。这种担心奶奶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东北自古就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所以，奶奶武断地判定，父亲是被发配到东北劳改垦荒去了。
从那时起，姑姑就像掉了魂儿一样，整天想着如何去找到他的哥哥，她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姑姑的宿命也许从这一刻起就开始启动了，死亡的气息在我们看不见的场里正一点点地聚集着。
母亲与父亲虽然是青梅竹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但挎上枪的男人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没见过世面的母亲如何能想象得出这样的男人会干出些什么事呢。母亲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要带着我投奔他到那个叫“农垦四场”的地方去。可是父亲在信中坚决制止了她，理由是那里的条件太差，女人和孩子无法存活下去，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这样的描述母亲不敢跟奶奶说，却坚定了母亲要投奔而去的决心。母亲说，即便冻死饿死，我也要和你在一起。父亲暴怒了，隔着五千里地，母亲也感受到了父亲的威严，没有主心骨的母亲只好打消了投奔的念头。
全家人都变得沉默起来，奶奶从早到晚更是一句话都不说，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这个家庭。
三
父亲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到东北来搞石油的那天，是正月十三。一下火车，迎接他们的是刀子一样的北风。说是大油田，其实是一片荒原，几万人来到这里，光想着如何用最快的速度把地底下的石油搞出来，住哪儿吃什么都没有考虑好。他不告诉奶奶自己在做什么工作，不光是保密的原因，还有条件太恶劣了，不能让家人知道的。
北方的冬天是严酷的，大地被冻得裂开了一道道口子，蜿蜒曲折像一条条被冻僵的游蛇，每个人脖子上都吊着棉手闷子，寒冷像一头舌头上长着倒刺的熊，谁敢徒手抓握钢铁，就把谁的手连皮带肉舔去一块。这头熊发出的叫声也十分阴险吓人，那声音胁迫着雪粒贴着地面盘旋，如飞转的电锯要把人们的脚锯掉。
来到东北以后的父亲和战友们一起，头戴狗皮帽、身穿杠杠服、脚蹬大头鞋，奋力地用大镐刨着钢铁般坚硬的地面。他们的睫毛、眉毛都挂了一层白霜，脑门上的狗皮还结了冰溜，像一排刘海一样。他们企图刨出一条壕沟，把原油管线埋在地下。我的父亲把镐头高高举起，脸上的表情似乎带着仇恨，镐尖落地的刹那，他的两腮鼓起两排齿印，嘴唇紧紧地抿着，系在颔下的帽绳被挣开了，狂风把帽翅吹得飞舞起来，像猪八戒的两只大耳朵。热气从狗皮帽中跑出来，冒着白烟，好像他的头着了火似的。在他的想象中，冻土会被他刨得四处飞溅，于是他下意识地勾着脖子，把一张变了形的脸使劲地按向左胸。可是当他睁开眼睛检查自己的劳动成果时，却发现镐尖刨出的只是一个白茬。他对此并不失望，又一次积蓄力量把大镐抡起。这就是我的父亲转业后所从事的工作，从劳动强度上看，说是劳改，一点也不为过。
四
自从去东北寻找哥哥的想法萌生以后，姑姑就一声不响地做着准备了。到了中秋节，南方的气候依然燥热，但她知道北方的冬天来得早，她告诉自己必须得行动了。
据后来母亲回忆，姑姑是在一个早晨出走的。她跟奶奶说自己去田里干活，还带了很多吃的。可是直到晚饭时也没有回来，天快黑的时候，大家开始着急了，这时，母亲在自己的枕头旁边发现了姑姑留下的字条。
我四岁时的那张表情诡异的照片，就是姑姑这时带上的。她把自己积攒下的路费和照片一起放在父亲来信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父亲的地址，这就是她要去的地方。信封被缝在姑姑的内衣里，我一脸蠢相地陪着姑姑踏上了死亡的旅程。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张照片洗出来以后，母亲发现我的舌头堵着嘴，说不清是个什么表情，很生气，要求重新补拍，可那个照相的乡游子就是不肯。我顺着这条线索一直往前寻找，似乎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其实这种回想从我的童年时期，也就是姑姑死以后就开始了。我努力地让时光倒流，在黑夜中我紧紧地闭着眼睛，这种冥想动用了我的心血，致使我经常在黑夜中突然就耳鸣起来了，那声音在我漆黑的房间里啸叫，有时是一过性的，有时彻夜不停。长大后，很多人说我是个心思很重的人，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从童年开始就心事重重了。
在冥想当中，我看到自己被母亲带去照相的情景。那个做照相生意的人一年才能来我们村庄一次，母亲一直盼着他来，因为我出生以后还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那天母亲带着我去赶集，看到一棵大树下围了很多人。一张灰色的脏兮兮的线毯被绑在两棵树之间，线毯上影影绰绰地印着一座外国教堂。毯子前放着一把椅子，人们轮流坐在上面，木偶般地直愣愣地看着前面的人。那人在一个黑匣子前忙活着，不时把头钻进去鼓捣一阵，然后就举起一只哗啦棒逗着椅子上的人。
我被母亲按到那个椅子上，面对围观的人们，如同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感到很害怕。就在我听到哗啦棒响起的时候，我看到姑姑出现在人群中，就在这时，黑匣子里发出“噗”的一声。
可以肯定，我诡异的表情是在看到姑姑时做出来的。据说照相是可以把人的魂魄摄走的，如果是真的，人在照片上的表情就是唯一的证据。如果不是一年以后我的姑姑带着这张照片死去，我也许不会相信这种说法。
五
挖管沟的父亲，从正月挖到了中秋。这支部队不管刮风下雨都没有停止过。他们说：大雨不停，小雨大干，没雨猛干。中秋节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只知道，严冬又要来临。工地上立起一块小木板，上面写着：上冻之前，誓死完工!老天爷好像专门要和他们作对，中秋节一过，就给他们来了一个下马威，漫天的大雪大有把他们千辛万苦挖好的管沟埋起来的架势。
在大地封冻之前，父亲他们终于挖通了这条2.5米深46公里长的管沟。
施工进入第二道工序——下管子。当直径近一米的大口径铁管在管沟边一字排开的时候，像卧了一条巨龙。当这条巨龙走到父亲所在工段的时候，工地上吹起了集合哨，转业军人们立即整队，跑步前往火车站，他们的任务是——卸管子。
火车站上人山人海，一列摞着大铁管子的火车停靠在站台上。父亲的队伍来到指定的位置以后，就开始用木板搭建斜梯，父亲爬上高高的管子垛，和大家一起用撬杠把管子一根根撬到斜梯上，让管子顺梯滚下。下面的人再用同样的办法，把管子拉到牛车上，一车只能拉一根管子。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姑姑出现了。
父亲他们往下撬的时候，就觉得那根管子里面好像有东西，往下滚的时候就开始打斜。下面的人再往上拉时，管子的一端翘了起来——只见一个人从管子里滑落出来：她团着身子，掉出来的时候头是朝下的，从穿着上能看出是个年轻的女子。这一幕被站在高高管垛上的父亲看得一清二楚，他和下面的人一起发出一声惊叫。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这根管子的标号，用白色滑石粉笔写着大大的“0028”，随后他就和人们一起围了上去。再没有经验的人也能判断出这是一具尸体，而且是冻死的。
父亲一丝一点都没有想到，这具尸体是自己最疼爱的妹妹。
当过兵的人是懂规矩的，他们立即派人到站前派出所报案。这死去的女子上身穿花条绒上衣，深蓝色裤子，头上扎着一块黄绿相间的方格头巾，脚上穿一双布鞋。她头朝下的姿势也许是不得劲吧，在人们议论着猜测着她的死因的时候，她自动倒向一侧，变成一位蜷着腿侧身躺着睡觉的人。她的脸露出来了，人们又围着看这张脸，父亲也去看，可是他还是一丝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他的妹妹。他还和人们一起议论着，说这女子一定是来投奔亲人的，不是谁的媳妇就是谁的妹妹。
派出所的民警来了，他们把那具女尸抬到装管子的牛车上。那可怜的来投奔自己丈夫或者哥哥的女子，依然保持着侧身蜷腿的姿势，晃晃悠悠地被拉走了。
站台上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
那根标号为“0028”的管子，和所有的管子一样，最终被摆放到了管沟旁，等待着父亲他们把它焊接进油龙的行列。明年一开春，这条管线投产以后，滚滚的原油流向远方，在出口处会像人的血管一样喷射，人们不会去想，那女子的灵魂会不会裹挟其中。
六
有人说，灾难发生的时候，人是有预感的。姑姑的事说明了这一切。
在姑姑走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忽然想看看自己的那张照片。我知道照片与母亲做鞋用的鞋样子一起夹在一本书里，那里还夹着她和父亲的结婚照。她说等攒够能装满一个相框的照片以后，就镶起来挂到墙上。那天我翻遍了书页里夹着的每一样东西，就是没有我的照片。对于这张不翼而飞的照片，母亲并没有深究，她反而说，找不到就算了吧，反正也没有照好，下次再重照一张就是了。母亲没当回事，我却在当晚发起烧来，据母亲说我还说了胡话，但说了什么，她听不清楚。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母亲说我有些不对劲，眼睛看人直勾勾的，问我梦到什么了，我也不说话。
其实，我在梦里看到姑姑了。
姑姑瞒着全家出走以后，她用了一个白天走到最近的火车站，本想用带在身上的钱买一张火车票，但她看到了一列停在车站上的货车。车厢上写着一个地址，她惊奇地发现，这个地址正是父亲来信的地址。这还不算要命，要命的是，这时来了一个小伙子，他说要去那个地址找爸爸，已经在车站等了一个多星期。遇到同路也不算奇怪，奇怪的是姑姑像被洗脑了一样听了这个陌生男孩儿的话。他说如果钻到管子里，就可以不用买票直接到达了，这是个巨大的诱惑。
男孩儿激动的眼神说明这是个天大的好事，而且是别人不知道的千载难逢的好事。这个机会必须马上抓住，因为火车随时有可能开走，或者他们攀爬的过程随时有可能被人发现，所以，在男孩儿先爬上去以后，姑姑就跟着上去了。
他们刚刚钻进铁管子里，还没等坐好，火车就猛地往前闯了一下。铁管子在碰撞中发出巨大的轰鸣，像一口大钟被人使劲地撞响。坐在钟里的人全身都被震动发声，血液、内脏连同骨骼都鼓荡起来和钟体共鸣着，在这种战栗当中，姑姑的耳朵听不见了，她的喊声也被淹没了，她无力地感到自己马上就要粉身碎骨肝脑涂地……
姑姑害怕了，可是火车已经开足马力驶出了车站。很快姑姑就感到自己快被冻僵了，可车轮不管他们的死活，像永动机一样一味地向前滚动着。
第二天夜里，火车终于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处于半昏迷中的男孩被更加巨大的制动声和晃动震醒。他不是有意把姑姑遗弃在管子里，而是他已经叫不醒这个女孩儿了。
七
让父亲感到晴天霹雳五雷轰顶的那一刻终于到来。派出所转来一个信封，说是从女尸身上找到的，这信封的落款处写着父亲所在单位的地址。这显然是这个单位里的一个人寄回家乡的信。
全队的人都傻了。
所有人的目光又全都投向了我的父亲。
那是一只牛皮纸信封，没有信瓤，里边装着一张一寸大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吐着舌头的小姑娘。另外还有一些零钱，具体的数字是32块6，这在当时刚刚够一张来东北的火车票钱。
姑姑被牛车拉回来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不同的是，她的脸上返了一层白霜，就像变质的食物长出一层细细的白毛一样。
父亲在大家的注视下，踟蹰着靠近，尽管那一层白霜使姑姑看起来有些变形，但他还是认定了这就是三年没见面的妹妹了。因为他看到了姑姑左眉角上有一道一寸长的疤痕，这道疤在冷冻的过程中变得有点发红而愈加清晰起来。
那是姑姑一岁多的时候，父亲背着她在给猪喂食的时候，姑姑从背上滑下来，头磕在猪食槽上，鲜血顺着眉角一直淌到脖子里。姑姑的哭声和饥饿中的猪叫声混合在一起，吓得这个只有十一岁的男孩，情急之下抱起妹妹舔干了她脸上的血迹。伤口处的血也被他嘬干了，露出翻开的肉皮，他不敢用手去摸，他知道自己的手脏，就用舌头把划开的肉皮一点点地抚平。这道伤口只用几天就长好了，连奶奶都没有发现。
站在一旁的警察等待着父亲的确认，父亲的耳边响着妹妹的哭声，嘴里涌上从妹妹伤口里淌出的鲜血微咸的味道。父亲一时有些恍惚，但他还是朝警察点了点头。
人们围了上来，架着父亲的双臂，他们是怕本来就已经在饥饿当中双腿浮肿的父亲此时过于悲伤会出现不测。然而，我的父亲毕竟是当过师长警卫员的人，他异常冷静地挣脱掉人们的手臂，走到姑姑的面前。他把蜷腿侧身躺在牛车上的妹妹正了过来，她本来就是坐着死的，这样就端坐在了人们的面前。
父亲朝着姑姑发起火来了，就像他小时候训斥不听话的妹妹一样，不同的是姑姑这回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听由他的数落。
父亲的声音缓慢而低沉：谁让你来的?别人的话不听，我的话你还不听嘛!不是跟你说得好好的吗?等我这儿条件好了，你和你嫂子一起来，然后再在这儿安个家，多好。可你现在来了，没吃没住的，让我怎么办呢……
父亲一边说着，一边摘掉姑姑头上的围巾，用手轻轻地碰了碰左眉角上的伤疤。这道疤格外硬，像粘在额头上的一根草棍儿。
人们建议父亲把姑姑埋到油田新开发的墓地里去，那里新挖了一百多个墓坑，都是给在这个冬天里死去的人预备的。
父亲摇着头，他不想把自己的妹妹送到那个地方去。他顺着管沟找到了那根标着“0028”的管子，这根管子已经被放到沟底，正等着人们把它和两边的管子焊接到一起。
八
父亲拿起了铁锹，工友们随着父亲一起来到这根管子的旁边，像平时挖管沟一样，挖出了姑姑的坟坑。这是一个超深的坟坑，是管沟的标准深度。这个深度，在北方，是冻土所不及的。父亲要让自己的妹妹不再受冻，而且这管道投产以后，还有加热功能，躺在旁边的姑姑，就像待在有暖气的房子里一样暖和。
父亲站在深井一样的墓坑里，望着那一小块天空，有一些眩晕。但他还是认真地清理着边边角角，把墓坑打理得方方正正漂漂亮亮。当人们用绳子把他吊上来的时候，他看到天空阴沉下来，低低的，重重的，如果不是被四周高高的井架支着，好像马上就要塌下来了似的。再往远处看，大地也是那么不堪，像被一个通魔法的恶人泼了盐酸一样，圈圈点点地泛着白沫。没泼到的地方，长着高高低低的荒草。这些荒草生在北方，是它们的不幸，春天来得晚，夏天又短，还没等绿透就黄了，就像姑姑的人生，早早地就收场了。
父亲好像从未注意到自己的裤腿上、鞋带上刺满了各种野草的种子，这会儿在姑姑面前，他觉得那些枣核形的满身是刺的苍耳籽粘在自己身上是那么难看，他想摘掉它们，却划破了自己的手。但他不管这些，一把把地往下扯，双手被弄得鲜血直流，他也不觉得痛。身后草黄色的苇穗在大风中泛起层层巨浪，“刷刷”的响声盖过了远处钻机的轰鸣。
父亲是一名管工，来到油田以后，就像当兵后立即显示出过人的射击才能一样，他展示出了对铁管子的剪裁和拼接才能。对于这一点，我更相信他后来表现出的诸多才能来自于他的用心。那天，父亲异常用心地为自己的妹妹做了一口铁棺材。
父亲谢绝了别人的帮忙，他要独自给姑姑建一座漂亮的房子。他先把一截铁管子用电焊切割下来，然后反复地测量管子的直径，因为管口并不是一个绝对规范的圆，只有得到精确的尺寸，才能在下料时做到天衣无缝。父亲沉默不语，一个人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在一块巨大的铁皮上慢慢地画着，不时起身去验证这个图形与实际对应的严密性，不断地修改着。父亲用火焊切出的圆，边缘整齐而光滑，像用剪刀剪下的一样。他把这个圆从一整张铁皮里抠出来，把它放到管子的一头，即使不用焊接，也能做到严丝合缝。工友们被父亲的管工技术惊呆了。而在这个过程中，看不出父亲的悲伤，他更像一位沉浸在自己的手艺并玩味其中的工匠。
铁棺材做好以后，父亲用手绢把姑姑脸上的白霜擦去，露出粉红色的脸庞，表情似乎还有一丝笑意，端坐在那里像一尊女菩萨一样。父亲又用手指把她凌乱的头发理顺，围巾重新系好，衣服上有土的地方全都拍打干净，领口袖口全都整理了一遍。
整理完姑姑的遗容，父亲轻轻地把她抱了进去。他让姑姑的脸朝着家乡的方向，后背靠着管壁，摆放得稳稳当当的。
父亲从管子里钻出来，冲着姑姑大声地说：小珍，坐好了，哥送你上路!
说完，他就拿起焊枪，焊条轻轻一点，就“嗤嗤啦啦”地响起来，淡蓝色的火花猛烈地喷射在父亲的腿上，在渐渐暗下来的天幕下，这火花异常绚烂。
父亲沿着管壁结结实实地把姑姑焊在了管道里。
埋了姑姑，父亲在坟旁种下一棵小柳树，确切地说，是一根柳枝。茫茫四野，不做个记号，将来就找不到了。
九
处理完姑姑的后事，父亲接到一封来自家乡的电报。尽管这已经是当时最快的通信方式，但对于新开发的油田来说，还是迟到了。电报上只有4个字：珍去，接站。
父亲在给奶奶的回信中瞒下了姑姑的死讯，还编出一套谎言。说给姑姑找了份工作，将来再给她找个对象，这里的好小伙子有的是，以后就在这儿过日子了，请奶奶放心。父亲还经常模仿姑姑的笔迹，并以她的口吻给奶奶写信，说这里的生活怎么怎么好，她还和一个老乡谈了对象等等。时间长了，奶奶就真的相信了，当初对“流放”的疑虑也渐渐打消。
对于大人们的谎言，我不屑于去戳穿。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我只有守住自己的秘密，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过了这个冬天，母亲终于带着我去了北方。这是母亲朝思暮想的事，特别是得知姑姑有了工作以后，父亲也因此不好再阻止，只好答应了她。
我们在路上走了四天三夜，中间倒了两次车，尽管辛苦，母亲却一直兴冲冲的，而我却觉得离事情败露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愈发紧张。在车上，母亲多次跟我谈起姑姑，还让我猜她的对象长得什么样，我有几次差点说出真相，但我还是忍住了，我想，这样的消息不应该由我说出。
火车终于快到了。母亲早早地就催促我准备下车，我们拿着行李来到车门口，看着外面荒凉的景象，我的心更加慌乱起来，在火车停稳的时候，我的心跳再一次加快。
父亲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眼前。他接过母亲手上的提包和行李，母亲又接过我手上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就算是团聚了。
母亲问，小珍怎么没来?
父亲说，她上前线了，回不来。
我悄悄地在心里说，骗人。
父亲把我们领进一个干打垒土房中，这是他们和先期到来的家属们搞突击会战刚刚建好的，房间里还弥漫着浓重的石灰味，墙脚还有活着的草。
到了晚上，姑姑还没来。
母亲又问，小珍咋还没下班?
父亲说，前线很远，一上去就得十天半个月。
我又在心里说，骗人。
半个月过去了，姑姑还是没来。
母亲又问。
父亲不再回答。他说要带我们去一个地方。
我说，我知道她在哪儿。
父亲和母亲分别用惊诧和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我准确无误地把他们带到了种着一棵小柳树的坟墓前。
十
我们一家人虽然在油田上安顿下来了，但日子并不好过。父亲工作在“前线”，正如他所说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母亲和所有的家属一样被组织起来种地、盖房。在缺吃少穿的年代，她们必须自己养活自己。我也和村里的孩子们一样，带着我的狗，整日在村庄附近的田野里转悠，寻找着可以充饥的植物和动物。
生活一天天地继续，姑姑的事渐渐被我们遗忘。
就在这时，老家来信了，说奶奶病重。父亲本打算立即回家，但他却悄悄地把信揣在了胸口，他是怕奶奶跟他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