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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人中有句话叫做不给历史留下空白，虽然我们不可能不留空白，但是我尽限度地少留遗憾。”10月30日，在工人日报社，记者见到了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获奖者、工人日报高级记者、摄影部主任于文国。6次获得中国新闻奖、88次获得全国及世界性的新闻纪实摄影奖的他，仍然把自己叫做“草根记者”。36年来，他的足迹遍及祖国31个省市区，无论是在抗洪抗震前线还是在国家重大新闻现场，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在贫穷中受到现代文明激励的“农村娃”
1956年，于文国出生在山东省桓台县滩子村，他的父亲原本是当地国有企业的一名工人。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价飞涨，百姓生活困难，尤其工人的工资常常入不敷出。
“我的父亲是当地的七级木工和瓦工，但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农民一棵葱。’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我父亲选择了回家种地，我也从职工子弟变成了个农村娃。”于文国说。虽然父亲工作上的突然变动让少年时期的于文国的生活上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但是回想起那段经历，于文国却心存感激。“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得益于成长在那样一个‘既不优越也不闭塞’的小城镇中，我们山东桓台县虽然贫穷，但是地理位置却不算偏远，可以接触到来自大城市的信息，这样的环境使我能够在贫穷中受到现代文明的激励，励志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坎坎坷坷求学路上的“插班生”
于文国上小学二年级时，“*”爆发了。随后知识分子被*，学校停课，于文国和他的同龄人一样，跟着知识红卫兵到处去“串联”。闹了几年以后，学校让于文国这些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回去继续上学。
1971年，于文国初中毕业，当时国家实行的是推荐升学制度，虽然当时无论是文化成绩还是身体素质都在学校里名列前茅，但看到村里面推荐升高中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时，于文国傻眼了，未能获得推荐的理由是“父母不是*员”。
到了第二年，于文国又被以“往届生”为由，拒之高中门外。“我记得听到没能被推荐上高中消息的那天，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独自坐在自家屋前的池塘上，任由雨滴打湿衣衫，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那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绝望，痛苦得不得了。”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他着了魔似的在田地里下干活，几天不吃饭、不睡觉。回忆起那段经历，于文国说：“那时的举动可把我父母给心疼坏了，他们生怕我累出了病，又因为精神上受不了不能上学的打击，成了神经病，抑郁症。实话实话，那个年代最朴素的想法就是要改变命运，因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我们这代人想要改变命运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读书，二是参军，不能读书，就意味着翻身的路被堵了。”
山东省桓台县是建筑之乡，由于没有书读，在家呆了两个多月的于文国进入了村里的建筑队到外地打工去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在外打工的于文国突然接到了初中体育老师张潘玉的口信，告诉他一个有可能继续上学的消息。于文国回忆说：“张老师在一次县里体育老师的会上得知，田庄中学校田径队和篮球队要补招几个体育特长生，他就把我推荐给了田庄中学。那天下午收到他托人捎来的口信后，我立马就卷起了铺盖，从打工的地方往学校跑，一口气疯也似地跑了60多里地，整整跑了一夜。”于文国到了学校教务处，把铺盖卷儿往地上一放，跟老师说“我死也不走了”。就这样，于文国作为插班生，进入了梦寐以求的高中课堂。
追求知识融入血液的自考大学生
1976年，于文国高中毕业，由于没有恢复高考，于文国选择进入部队，当上了一名基建工程兵。“由于我从小学过一些美术，水彩画、油画都会，来接新兵的恰好是一位宣传股股长，他就让我进了部队机关宣传股，在电影组当放映员和美工。”
1978年，部队宣传股的摄影干事转业，于文国被选送参加了3个多月的新闻摄影培训后接了他的班，从此走上了新闻摄影之路。1980年，于文国随机械工程兵部队奔赴上海建设宝钢。经历了部队上几年宣传工作的锻练，慢慢地在上海主流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时常能看到于文国的摄影作品。其中，在热轧厂建设工地现场拍摄的作品《在荣誉面前》，获得了《人民日报》首届新闻摄影比赛一等奖。虽然在宝钢宣传战线上已经小有名气，但高中毕业入伍于文国始终放不下心中的大学梦。1983年，当于文国得知国家开始允许自学考试的时候，他兴奋地第一批报考了上海教育学院和复旦大学。“那个时候除了上班完成宣传报道任务，其余时间都投入到了学习之中。”于文国说。
80年代的宝钢所在地区被上海人看作是荒郊野岭，为了不耽误晚上的学习，于文国下午四点半离开单位，夜里十二点以后才能回到家门，天天如此。“宝钢在上海的东北角，复旦离得还近一些，教育学院在上海的西南角，有的时候去那上课，相当于斜对角穿了一遍上海城，半夜回到家以后第二天还得早起工作。”于文国说：“那个时候实在是太想读书，太想学习知识，也就这么坚持下来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崇尚文化，追求知识的理念已经深深地融化到了于文国的血液里。“记者是一个需要终生学习的职业，现在如果一天不读书就都有点受不了。”
于文国办公室的铁皮柜里，装满了他从业以来拍摄的上万卷交卷和数不清的摄影作品。
36年坚守一线的良心摄影人
从影36年，于文国6次获得中国新闻奖，连续三届被评为中国摄影记者《金眼奖》，88次获得全国及世界性的新闻纪实摄影奖。他是目前我国惟一一位获得过中国新闻奖“照片、通讯、论文”奖的“两栖”记者。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于文国无尽的付出和历经生死的考验。
他曾在青藏公路五道梁道班的采访中，在接近零下30度的环境下栽进了5米多深的沟坳，左脸摔得鲜血模糊。他曾因劳累过度，两会期间晕倒在人民大会堂，他也曾在太行山深处的峭壁上，被绳子吊挂在石壁上拍摄捅山工，而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只要选择了摄影记者这一行，干的就是一线的活儿，就要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顶得住危险。”于文国说：“往往干完了一天的工作，把照相机往旁边一放，腿都抬不起来，但是只要专注在相机取景器前时，一切的疲劳与危险都被抛在脑后。”
从2001年开始，于文国担任中国新闻奖摄影部分的评委。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有送过自己的摄影作品参与评选。“虽然这些年我也拍了不少的我觉得是那个水准的作品，但是我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在于文国的办公室里，看不到任何的奖状证书，他告诉记者那些东西都被塞在了铁皮柜子里，连家都没往回拿。相对于那些或光鲜荣耀和不凡的经历，每每与摄影界的同行相聚，于文国更愿意将话题引向中国新闻摄影行业的发展和从业人员素养的提升。
于文国向记者讲述了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于文国作为第一批摄影记者到达了灾区映秀镇。在映秀镇倒塌的电厂废墟前，他发现宿舍楼的瓦砾下压着了一个女人和她的侄女。那时已经是地震后的第三天，姑侄二人已经奄奄一息，虽然有上海和山东泰安的两只救援队在现场不停地救援，但是由于被压过深加上建筑受损严重，稍一挖掘就会产生二次塌方。被压女人的丈夫从都江堰赶回来，眼睛布满了血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但是救援没有任何进展。“到了最后，我亲耳听到救援队长对女人的丈夫说，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于文国说。男人听到救援队长的话后，苍白的脸一下子就紫得扭曲了。他颤抖着从裤兜里摸着出挤压成一团的烟，想用打火机去点燃，但是手中的打火机无论如何都对不准嘴上叼着的香烟。“当时的空气如同凝滞住了，那种氛围无以复加。”于文国说。“咱是搞摄影的，从职业的角度讲，拿起相机就想拍，但是那个时候我无论如何都拿不起手中的相机，没法把相机拿到眼前去按下快门。回想起没拍到那张照片，我现在都不后悔!”
从映秀镇出来的一两天后，于文国又到了汉旺中学救援现场。在满目的废墟和仍未挖出的尸体前，多天以来积攒的情绪终于化作夺眶而出的泪水。这个山东汉子流着泪他在自己的地震日记中写道：“那些孩子都是十七八岁的学生，他们的父母都四十多了，也就是说，死一口，绝一户!”当时这些遇难学生们的尸体停放在一片空地上供家属辨认，于文国远远地就看到也是一个搞摄影的，对着那些死去孩子们的脸，一张张地拍。“我身旁的一位新华社记者看到此景后，破口大骂，我也用相机啪啪啪拍了几张，把那个人给记下来了。”于文国说：“摄影人不能疯了，不能不是人，得先做人、后摄影，有的时候不拍，也是一种职业境界。”于文国认为，摄影记者不仅要会照相，而且要懂新闻视觉规律，新闻传播规律，更要有相匹配的职业伦理和自我修养，这样当他们真正面对灾难报道和突发事件的时候，才知道如何为社会传递出应有的价值和正能量。
从业36年，于文国始终没有离开过一线。他说：“新闻人中有句话叫做不给历史留下空白，虽然我们不可能不留空白，但是我尽限度地少留遗憾。”
“如果有一天我跑不动了，我还能对这辈子所拍摄的影像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这个时候凭借这么多年跑一线的功力和积累的经验，看问题可能会更加深入。但是现在，每当有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是会从内心中发出一种力量，推动着我千方百计地冲到最前线去，如果不去现场，我感到难受至极。”于文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