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的额头上长了块灰色印记,听人说用金子擦擦就能去掉。可那时我们顾庄只有天增叔家才有金戒指。天增叔在县城当工人,金戒指是他花60元钱给妻子买的。
母亲拉着我的手,到天增叔家去求他妻子李婶。李婶将戒指从手指上捋下来,母亲小心翼翼地接过,拿着戒指不停地擦我的印记,嘴里哼唱着金子金子擦擦,印记印记搬家,直到我长印记的地方被擦得火烧火燎般地疼痛,母亲才停手。母亲把戒指放在沙发扶手上,和李婶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起来。
后来,我和母亲回到家里,还没做好午饭,李婶就风风火火地跑来了。她一进门就说:大嫂,戒指还用不用?不用就还给我。
母亲惊愕得瞪圆了双眼,端着面瓢的手不停地哆嗦,声音战抖着说:我把戒指放在沙发扶手上了,你没有看到?
李婶涨红着脸,说:沙发上没有戒指。
母亲把面瓢放在案板上,立即和李婶一起跑到她家。两人一起把沙发抬到院子里,找遍了屋子的每个角落,也没看见戒指的影子。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絮絮叨叨地说:我明明把戒指放在了沙发扶手上,它没长翅膀,不会飞走啊。是鸡叼了?还是狗衔了?
李婶冷冷地说:戒指是天增在大桥商店买的,60块钱啊,我干一年农活也挣不来这么多钱。
母亲一步三挪地回到家里,把自己疲惫不堪的身子放到床上,破天荒地没做晚饭,夜里和父亲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和父亲就起了床。他们跑去找大队支书,苦苦哀求他同意他们在窑厂干活。
放学后,我常常跑到窑厂看父母。母亲背着七八块砖或砖坯子,身子弯成一张弓。冬天,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刮着,母亲脸上却挂着细密的汗珠。那时,我最不忍看母亲洗手了。粗糙的手背上疤痕累累,皴裂的大口子处凝结着暗红的血痂,母亲洗手时常痛得脸上冒汗。
父母在窑厂忙活了一个冬天,终于凑够了60块钱。当母亲把这笔血汗钱捧给李婶时,李婶双眼湿润了,说:嫂子,我知道你家困难,这钱留着过年吧。母亲笑着说:大妹子,我不跑到县城给你买戒指了,就麻烦天增兄弟另买一个吧。李婶深受感动,求着母亲拜了干姐妹。
不久,李婶搬家到县城,把笨重、破旧的沙发送给了我们。
转眼过去了20年,我家经济条件宽裕了,新置了真皮沙发,李婶送的旧沙发只能当柴劈了烧火做饭。揭开沙发坐垫,撕掉破破烂烂的绒布,我看到一枚戒指安静地躺在沙发里。
我不由惊叫一声,母亲蹒跚着走过来,捡起戒指,双手捧着,禁不住老泪纵横。她又想起了1976年冬天发生的事情。
这时,我的妻子拿过戒指,利索地戴在手上,兴奋地说:好大一枚戒指,值一两千块钱,我也戴上戒指了。
母亲用双手捧着妻的手,说:这戒指的款式过时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母亲说着就从妻子手上捋下了戒指。
家里刚盖了楼房,又添置了家具,哪还有钱买戒指?妻子的脸突然由晴转阴。
晚上,母亲将我从床上唤起来,说想和我商量件事。她小心翼翼地说:现在实行火葬,一个巴掌大的骨灰盒就能装骨灰了,再用棺木装骨灰盒不是浪费吗?我想把棺木卖掉。
在母亲的坚持下,上好的棺木被人买走了。
后来,70多岁的老母亲进了趟县城,将尘封在沙发里20年的戒指还给了李婶,并坚持只要60块钱。母亲回来后,又兑现诺言,用卖棺木的钱给她的儿媳妇买了一枚闪光的戒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