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那天，妻子余洲接到生活、工作在南方大都市的表弟波波的电话。余洲说：“我正要给你爸妈（妻子的舅舅、舅妈）通电话祝福中秋快乐呢，他们现在你那里吗？”
波波说：“爸妈先到深圳机场送小妹奇奇到爱尔兰去进一步深造，而后再由小弟斌斌陪着二老到台湾观光旅游去了，眼下他们正在宝岛尽兴呢！”
放下电话，余洲对我说：“舅舅、舅妈现在可是彻底翻身了！想当年啊……”妻子再次与我讲起想当年舅舅、舅妈窘迫的往事。
早年参加地质工作的年轻时的舅舅，不乏同样年轻的异性追求者，譬如他在浙江绍兴就读中学时的女同学以及工作单位所在地云南当地的漂亮姑娘等。可是，为了能有一心一意陪伴并照料他母亲的另一半，舅舅最终还是谨遵母命在江西赣州找了一位农村姑娘结婚成家。婚后，大女儿丽红问世。一家人仅靠舅舅一人在外地工作的收入难以为继，舅妈就随着她的婆婆（余洲的外婆）带着一岁的丽红，到了浙江投靠余洲家庭。由于余洲父母都有稳定工作及收入，家里凭添3位吃饭的也还过得下去。
待丽红两岁，大弟弟波波出生时，舅舅也从云南调回到赣州的大学里工作。于是，舅妈又随外婆带着丽红返回赣州。余洲等人将上述人等送回赣州之后，返回时又由余洲将刚满一岁的大弟波波抱回到浙江家里。波波在浙江这一呆就呆到了小学毕业，他因此也就把我的岳父母（他实际上的姑姑、姑父）称作爸、妈，并始终延续这样的称呼至今不曾改口。
那时节正值文革期间，不要说舅舅的收入养家糊口捉襟见肘，因为舅妈以及已出生的子女都是农村户口，因此城市居民按月领取粮票等计划供应票证的待遇也是农村户口人员不能企及的奢望。
余洲父母从浙江这边花钱买了高价的全国粮票时不时地给江西的舅舅家寄去，聊补无米之炊。我的岳父还写信给余洲舅舅出主意：“一定要想方设法将家里那几位的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找谁帮忙好呢？我岳父是在赣州干过公安的，可那是解放初期的经历了，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以往的公安同事，让舅舅他去找谁好呢？
思来想去，岳父就想起了名头较大的一位。那就是曾在赣州当公安处长的高水飞，以后高水飞以高歌的署名写了一部纪实性的中篇小说《孤坟鬼影》，高歌的名字是响当当的了。“你去找高歌吧！”岳父指示舅舅如此这般是有点把握的。因为，早年间高歌的弟弟是那种游手好闲的浪荡青年，没处可去的这位弟弟投奔哥哥来了，哥哥就把他安排到我岳父的宿舍暂住。可那位弟弟实在不思进取，没得钱花时就将我岳父以及同室寝友等人珍藏的解放战争纪念章、辽沈战役纪念章等统统搜刮、席卷而去，拿出去变钱花掉了。由于碍着与高歌的情面，岳父他们明知高歌为此有愧疚感，而谁都没有在高歌面前提及不悦。
“你去找高歌吧，”岳父说：“在赣州公安系统谁不知晓他啊！”
舅舅于是满怀信心找到了赣州公安局：“我找高歌同志！”
“你找他啊！他不在这里了！”对方态度明了：“要不你到监狱里去问问。”
到哪个监狱去问呢？对方也未置可否。舅舅就一家一家监狱问去，终于问到有接茬的监狱了。“你找高歌作甚？你是他的什么人呢？”一所监狱的接待者反复打量舅舅。
舅舅一下子感觉好像自己仿佛就是犯罪嫌疑人似的，被监管人员整整盘问了大半天，被问及舅舅的家庭出生、家庭成员政治面貌、工作单位及其现实表现、与高歌的渊源关系等等等等。舅舅当然也警惕起来，他也就没有表露此番来找高歌的真实目的。在舅舅最后反过来一再打听下，对方终于松口说：“高歌已经死了，是上吊自杀的！”话都说到这里了，舅舅唯恐避之不及，用事后他的话说，那简直就是从监狱里一口气逃将出来的。
得知这样的状况，岳父迫不得已亲自出马从浙江赶到江西赣州，他还是找到了肯于帮忙的且仍在公安系统的老同事，好不容易把舅妈及其子女的户口搞成了农转非。此后，舅舅家的小儿子斌斌以及小女儿奇奇相继出生，由于母亲已是城市户口，小孩子随着母亲的户口性质落户赣州吃商品粮也就自然而然了。
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有一回舅舅到粮站领取全家人的计划票证时，不幸被革命觉悟颇高的同事发觉并检举：“陈北海的妻子是农村人，她的户口以及子女户口都应该是农村的。他们现在都能在城里领取粮票，一定是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所致！”生怕因此殃及帮忙者的政治前途命运，舅舅只得忍疼割爱、悄然无声地又将舅妈及其子女的户口自行迁回了农村。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户籍政策有所松动，舅舅才用钞票买到了舅妈和孩子们的城市户口。
要知道，那时舅舅家的经济状况还处于温饱线之下的。譬如，小妹奇奇上了小学后，所有同学的学费都交齐了，唯独奇奇的学费还分文未交。班主任忍无可忍之下就找到也在学校当老师的奇奇的小姨叹苦经，最后还是小姨替奇奇垫付的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