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德意志民族毕竟还是一个值得人敬重的民族，他们有深厚的科学文化素养，更有可贵的民族精神。正如1947年尼克松以议员身份访问德国时的所见所闻：他看到数以千计的家庭挤在倒塌的楼房废墟和地堡里，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向他们走去，然而却不是乞讨什么，而是向他们出售父亲的战争勋章或者用它们来换些东西吃。当随行的一位议员把身上最后一块巧克力给了一个怀抱着一个1岁多婴孩的10岁小女孩时，小女孩自己不吃，而是把巧克力小心翼翼地放在小孩嘴里，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叫他吃。当议员们参观一座煤矿时，看到这里工人的午餐只是一点稀溜溜的浸肉的汤，可他们还是把它节省下来，带回家让家属也能够分享一些。这就是德意志民族，这样的民族绝不可能灭亡。
当此之际，德意志民族中涌现出两位重整山河的人物。一个叫康纳德·阿登纳，一个叫路德维希·艾哈德。此二人一呼一应，同心协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利用国际风云的翻飞之势，得心应手地游刃其间。山穷水尽的西德居然又现出柳暗花明之色。
阿登纳被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称为“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最英明的政治家”。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
1876年，阿登纳生于科隆市法院一名书记官的家庭。他的家庭有良好的品德教养传统。当初他的父亲为了娶他母亲而放弃了军队中一个有前途的职位，甘愿一生过俭朴的日子。一家人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失其志。在一个经济最拮据的圣诞节，父亲征求孩子们的意见，是用仅有的一点钱吃一顿肉还是买一株圣诞树？阿登纳和兄弟姐妹们选择了后者。
学生时代，阿登纳是个毫不起眼的学生，在大学攻读政治和法律时，学业平平。入世之初，诸事坎坷，没有人能料到如此一个布衣能够在日后有腾蛟起凤的本领。恰在此时，阿登纳结识了科隆市议会的一名党魁，拜在门下。时来运转，他又攀上一门贵亲，成为名门望族的乘龙快婿。如此这般乘风破浪，阿登纳投身政治，由议员、市长，长驱直入成为普鲁士邦议长。然而挫折又到来了。
阿登纳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在他任科隆市市长时，希特勒来访。明知希特勒当时权势已经是炙手可热，阿登纳却直截了当地拒绝去机场迎接他。两天后，正当希特勒发表讲话的时机，阿登纳下令将莱茵河桥上的纳粹旗取下来。他的种种做为，使他逐渐成为政府的对头，不仅仕途很快中断，而且屡次遭到监禁。
然而挫折打不倒阿登纳，童年时严峻而俭朴的生活，天主教堂的精神浸濡，使他成为一个意志如铁的人。出狱后阿登纳隐居乡里，养花，读书，倒也悠闲自在，同时他在这一时期的韬光养晦，成就了他在日后政治上的大展鸿图。41岁那年，阿登纳和司机驾车出游，不巧遭遇车祸，血流满面的他从破损的汽车中爬出来，却像没事人似地不慌不忙向医院走去，而那位年轻司机虽然只擦破了些皮，却躺在担架上被抬到了医院。这也许就是阿登纳的不同凡俗之处吧。
纳粹德国崩溃之际，正是阿登纳东山再起之时。他先当上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接着就任联邦德国首任总理。数十年的政治生涯和多年的韬光养晦，他的政治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对外，他力争民族权益，在多国军队占领国土的情况下，审时度势，纵横捭阖，绝不放过任何时机，也绝不鲁莽行事，进退有据，不卑不亢。对内，他实行务实的“肚皮政治”，即根据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和人民心理，号召人民集中精力恢复经济，埋头苦干，重建家园。
当时，占领国为索取战争赔偿，计划拆除1500多座德国工厂，这无异于要将德国的工业基础彻底铲除。阿登纳深知这些工厂是德国经济复兴万不可少的根基。他于是同占领国谈判，在准确抓住对方心理的情况下，以绝妙的外交辞令保住了这批工厂。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拆迁这些工厂，无疑等于宰杀了德国这只羊，羊既不存在，羊毛将何由以出？德国永无出头之日事小，占领诸国的战争赔款如何偿还？此外，他还四处奔走，多方游说，使联邦德国跻身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受援国之列，从而获得大量资金投入德国的经济恢复之中。
战后不久，东西方对抗，冷战骤起。为了对付苏联，西方大国开始改变对德政策，需要利用德国了，这无疑是德国重振的天赐良机。阿登纳瞅准机会提高德国地位，先是与宿敌法国修好，结成欧洲煤钢联营，进而参与组织欧洲共同体，使联邦德国在现代化工业国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等国家对军火的需求激增，订单雪片般飞往联邦德国。德国的工业受到刺激，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得以重新武装起来。废除了占领法规，获得了独立主权，加入了北约组织，将战败国的耻辱印记渐渐洗掉，重新获得了世界上的一席之地。
阿登纳的功勋足以彪炳史册。他成功的政治活动得益于他多方面的才干，其中之一，就是知人善任。他大胆起用了一批经济才干，路德维希·艾哈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阿登纳又深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之理，放手让他们施展才华，不加干涉，这样才得以天高海阔、鱼跃鸢飞。
经济学家艾哈德的理论使德国平心静气地创造出了新的辉煌。多年以来，德国的统治者都妄图通过领土扩张强大起来，无论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还是威廉二世提出的“太阳下的生存空间”，亦或希特勒的法西斯侵略战争，都是顺着同一的思路，虽费尽移山心力，到头来终化作了暮雨朝云。然而战后的联邦德国却另辟蹊径，在艾哈德的理论指导下，不费一枪一弹、一刀一马，而是以百万计的“大众”牌汽车、机床、机车、发动机商品在全球各地大做商业生意。新的“经济政策”代替了“战争政治”，正依赖的是艾哈德教授的“社会市场经济”学说。
艾哈德家世贫寒，少时患过小儿麻痹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负重伤，身体很差，在纳粹统治时期，艾哈德吃了不少苦头，险些坐牢。但艾哈德慧眼独具地看到了法西斯必败的下场，于是，1943年他在德国弗赖堡大学同几位教授组成了一个抵抗法西斯的地下小组。虽为一介书生，手无寸铁，但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奋笔于书斋，策划于密室，为国家的未来设计经济的蓝图。
起初，艾哈德的经济哲学只是在民间流传。一个偶然的机会，莱比锡市长戈台勒——这位曾经参与谋刺希特勒的进步人士发现了艾哈德的研究，他大加赞赏了艾哈德的成果。应他之邀，艾哈德拟就一份战后发展经济的建议书，并从邮局寄去。万没料到此时的戈台勒正遭到希特勒逮捕，这封信若送到，艾哈德必死无疑。正当此际，好心的邮差在邮件上注明“收信人迁走”，将信退还了艾哈德，使他免遭杀身之祸。
艾哈德深信：“只有当每一个德国人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和消费时，他们才能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阿登纳重用他主管经济，他便大刀阔斧地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取消物价控制配给制，旨在闯过难关，大幅度提高生产，增加商品，从而振兴经济。
然而，在政策推行之初，市场物价由于自由竞争而明显上涨，这掀起了狂涛巨浪，全国一片愤怒之声，几乎把艾哈德吞没。就连阿登纳也替他捏一把汗。政府官员们愤怒地围攻艾哈德，占领军官员也责问道：“你怎么敢在普遍缺粮的时候放宽我们的配给制？”艾哈德平静地回答道：“我并没有放宽配给，我把它取消了！从今以后，人们惟一需要的配给证是西德马克，他们会努力工作以赚得这些马克的，你等着瞧吧”。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重建一座被炸毁的铁路桥梁比重建一家小商店重要，而艾哈德不这么看。他认为只要有利可图，又能提供就业机会，并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任何一个项目都是重要的。开小商店与修建发电站同等重要，让所有人重新干起来，尽力生产，购买或出售，国家一定会很快富起来。
果然，没过多久，价格开始下跌。大众汽车公司经理诺德夫对艾哈德的政策有一句精辟的评语：“从那以后，一切都运转起来了。”
阿登纳和艾哈德的携手合作，取长补短，默契无间，堪称典范。阿登纳有如明智的船长，胸有韬略，指挥若定，将德国这艘搁浅的船由云遮雾罩的河湖港汊间引向碧波万顷的海面。艾哈德则是舱中司炉运筹帷幄，添煤加火，推动轮机，加足马力，全速前进。短短10年间，联邦德国就从战后的深渊中爬起来，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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