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草屋的人们，夜里风紧，且被惊醒，孩子们想，最先刮跑的该是黑森林里的那间。那里的风像有着千百只的虎圈，朝天的吼。
那幢房子的坐落，像小城放出的风筝。
有年雨水旺得可以，七月的黄蒿凶凶地长着，潮潮的闷热弥漫在苇子沟，偶尔的风好像有了颜色。我们拨开，再拨开才见郊外，头上顶着草叶。
早年叫苇子沟的宾县，今天没有了苇子，就像开发区代替了庄稼。
那时的郊外是有方向性的。东面是高岗，有两座大烟囱说是炼人的，时常的浓烟覆盖着岗上的土地，有一种味夹杂着一些颗粒状的东西，家长们是不允许我们向东的；南面是大路，永远的大路，路边散落着民房，无尽的民房，走起来到不了我们想去的地方；北方是田野，高高矮矮的庄稼铺向天边，整齐得让我们不敢碰它，地里有草人，假装威风地在赶鸟，夏天的我们也像鸟，还有就是看青人的吆喝，其实更重要的是没有我们找的东西。
找什么，大了才想明白，是野气。
西面呢？几条大沟，长满了荒草，越到沟底越茂盛，有宾州河在静静地流淌，北方的河是少有沙滩的，洇过水，岸边的草都矮矮的，比今天城市的草坪要软。大片的黄土，在北方黄土是不种庄稼的，有沙。现在想来，北方的黄土也该产粮食，那野草长得很有气势，只是北方地多，黑土地还种不过来呢。
七月，黑星星成熟了，不但能吃还很甜，野草莓红得透明，老远就勾着你，还有一种叫酸浆的野果吃起来酸得疹人，总归还能吃，那年月，孩子的嘴就像个口袋，有东西装就行。若倦了，就躺在河边的草地上见雁阵北去，火云西行。有水，有吃的，还有蝈蛔，孩子们就忘记了那个世道是荒唐的。
还有的就是那片森林，黑黑的全是榆树。说是一片是不准确的，林的中间是个空场，那是一片坟茔，无风的天，静得冷森，树叶一动，林里呜呜地响，像哭。
每到清明，学校组织，由孩子们自己做的花圈，排着队，打着旗，扛着铁锹和笤帚，一个上午，森林中人气很盛，记得那天总是下雨。
宾县的烈士陵园，名气大着呢，它记载着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场战斗，上百号人死得惨烈。
不上学的时候，一般是在下午，吐了吐肚子里的酸水，就结伴到林子边望一望。张望就是探险，恐怖且神秘。林中有房，门总是关着的，有窗，糊的是黄纸，似乎有意遮挡阳光，有路但像蛛网，罩在坟茔之间。看坟的老头有个怪怪的姓，姬，书里看到过，皇族，高贵着呢。若见他那背着步枪瘸瘸的背影就心安些。心安不是不怕，姬老头凶得很，不知为什么，他像恨所有的活人，包括孩子。可最怕的是平地响起的一股风声，闪电一样的风声，那四条黑色的大狗从来不叫，真往身上扑哇，能管住的，是一声尖尖的吆喝。
宾县人是从来不吃黑狗肉的，阴得很，犯老病，可黑狗毛烧成灰能治外伤。
姬老头的狗和河水是宾县的大人们最不准孩子靠近的，虽然那黑狗还没有咬伤人的历史，因为只要人们跑出森林一般就不撵了。
对宾州河的记忆永远是美丽的，而姬老头的狗是我们的噩梦。
姬老头的狗，不是姬家的狗，因为，森林里的人没有给我们家的概念。孩子理解的家是一缕炊烟，是母亲倚在障子边的呼唤，是吧叽吧叽的吃饭声，是打完架最想跑到的地方
每年开学的第一个早晨，教室里嘶嘶啦啦的有线广播总是向我们讲着两个有关宾州的故事。一个是关于一个叫吕大干的人，据说是当地抗日活动的革命领袖，还说就义后还扔下三个孩子；再讲的就是木炮轰宾州。这些故事，孩子们听得不大懂，也不好听。按说几十年后，我们不该记得，可不知为什么，那些情节却牢牢刻在我们的心壁上。
姬老头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女儿，大名怎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姬妞，妞宾县人是不这样称呼女孩儿的。姬老头是哪儿的人，大人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从没说清过一句整话，也不同人好好说，张嘴就是骂人，为啥？不为啥。尖尖的吼声，打远着呢。
每月县民政局的人给他送补贴，是补贴不是工资，他没有级别，户口有没有不晓。一般是放到第一个坟茔的石碑上，再爬上一棵树，扔块石头，狗出来，老姬头也会出来，然后用手指指，就算领送到了，姬老头是个聋子，但狗叫他能听见，大人也怕他的狗。
姬妞和我是同班，个头与老师一般，年龄她自己也不说多大，常穿着男人的衣服，用布包着课本和几张纸，夹在腋下，上学像走亲戚。眼睛一瞪，吓人呐，班长收作业总是绕着她走，老师也从不问。班里的活动她随意，名字在最后，一般就不点了。没人同她玩儿，不仅是因为她长得丑，黑黑的，像男人，还因为她吐出最多的字是三个：你妈。
那时我们的学校是土房，就是说，房顶是草的，墙是泥的，屋地是土的，只有教务处是栋青瓦小楼。有天最后排的黄三贵淘气，上课晃荡着板凳，一只凳腿陷进了地里，出现了一个洞，男孩子们好奇，课也上不下去了，就用手扒那个洞，一会儿，黄三贵拣出了几根骨头来。狗的？牛的？不会是猪的，猪的骨头一般都会被人砸碎，里面的骨髓能吃。
姬妞嘴一张一合：人的。
班主任没说啥，出教室找来两个工友，拿着锹和土筐，将那骨头装到筐中，又拣来一些石块儿填进洞里将屋地平上，踩实，课还继续上。只是老师说了一句，当年，咱们教务处的小青楼是日本宪兵队。
那时的人们可能离战争不那么遥远，对这些事不怎么恐惧，但也是一个话题被人议论着。给我们烧开水带晚上打更的那个老头说，这个院阴气重，闹鬼呢。不信？你们是小，没经过，说出来，你们都没法上课。真不信？那我可说了？有天晚上我听见三班的教室里有响动，就将手电筒支上了，见有个老太太从黑板后面挤了出来，穿着满洲国的衣服，两只手都尖尖的老长。她被手电光一照，嗖地一下飘出了窗户，窗户玻璃上还留下个大手印，直到太阳出来一照才没有的没过几天，那老头被公安局给抓走了，听说不是因为这事。他说过，早年也是抗过日的人，给抗联的赵尚志当过警卫员，那赵尚志小个子，一米六出点头，嗓门儿亮，抬手一枪，杀人跟玩儿似的。还说那大烟土可是好东西，有个病、伤口疼、累了、饿了就抽上几口，就两腿飘轻，翻几个山头，把小鬼子扔老远。后来说他当过胡子，还打过抗联呢。
姬妞，我们更有些怕了，也有几分佩服，人的，那话说得真自信。她更加独往独来，谁都躲着。每天都是上课了，才见她穿过宁静的操场，一个人冲我们的教室走来。放学，先出教室，冲西，我们都到家了，她还一个人穿过或草或雪的小路，向着那片黑森林，暮色中她背对着城市。
有个新来的老师，不高兴了，这学生怎么在上课时，出进课堂不举手呢，说走就走，桌上也没有像样的本儿，于是就提问了她。哪知，姬妞踢开桌椅，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书也不要了，撞开门跑了。那个下午，姬老头端着步枪，闯进学校，吼着到处找着那个女老师，枪栓拉得嘎嘎响
后来，县委书记来了，可姬老头气没消呢，谁来也不行，那支美三零步枪冲着操场上的人群乱晃。县委书记撕开了前襟，一支手枪露了出来，那时的县领导是配枪的。姬老头见了，像捏到他一根大筋上，枪口自然抬高，双足并拢，一个立正，老实了。配小枪的肯定是首长。
那个女教师在一间小屋里已经不会动，也不会哭了，据大人说那天正来事儿，送进了医院。从那天起，到我毕业就再没见过她，想起来那女孩长得很美。
县委书记没有马上走，把教职员工都招集起来：对不起大家了，这孩子是我安排到你们学校的，原想让她认识几个字，能学多少学多少。为什么？大家还记得1934年打宾州城时的那门木炮吗？老姬就是那门炮的炮手
除了清明，陵园是没有人来的。坟头上的蒿草黑绿黑绿的，秋天泛黄的时候，才见姬老头割着，留给冬天。墓碑只有一个，仿着天安门广场的英雄纪念碑，没有姓名。那年的枪炮声不但断了他们回家的路，连思念都变成了硝烟。他们不会没有亲人，而亲人也永远不会找到这里，战争不给思念设置路标。
清明，县里各单位都组织人来扫墓，森林内外都是人。姬老头早早就把四条黑狗锁到圈里，他在什么地方没人能看到。宾县的清明草还没有返青，大小的坟茔飘着鹅黄，有两间红砖的小屋，树的掩映别墅一样，这是县里民户住房最好的了。
我常围着小屋转上几圈，怎么没有烟囱呢？
人们象征性的打扫几下，因为平时的坟茔就很干净，然后就开会，有领导讲话，有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在碑前宣誓，至今我还记得：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快到中午时，人们陆续散去，这天的下午不上课了，花圈留在了坟头上，一大片比春天还要震人。孩子们想，这天肯定是姬老头和姬妞的节日，同我们过大年一样。
姬老头有一片全县最好的果园，园里有杏、李子，最好品种最多的是沙果，沙果中黄太平和海棠果又最出色，黄得清亮，紫得可人，并且个个都挂着粉状的一层，那是手没碰过的。
那件事出了之后，姬妞就不上学了，一到秋天挎着个柳条筐上街里卖沙果。她从不到市场里去，想在哪儿卖就在哪儿卖，也不吆喝，遇到我们放学，她就低下头，乱蓬蓬的辫子垂到鼓鼓的胸前。黄三贵说，卖沙果还带晚饭，怀里揣着馒头呢。
她的生意不好。大人们告诉孩子们，不要买她的果吃，坟地里长出来的，瞅着吓人。还说，她家种的土豆像小人头那么大，白森森的还有鼻子有眼，那茄子黑亮得像我家的猫
日子久了，姬妞也有所察觉，她到汽车站去卖，外地人多，果子也打人儿，一筐的沙果到黄昏的时候也能卖出大半筐。或许她回去说了，时常见姬老头站在街口，尖尖地骂，骂什么谁也听不清。那年月没啥热闹可看，一骂起来，就有人远远地看着。人越多骂得越凶，直到他跳着脚，开始摆弄大枪了，人们才耗子一般溜回家，将门关严。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他从不走进街里一步。
姬妞不是姬老头亲生的，姬老头没结过婚，街头巷尾总这么说。哪来的，谁也不知道，那年月孩子多，要一个拣一个的都是平常事，况且，森林边就是扔死孩子的地方，男孩儿三道绕，女孩儿两道绕，用谷草或稻草。那黑狗吃过死孩子吗？大人也不议论，只说，那狗皮毛亮得吃啥了？
黄三贵买姬妞的沙果，原因是姬妞的秤给得高，笑嘻嘻再添几个也不说啥。黄三贵没大人管，父亲死得早，母亲是县里有名的疯子，是见东西就抢，打人的那种。他从小就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有天我把他领到我家，妈妈说，这孩子能活下来真不容易，天养的。几个月大的时候，常见他妈手拎着两条腿，头冲下，满街跑，谁要惹着她就用孩子打人。在我家吃饭，妈妈从来都用最大的碗，吃完后，那个碗就不见了，现在想来，我的母亲也有不厚道的一面。后来，他的哥大贵十六岁就结婚了，娶个大媳妇，乡下的。黄三贵也算有了家，只是这家是从来不管他的。那年月也有好的地方，人心善，穷人好活，没钱交学费、书费也能上学，街道开个介绍信，校长就有权免。
黄三贵不能算我的朋友，妈妈说，离那孩子远点，太野，有时还偷东西。这话我信，要不他买沙果的钱从哪来的呢？
可他会玩儿，春天吃榆钱儿，他爬得最高，摘下的榆钱儿又大又嫩；夏天到河边去，他会水，能摸鱼，鱼都是小鱼，没法吃，养着玩儿。野地里啥能吃啥不能吃全都门儿清；秋天就更离不了他了，偷瓜在那时不算劣迹，况且想吃瓜根本就不用偷，找个瓜棚吃就是了，但不准拿，拿走得花钱，一斤几分钱。偷瓜属于孩子们游戏的一种，可我或我们是不太敢真偷的，看瓜人的长鞭头狠着呢，因为孩子进地会把瓜秧绊折。黄三贵就不怕。还有就是偷苞米、偷土豆，不但能弄回来，还能整熟了。那时的我们是不能玩火的，除了怕着火，火柴金贵着呢，可他有。找个没人的地方，燃着一堆火，烧熟偷来的食物，香啊。尤其是土豆，黄三贵将土豆放进一个挖好的坑里，盖上烧苞米剩的炭火，再将土埋上，就带着我们下河，没他命令谁也不准扒开。等我们在水里玩得有些个时辰了，就等着他向埋土豆的地方走去
那土豆的香味已经溢出地面了，撕去薄皮，里面黄黄的，面得呛人。
除了会玩儿，黄三贵也有震撼我的地方。他妈是疯子，疯子认识唯一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时常在放学的校门口，她等在那儿，每次我们一见就像石打麻雀一样，跑开了，疯子打人。可黄三贵不跑，站在个有距离的地方不动。那天，我见那疯子哈哈大笑，奔向黄三贵，我吓得喊了起来，你快跑哇！
黄三贵没动，他妈一个高就将黄三贵抓到怀里，人们呆了。我们见疯子在亲她的儿子，亲着，亲着，黄三贵的脸上在流泪，他闭上眼睛，两手背到身后，任疯妈妈在他的身上撒欢儿
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了。
有天，我又同黄三贵去了西岗，又下水了，于是不敢早回家。妈妈总是在我进屋的第一时问，拽过来划一下我的胳膊，若见有白痕，就没二话地一阵巴掌。大了我问她，你当一辈子教师，为啥总打孩子呢？妈妈笑了，不打你你不上天啊？现在想打也打不动了。
就在河边玩儿，黄三贵光着腚冲着太阳，劈开腿平伸臂，让我看身影，念啥？我说念大。他又转过身去，这念啥？还是大。念太！那点呢？这不是吗？他指着小鸡鸡。
太阳快落山了，黄三贵突然说，咱们偷姬老头的沙果去。
不去，那大黑狗太凶，再说我妈不让吃他家的果。
你们不知道，他家的果是全县最甜的，狗没事，等它出来咱们已在树上了。你不去我去，这水里可有蛇，我一走就往岸上爬。
那天来玩儿的就我们俩，我害怕了。
真像黄三贵预料的一样，我们爬上了树，那四条小牛般的大黑狗才冲到树下，它们围着树转，低低的吼声嗡嗡的。后来我学唱歌时，总会想起姬老头的狗，那狗的发声是典型的胸腔共鸣，还靠后，男低音，高级着呢。
出乎那位小江湖预料的是，那四条狗不走了，转了一阵之后，竟然趴在树下，抬头盯着我们，眼神中透着执着，我俩像挂在树上的腊肉。眼见得天一点一点黑了，我害怕了便大哭起来，一声声爸呀爸呀地叫着。黄三贵口含着半个沙果不动了，傻呆呆地看着我。
我不管不顾地大哭着，并骂着黄三贵。
平时那个净骂别人的主儿，现在变成了好脾气，悄声地哄着我：别怕，它们一会儿饿了就走了。
它们等着吃我呢？饿了也不会走，死孩子吃惯了，活孩子它也吃。我怎么冒出这句话来？
天完全黑了，树下八只眼睛发着绿莹莹的光，我吓得哭不出声了，可那个小江湖找了个粗一点的树杈闭上了眼睛，他说想睡一觉。我这个气呀，回家晚了就得挨揍，更别说一夜不归了，我就用脚踹那树权，你先下去让它吃，你个大肉多。心里乱动可手却抓住树枝不敢动，万一掉下去，那狗不但把我撕成碎片，连血都能舔干净了
树下有了脚步声，一支手电光冲树上照着，我一惊，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是姬妞。
回去，回去，她踢那狗。那狗冲树上低鸣几声，恋恋不舍地窜回了森林中。我和黄三贵下了树，冲姬妞献媚地笑着。
姬妞在朦胧的月光下显得不像白天那么丑了，她没说话，走到树前，往树干上踹了几脚，头也不回地走了。树下落了一层熟透了的果子，月光如水
回到家里就病了，因为有病，妈妈没打我，但把笤帚挂到墙上，并指着说，等你病好的。
我怕病好，那病真的就不好了，发烧，说胡话。
邻居家的张奶过来说，从坟地里回来怕是冲着啥了。
那咋办？
张奶带点鬼气地回了她家，一会儿，悄悄地塞给我妈一叠黄纸剪的东西。半夜烧了，念叨念叨。又耳语一番。
后来妈妈说她剪的是几条狗，烧没烧，始终没说。
一周后上学，黄三贵同我嘻皮笑脸的，我不理他，这也是我妈说的，说时拧我的耳朵，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一想我妈耳朵就疼。
我告诉你个秘密。
不听。我把头藏到书桌里。
那我跟别人说去。嗒啦声远去黄三贵长个歪歪脚，就是双新鞋，几天也会把鞋帮踩堆了，况且他没有穿过新鞋，所以，他走路声总是嗒啦嗒啦的。
我是决心不同黄三贵玩了，除了妈妈天天问我，还有就是他玩的游戏越来越凶险。我家住在宾县一中的院里，一中坐落在县城最西边的岗上，工字房，丁香、枫树、杏树和花草围绕，风景区一样的校园。从后窗能见着一条通往烈士陵园乃至哈尔滨的公路。我常见黄三贵一个人往那片黑森林处跑。他比我们大几岁，也不过十六七，去干什么？哪来的胆儿？
黄三贵想告诉我的秘密，别人同我说了。说我同他被黑狗困到树上时，他真的睡了一觉，并在梦里看见坟地里有人出操。好几百人，都穿着黄不拉叽的衣服，戴着狗皮帽子，扛着大枪，喊着一二三四，脚步声比大鼓还响，连地都跟着动
这话大人们也说过，说有时半夜路过烈士陵园时，能听见哨兵互问的口令声：口令！
灭寇。回令！
光复！
还有军号声。
肯定不真，书上说世间是没鬼的，人死了就是死了，但人们还是怕坟。那片森林里夜间有磷火是真的，白天爱起旋风也是真的，有风天不算，无风的时候，突然轰地一声，一般在树下或在墙角，旋起一团烟雾，小则十几米高，几米直径，大则上百米高，急速旋转移动，若经过我们的操场，篮球架都会被刮倒，小鸡会弄上天，旋到几里地会渐渐消失。一遇到旋风，我们就会拉起手来高喊：旋风旋风你是鬼，三把镰刀砍你的腿！为什么是三把呢？不知道。
听说早年真有人往里扔菜刀呢。
木炮轰宾州是在1934年的5月，那年风硬，原野上的鲜花该开了，可是没有。或许是等着打完仗再开，因为硝炯中开也白开。
那时的宾县有城墙，于是日寇在城墙上嘻皮笑脸的，在笑抗联没炮，没炮就等于瘸子打猎坐山喊。妈的，自己做个炮！钢材是找不到的，可木炮并不是全是木头。先用厚铁皮卷个筒，七米多长，半尺直径，外面用湿柳木破开包上，用五道铁箍固定，再用粗铁线缠紧。炮膛里能放十几斤炸药和几十斤能伤人的铁块。行不行，有多大威力，谁也不知道，因为不能试炮，这炮只能打个三两下，万一行了，就会少打一次，要是一次行第二次不行了，试完等于白做了。
那仗打到关键处，木炮就推到了一个高岗上，那次装的是在哈尔滨哪家大粮栈抢来的大秤砣，小人头大小。炮响处一溜火光，城门被砸个大洞，那秤砣在街口红红的滚着，把几十个日本兵和上百个满州兵吓出了北门，踪了。抗联的还不知道城里咋回事，当时还叫小姬呢，他浇水将炮身上的火弄灭，再来一炮，我看能行，
这次多放点药。砸碎三个大铁锅，鄙填里，反正没人想把这炮留到下次。炸膛了。炮阵地上只活下姬老头一个人。后来那块地莫名其妙长起了一片榆树，那土肥得吓人，只见那树一天一个样，春天长出的树叶，黑绿黑绿的，整片树林中没一个鸟窝。
小学毕业了，我回了一中，那是宾县最好的中学，可对我来说地狱般的日子开始了。几乎所有的任课老师都是我们院儿的，那时在一个院儿住着，人亲，况且好多是爸爸的同学，妈妈的闺中密友，他们的孩子都是我从小的玩伴。在院儿里见到我如今的老师，总是称平平他爸、彬彬她妈
课堂上不敢乱动，课下不敢打闹，若有的作业完成得不好就有老师用本子敲我的脑袋。有次上数学课，我忍不住躲在前桌的身后淘了起来。彬彬她妈：那个小不点儿，你给我站起来。走到我的桌前，拽起来就是两脚。经过了文革，孩子也像大人，我们班长说，老师，你怎么打人？
老师笑了：我不但可以打他，还敢扒下他的裤子掐他屁股，要不是我点头，这世上没他呢。
下课班长问我，我低头：大学时，我妈跟她最好。
最要命的是我爸教我们的物理课。
这样的日子，我突然怀念起黄三贵来，小学时的疯玩真幸福哇。听说他分到了三中，没上多久就不念了，有人看见他在一工地当小工，别人一天挣一块六毛四，他挣一元三毛八，国家定的，女工的钱。还听说他在街头打架被送到少年管教所了，打架为了姬妞，说有人摸姬妞的胸，他急了，我不信。
黑森林那边去得不多，大了几岁玩心不那么重了。夏天还想下河，只是中学生的我，知道再下河不能光腚了，得穿裤衩，可裤衩只有一条，湿了会凉得难受。只有到秋天到那几条大沟里打点烧柴。
每到清明，还去扫墓，知道姬老头还在，姬妞也在，那四条大黑狗生了小狗，在圈里的眼神中有了一点不易察觉的母性。
一年以后，我见到了黄三贵。
那天学校包场看电影，每次在电影院门口排队进入时，总会有一群不上学的孩子围在一边，若有机会就跟着队伍混进去，包场电影不卖票。黄三贵在那帮孩子中，个子高人一头。
他没有同人挤，站在后面呆呆的，穿的是一套工厂发的工作服，衣服袖和裤脚都挽着，不知为什么，他的脸上少了在校时的那种生动，有了成人般的忧虑和小心，他不再属于我们这个队伍。我心动了，到他跟前悄悄拽他一下，让他排进我们的队里。穿工作服没事，那年代穿父亲衣服的孩子多了去了。还没走到门口，我后面就挨了一脚，一下子把我踹进门里，妈妈的手扯着我的脖领，跌跌撞撞地弄到了前排。我回头再找黄三贵时，只见他一个转身的背影
姬妞的生意比以前大了，春天卖野菜，夏天卖青菜，秋天卖沙果，到了冬天挑一担枝柴。她完全是大姑娘了，从后面看也有了扭动的腰身。
城市和黑森林的连接，是靠她的来来往往。
我不太怕姬妞了，有时路过她的摊前还站下来盯她一会儿，那时她也会不好意思，有时会把头扭到一边或用手抠着裤子上的泥点。有天她居然同我说话了，她说，黄三贵说，你是他的朋友，你家的饭是全县最好吃的。
我惊呆了，她说话时也像个人儿似的。
你咋不到我们学校门口去卖．那人多，离你家还近。
她使劲地摇头。
那天她说：给你，能当哨儿吹呢。两枚子弹壳。
姬老头更老了，我们时常见他坐在第一个墓碑前，怀抱着那杆大枪，呆呆望着公路上的车来人往，骂人的气力大不如前。解放好多年了，有人说把他的枪收了，他就同人拼命，又有人说，没子弹，老人的拐杖一般。他是哪里人呢？兄弟姐妹都在哪儿？他不想家吗？如果没有家也该有家乡啊。我常常这样想。其实，无论人多老都能在他的言行中和眼神里，看到他的中年、青年、少年和童年，岁月刻上去了就不再消失。但姬老头没有，似乎战争的硝烟断开了他与从前。
那么，他眼里的宾县是什么地方？
再见到黄三贵，是出大事的时候。
那天正上体育课，在路边的操场上，听有人喊，姬老头把个孩子捆到大树上正抽呢。我们也不顾老师的制止，一窝蜂地跑了出去，那年代人们都喜欢看热闹。拨开先到的人群，我一眼就认出了黄三贵。秋风中他光着上身，双手被弄到树后，是用铁丝绑的，头垂到胸前，一条腿站着，另一条腿拖着，浑身是血大人说，那条腿断了。姬老头左手提枪，右手挥舞一根大拇指粗的榆树条，尖尖地怒骂，那黑狗在黄三贵的身边转着，因为有枪和狗，没人敢近前。大人们只是在远处喊着，为啥呀，他还是个孩子！打死要偿命的，你是功臣也不行啊
警车响了，由远及近。警车的后面还有一车民兵。
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拿着个大喇叭，冲姬老头喊，你把人放了，由我们处理！把你的枪撂到地下，举起手走过来！
姬老头哪听啊。撂下树条，端着枪，哇啦哇啦冲着人群。
民兵和民警把树林包围了，一个人同上千号人对峙着，大喇叭声中裹着那我们熟悉的吼叫。那四条狗围在姬老头的身前身后窜着，包围圈缩小，狗扑了过来这时那个小时见过的县委书记，从一个民警手中抓过一支枪来，拨开人群，叭！叭两枪，四条狗变成了两条，剩下的两条围着死去的同伴打着转，或用嘴拱。
姬老头疯了，把枪端到肩上，人群哄地散开了。空场中县委书记没动，姬老头盯着那个打死他狗的人，呆了一会儿，他拐拉着腿，冲大墓碑走去。县委书记拿过大喇叭：姬有财，你把枪放下，听候公安局的同志处理，我只说三遍。
姬老头叫姬有财，我第一次知道。
姬老头好像没听见，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坐到碑前的石阶上，脱下鞋，把大枪抱在怀里，右脚的大脚趾扣到枪的扳机上，眼睛睁得老大，透着异样的光芒，四下打量几遍，把枪口含进嘴里，闭上眼睛，大脚趾一动，枪没响，他调过枪拉一下枪栓，又扣一下，还没响。姬老头，凄切地叫了一声，跳起来撞向石碑
我的耳朵又疼了起来，我妈满头大汗来到我的身后，扯起就走，我跌跌撞撞，后来怎么收场没看见。
我还是放不下黄三贵，可听大人们说，他的病房前有岗哨，去也进不去。一周之后岗哨撤了，说是公安局询问姬妞，被强奸没有，姬妞直摇头。
我约了几个小学同学，还买了点沙果。
黄三贵说，他啥都没干，只是想看看女的是咋回事。他的腿真的断了。大人们议论，那天下午，见那孩子同那丫头在个大坟包上滚着，那丫头露着白白的屁股，被姬老头发现了。
宾县的烈士陵园换人了，是个乡下来的老头，笑眯眯的，和气得很，晚饭后常到我们院来找人聊天。老头说，那个姬老头哇，过的啥日子，屋里连个炕都没有，这么多年就睡在一堆稻草上，做饭就在屋地拢一堆火，好在那挂锅的支架还结实，是三把日本鬼子的军刀。说姬妞嫁到山里去了，婆家人知道了她不是处女，就驴一样使，猪一样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