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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有“中国军事奇才”、“民国时期的军事学家”、“民国军界元老”等诸多耀眼的头衔,是中国近现代一位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遗憾的是,他虽深受蒋介石的器重却从未被蒋介石授予过兵权。

求学常怀爱国心

蒋百里,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人,光绪八年(1882年)农历九月初二出生。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分文不收,从此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1898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他趁清明回乡扫墓之便,顺道拜访一位同族塾师,看见案头有新任桐乡县令方雨亭(国民党健将方声涛之父)观风题一纸,列题三十,限期一月交卷,文体虽仍是制艺诗赋策论之类,但意义革新,都是关于实际民生的论题。蒋百里思想开朗,对这类试题颇有兴趣,跃跃欲试,便抄录了题目回去,挑灯走笔,如期作成交卷,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字。同年冬天揭晓的时候,蒋百里被取为超等第一名,方雨亭在批示结语上写道:“此真我中国之宝也!”破例给予奖金及膏火银币30元,并且派人请蒋百里到桐乡相见。

翌年春,蒋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方雨亭虽是旧官僚,但他思想开明,劝蒋百里不要循科举途径求取功名,应朝着实际的经世济民的方向努力。方雨亭将蒋百里推荐给杭州知府林迪臣。方、林两位福建人,都爱才如玉,无地域观念,不抱门户之见,介绍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蒋的一切费用由方县令供给。进入求是书院后,蒋百里两次考试皆获冠军,课余又参加林迪臣所创的另一东城书院月课,屡次名列榜首,因此文名大噪,引起求是书院监院(教务长)陈仲恕(陈叔通之兄)的注意。

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扶桑留学。胸怀报国志的蒋百里投笔从戎,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军事、文化两条战线上施展才华。在一次军事考核中,他获步兵科超等第一名,日本天皇亲自向他授军刀,日本军人并称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为“中国士官三杰”。

倡导民主革命

1902年,在日本求学期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蒋百里曾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梁启超的“《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同好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

1920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篇。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于时代精神。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文中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章结语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次年8月修改定稿,在汉口交《大公报》连载,轰动一时。

自杀以明责任

蒋百里担任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在就职训话中发誓:“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当时,他身着黄呢军服,外罩红缎里子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锃亮的长筒马靴,骑一匹高头大马到校。

半年后,蒋百里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1913年6月18日清晨5时,他召集全校师生两千余人紧急训话。他身着军服、佩指挥刀,站在尚武堂石阶上沉痛地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说时迟,那时快,蒋百里掏出手枪,朝自己胸部开了一枪,随即倒在血泊中。

他于前一晚写下的遗书中说:“仆之殉职,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之风气有关。”留给老母的信中写道:“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前途及民国有益。”

所幸的是,子弹未打中心脏,蒋百里被救活。他离任后,保定军校的学生每人洗了他的一张小照,留为纪念。

成就一段婚姻佳话

袁世凯得到蒋百里自杀的消息,延请一位日本医官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而此举终成就蒋的美满婚姻。这名日本女护理名佐藤屋子,当时性情刚烈的蒋百里伤势虽已无性命之虞,但其心已死,执意不愿留在人世。美丽而善解人意的佐藤小姐对其照顾看护则无微不至,她对蒋说:“要忍耐,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立大功业呢?”佐藤小姐以日本“忍字诀”规劝他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蒋百里;蒋于万念俱灰之际,得此红颜知己的一番劝慰,不禁油然而对面前这位异国女子产生了爱情。

蒋百里此前原尊父命与一位大家闺秀结婚;其妻为蒋父的世交查某人之女,应属门当户对,但该女子目不识丁,与蒋百里文化差异太大。蒋百里对这门亲事非常不满,婚后不久就离家北上了。查夫人不育,一直居住在硖石镇侍奉蒋母杨太夫人,直到1939年逝世。

佐藤屋子小蒋百里8岁,日本北海道人。毕业于日本护士助生专门学校,又在帝国大学产科学习过5年,来华派到日本驻华公使馆担任护士长。蒋百里养伤期间与之朝夕相处,深深爱上这位佐藤小姐。他对她说:“我听你的话,不再轻生了。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在我身边提醒,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此一语双关,已经表明心迹。佐藤小姐心领神会,低头不语,含情脉脉。数周后,蒋枪伤痊愈,佐藤小姐也深深体会他的心意,同时对蒋的品德才华也极钦佩,很愿与之结好,但云家有父母,更兼彼此为异国人,终身大事,确是不敢自主。临别,两人各留下了通讯地址。

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偏见,使佐藤屋子的父母对他们之间的事情持反对态度。然而蒋百里对佐藤深爱不稍懈,鸿雁传书,更是不绝于途。后蒋专赴日本面见佐藤父母求婚,佐藤父母看到这个中国青年这么爱他们的女儿,遂同意了两人的婚事。这样,在1914年秋,蒋百里终在塘沽码头迎来新娘,假天津德国饭店与佐藤小姐结成百年之好。

婚后,蒋百里为他的夫人取了一个汉文名字“左梅”。他还在家乡浙江硖石东山西麓购地数亩种梅二百株,号曰“梅园”,以备二人终老归隐之用。左梅夫人深爱她的中国丈夫,婚后她不再说日语。他们生有五个女儿,但左梅夫人从不教女儿们学日语,平时一家人都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交谈。抗战军兴,左梅夫人说:“中日交战,是日本军阀侵略的过错!”后来蒋百里将自己的轿车捐给国家支援抗战,而左梅夫人变卖了许多首饰等值钱之物,买来布匹、纱布,与女儿们一起,夜以继日地赶制军衣及绷带纱布,送往前线,救护我伤病员。

蒋百里和夫人左梅育有五女,二女蒋雍、四女蒋华定居在美国;五女蒋和居住在北京。他们的三女蒋英曾在德国学习音乐,她在1947年与后来成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结婚,同样也成就了婚姻的一段佳话。

被蒋介石打入监狱

大革命时期,蒋百里劝得意门生、湘军唐生智率军投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唐生智乘机发展自己势力,几起几落,最后被蒋介石削去兵权,经蒋百里力保,才得以东山再起。1929年秋冬,唐生智欲起兵反蒋(介石),密电老师征询意见。蒋百里回电中有“东不如西”一语,其意劝他仿效清代名将左宗棠向西北地区发展。唐生智刚愎自用,没有采纳蒋百里这一战略。他联合许多杂牌军将领,于同年12月5日通电全国,劝蒋介石“下野”。同时出兵直指南京。蒋介石立刻命令上海军警查抄唐生智驻沪总部,几天后又闯进蒋百里住宅,从他家里搜出一架无线电台、密码本和一份致唐生智电报稿。蒋介石误以为电报中“东不如西”一语是针对他的,命上海派6名便衣跟在蒋百里身边,名为“保护”,实为不让他自由活动。

1930年元旦,上海市市长张群登门劝说蒋百里出国,避一避风头。未料,蒋百里断然拒绝:“我为什么要亡命?我没有资格亡命!”张群碰了一鼻子灰,拂袖而去。几天后,门生刘文岛来访相告:“老师,目前你处境险恶,我看你还是出国安全,早走为好。”不料蒋百里怒目圆睁,拍着桌子说:“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

不久,蒋百里被押解南京,关在三元巷总部军法处待审,与邓演达、居正等同关一处,结为难友。蒋百里若被军法会审,他的罪案成立,必判死刑无疑。幸亏时任军政部次长陈仪将军暗中相助,以“拖”的办法使军法会审延期举行。陈仪与蒋百里曾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且是志同道合的好友。陈仪为人正直、仗义,1915年曾通过蒋百里、张宗祥通风报信,催促蔡锷逃出天津,避开袁世凯的追杀(当时袁世凯命陈仪带兵追蔡锷)。蒋百里被捕后,不明陈仪的用心,以为来日无多,视死如归,倒也神情自若。每日晨起,打过太极拳,就念唐诗、读佛经,或写写《灵飞经》练书法。

反蒋的邓演达关在蒋百里对面牢房里。蒋百里同情邓的遭遇,偶尔与他交谈几句。邓演达与其夫人的通信,均由蒋百里的前来探监的4个女儿轮流传递。1931年11月间,蒋介石下令秘密枪杀邓演达,引起蒋百里无限伤感,他对探监的挚友张宗祥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邓演达昨日已被杀害,不知明日是否轮到我?如今世道是无理可言的。”

然而,蒋百里门生将帅满天下,蒋介石杀他徒失人心,所以一时还下不了决心。蒋百里的好友唐天如四方奔走,催促蒋的学生陈铭枢等出面保释蒋百里。陈铭枢时任国民党行政院代院长兼京(南京)沪卫戍司令,在军政界举足轻重。他见时机已到,便进言蒋介石,力保蒋百里。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于1931年12月中旬释放了蒋百里。

在“西安事变”起了作用

1936年冬,蒋百里奉命考察欧洲军事返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不料次日拂晓,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天,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十多名蒋系军政大员同被羁留。

蒋介石被囚,张学良多次拜见,劝他同意8项抗日主张。蒋很顽固,毫无商量的余地。张学良对杨虎城说:“蒋百里德高望重,请他出面斡旋,局面可能改观。”蒋百里听了张学良的请求,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我可以照办。”他原来就主张和平解决,因而一口答应。

12月16日傍晚,张学良陪同蒋百里,来到软禁蒋介石的新住处西安金家巷一所军官私宅。蒋百里一进门,蒋介石立刻笑脸相迎,欠身握手,请他坐在床边沙发上。蒋百里比蒋介石大5岁,且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军校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所以蒋介石对他很尊重。张学良自行退出,二蒋关起门来密谈。蒋百里不急于引入正题,拐弯抹角地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言下之意,你蒋介石要“安内”已来不及了。他还引经据典,叙说中国历亡国之痛,当“儿皇帝”均无好下场的教训。蒋介石听后,心有所动,蒋百里遂将话题转入解决“西安事变”的对策,他提醒蒋介石:“中央军不能急攻,更不能用飞机轰炸西安,否则会危及你的生命。为保持国家元气,应避免内战,以和平解决为好。”

他们先后两次密谈,加之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形成的抗日大趋势,使蒋介石态度渐渐转变。他亲笔书写两封信,一封交宋美龄,一封交何应钦,致何函里明确指出:”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派亲信蒋鼎文搭机将信送至南京。宋美龄接信后,由宋子文等陪同,飞赴西安。这时蒋百里向蒋介石建议:“*方面竭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委员长不妨找*谈谈。”蒋介石沉思一会儿,点头赞同。此后,蒋百里对此事就不再介入。事后,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曾较详细地记载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蒋介石虽很器重蒋百里,但从不授予他兵权,1938年秋,蒋介石任命蒋百里为中国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仍由自己兼校长。蒋百里随校携全家搬迁,取道湘桂。事必躬亲,心力交瘁,因操劳过度,罹病于11月4日在广西宜山与世长辞,年仅57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蒋百里遗体迁葬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南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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