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
1.帝党的雏形
光绪帝“亲政”时，他原封未动地接受了慈禧经营20多年而形成的一个旧班底。而且在光绪帝“亲政”之前，慈禧就对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又进行了一次大调整，排除异己、安插心腹，集结了她的亲信势力——后党。后党的骨干成员，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一些在思想上直接继承封建传统观念的人，是封建“圣道”的顽固维护者。在当时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时代里，仍死死地抱着“天朝至上”的陈腐观念不放。尽管其中的一些人逐渐对外国的坚船利炮产生兴趣，并试图以此自救。但这些人对于社会的变革仍是极端的仇视。
渐渐成长起来的光绪帝，反映在他思想上的矛盾性，也越发的明显。光绪帝受制于人的处境，一方面使其思想发育受到极大的限制，严重消磨了他的自为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辨别力的增强，这种不得志的境遇，又变成了光绪帝的一大助力。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对国势、朝政的敏感反应，即是一种突出表现。
在其“亲政”后的19世纪90年代初，鉴于慈禧拨弄下的朝局越发昏暗，他又进而产生了对朝政现状的不满情绪。其实，在国势日衰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裂痕。
早在慈禧强立载湉为帝时，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已经存在着的矛盾便因此出现了新的更大的裂痕。慈禧虽然尽力使之弥合，但是却不能消除它的根源，这一裂痕便只能随着光绪帝的长大、君主地位的显露和影响的日益扩大而日益凸显。
于是在光绪帝“亲政”之后，那些愤于太后干政的“朝士之守正张謇者”，深感愤懑和不平，便把光绪帝作为自己的希望和寄托，逐渐在思想倾向上“附之”，开始围绕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里聚结起另一支政治势力——帝党。
这些附之者，起初除了瑾妃、珍妃(主要是珍妃)外，还有他的汉文师傅翁同龢以及瑾、珍二妃的堂兄、礼部侍郎志锐等人。
在这些人中，翁同龢居于较为突出的地位。作为帝师，翁同稣既对光绪帝忠心耿耿，又是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对帝党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政权和军权为后党掌握的情况下，以“延揽新进”为救时要务，利用科举考试拔擢人才。文廷式、张謇就是翁同龢拔识的人才，他们成为帝党的中坚。而一些不满于后党专政的官僚、文人、名士也相继聚集在翁同龢的周围，以拥帝相标榜。
在清政府面临重大的内政分歧和军事外交斗争中，帝党人物关心社稷民生、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与后党对内保守、对外妥协形成对立。因此，他们已经在不断的政争中有了日益明显的分野。
但是帝党的成员大多是无实权的京官书生，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人与后党联系颇多，在帝、后两党间进行政治投机。这些都决定了帝党的虚弱。
尽管如此，年轻的光绪帝在帝党骨干成员的支持下，开始走上前台，寻求着救国的道路。
2.甲午战事
19世纪末，中国和朝鲜成为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角逐重点。就在西方殖民者互相争夺的空隙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逐渐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并把目标定在了依山连水的大清帝国上。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日本就开始对我国的台湾进行武装侵犯。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所请，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五月(1894年6月)出兵朝鲜，协助朝鲜政府镇压人民起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向朝鲜大量运兵，并蓄意向驻朝的中国守军挑衅，从而把中日两国推到战争的边缘。
1894年7月，日本军舰突袭朝鲜半岛附近海面中国的运输船只，同时进攻牙山清军，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带来的战争威胁，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帝后两党演变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帝后两党的矛盾冲突日趋公开和尖锐。光绪帝和以他为首的主战派，为了积极地推行备战抗敌的方针，对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由于光绪帝公开主战，使得朝廷上下激起了一股卫国抗敌的主战波澜。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发布了基本体现主战派的对日宣战上谕，正式对日宣战。
但是在平壤失陷、黄海重创后，日本取得了陆海两方面的战争主动权。相反，中国的抗战却陷入了被动的地位。这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
由于光绪帝在战和问题上态度鲜明，公开拒绝与主和派合流。慈禧便采取了杀鸡做猴的手法，企图以此来胁迫光绪帝和削弱主战派势力。
慈禧借口珍妃“卖官”事宜，先是用后宫的“家法”，将珍妃当众杖责，并将其和瑾妃降为贵人，将光绪帝及珍妃身边“涉案”的太监或杀或充军，死者达60余人。更严重的是，不准二妃在平时向光绪帝呈送物品，企图切断他们之间的感情纽带。然后明旨给皇后，授意她打探光绪帝与嫔妃的一切事宜，并随时上报。
从表面上看，慈禧惩处珍妃，是为了维护大清的祖制家法，冠冕堂皇，实际上是“后党”对“帝党”的一次反扑和严厉打击，是皇权斗争中的插曲。“帝党”遭到这次打击后，元气大伤。
3.马关条约
威海卫保卫战的瓦解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使得清政府在战略上遭到沉重打击。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完全陷于失败主义的泥潭中，认为只有二十多年的帝党领袖，他一直在皇帝和太后之间进行调和，他也是最早接触并向光绪推荐康有为的第一个清廷大员，在清政府的统治集团里，他是光绪决心变法的支柱。因此反对变法的官僚已经把翁同龢看成一个眼中钉、肉中刺了，慈禧任命荣禄管理户部事务，就是为顶替翁同龢做准备的。随后，当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颁布“国是诏”时，慈禧在表示同意此诏时，提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撤掉翁同龢。
这一天，恰好是翁同龢的生日。离京之前，翁同龢急忙来到宫门希望能见光绪最后一面，他跪在路边向皇帝叩头，年轻的光绪竟然没敢召见翁同稣。很快，翁同龢被迫离开北京，回他的家乡江苏常熟养老，直至终老。
慈禧在光绪颁令变法之初，先将他在内部的支持者翁同龢除掉，对变法革新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当时有的评论家认为：如果翁同龢没离开，戊戌政变可能不会发生，翁同龢一定会有办法进行调和的。翁同龢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我若在，决不会让他们决裂到那种地步。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重新收回对重要官员的赏赐和任命权，从而限制了光绪任用新人推行变法的活动余地。并把王文韶调入军机处，加强了自己在清中央的实力阵容，将其亲信荣禄安插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位置上，并以其统辖警卫京津的北洋三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后方。慈禧让光绪陪着自己到天津检阅全国最有战斗力的北洋军队，阅兵是兵权所属的示威性举措，只有真正掌握兵权的人才有资格检阅军队，这样慈禧就向各界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兵权还在慈禧的手中。
荣禄当时曾恳请慈禧再垂帘训政，但慈禧与光绪的矛盾并没有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慈禧感到没有必要直接垂帘，还是退居幕后指挥为好。所以她一方面允许光绪实行变法，另一方面也做好了预防发生意外情况的防范措施。
7.变法失败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底(1898年9月)，光绪帝又加大了反击顽固派官僚的力度，一举罢免礼部六堂官并将李鸿章、敬信逐出总理衙门，把斗争矛头明显地指向了慈禧的班底。几天之内，光绪连发上谕，罢免了一些不称职的大臣，从而引起了守旧大臣的恐慌，他们集体向慈禧告状，诬告光绪变乱祖宗法制，敦请太后出面训政，收拾残局。此时慈禧虽然心怀不满，但感到事情还不像一些旧臣渲染得那么严重，不想自己出面训政，只是想适当时候劝一劝光绪。
在口头上的劝阻已不起任何作用的情况下，慈禧便密派内务府大臣怀塔布等七人乘火车到天津找荣禄商议一下对策。
虽然守旧的大臣们一直叩请慈禧再度训政，但她却没答应，但后来守旧派的造谣以及维新派所做的几件事却彻底改变了慈禧的想法，使她痛下决心发动政变。
先是内务府大臣立山跪请慈禧训政，慈禧没有答应，于是他向慈禧造谣说：“皇上派太监到各国的使馆，请求帮助废去太后。”慈禧最担心的是外国列强逼迫她下台，听到这个消息，觉得不能容忍，非常生气。
接着光绪召见了伊藤博文。伊藤曾经四任日本首相，三任枢密院长被认为是明治国家权力的象征。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由朝鲜来到天津，当时朝廷上下一片流言，说伊藤是康有为特意安排到中国来的，将要进军机处，恰好光绪拍来电报，想见伊藤。光绪的本意也只是想当面询问伊藤，日本究竟如何改革，如何富强的，深入地了解一下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可这一举动似乎印证了光绪要聘用外国人为顾问官的流言。
伊藤在与康有为见面时试探性地打探中国变法的底蕴，康有为便叙述了慈禧太后牵制、光绪无权、守旧大臣阻挠的情形，并请伊藤能够劝说一下慈禧太后，伊藤满口答应。得到消息，庆亲王奕劻等再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光绪于八月初五会见伊藤，到时中国的事对外泄露，权力就会不归太后所有了。慈禧听了这样的话，于前一天匆匆回宫，光绪接见伊藤时，慈禧便坐在屏风后面监听，结果光绪吓得只是与伊藤寒喧了几句，没敢多谈。
而此时维新派却对慈禧要光绪陪着到天津阅兵的事产生了误解，以为慈禧要借阅兵之机废除光绪。其时虽然慈禧退居幕后，但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皇权，如果她想废掉光绪，只需一道懿旨就够了，没必要跑到天津，何况后来实际也正是如此。她发动政变之时，也只是从颐和园回宫，宣布一下，光绪便束手被擒了。
事实上到天津阅兵是荣禄为了迎合慈禧喜欢游玩的心理而上奏折请求的，并且是在慈禧允许光绪变法之前做的决定。而当时北京的大臣们听说太后、皇帝竞要冒险坐火车，都纷纷劝阻，但慈禧称“自己从未坐过火车，现在初次乘坐，一定是很有趣的事。”
但是，随着百日维新的深化，帝后两党矛盾的加剧，到天津阅兵之事却逐渐复杂化了。先是后党官员有意造谣，说到天津阅兵之时将对光绪如何如何，帝党的一些年轻维新官员们听到消息，却信以为真，十分惊惶，便千方百计为光绪出谋划策，这正好落入了老辣的守旧派设置的圈套。
维新派们此时才认识到抓军权的必要，康有为彻夜不眠，为光绪想出了几条办法，建议仿照日本设参谋本部，由皇帝亲自掌握，并改变年号，变更服制，迁都上海。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他们把眼光转向了袁世凯。
他们认为，袁世凯曾经率兵远驻朝鲜，了解外国情形，又积极参与强学会活动，是个有头脑的人，但又担心袁世凯与荣禄关系密切，怕袁世凯不听光绪指挥，派人进行了试探。
书生气十足的维新官员根本不是老于世故的袁世凯的对手，他们误以为袁世凯可以信任。于是光绪于七月二十六日下诏召见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这个不明智的举动更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从那一天开始慈禧的态度大变。
最后决定派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想说动袁世凯起兵勤王。谭嗣同拿出一个行动草稿，提议袁世凯在初五听皇帝训示时，请光绪发给朱谕一道，令其带兵到天津，趁荣禄听朱谕时，将其正法，然后袁世凯带兵进京，一半包围颐和园，另一半保卫皇宫。
袁世凯口头应允，思忖良久，回到天津后急忙密告荣禄，荣禄连夜打电报将此事禀告了慈禧。
八月初六日早晨，慈禧匆匆回宫。当天，清廷以光绪名义发布谕旨，以皇帝重病为由，请慈禧再度训政，随后光绪被囚禁在中南海中的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得讯后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脱，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被杀，这就是近代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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