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斯大林所论述的这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形式和革命阶段论的内在理论关系。自国共分裂以来，中共领导层内部在新形势面前始终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和理论的混乱，对眼前发生的巨大变动难以适应。到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紧急扩大会议前后，这种认识上的混乱更加突出，以至出现了组织上分裂的严重迹象。
首先是关于革命的阶段和策略问题。中国革命现阶段是不是到了俄国革命的1917年？革命是不是应该采取苏维埃的暴动方针？最激进的如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中的一些与会者，干脆认为中国革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已经达到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程度。其他如湘南特委书记毛泽东等，对中国革命的阶段和性质的认识也大体相同。罗明那兹和中共中央虽坚持中国革命仍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看法，但在把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以便直接导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论断时，实际上也陷入到思想混乱的状态。因为他们其实并不认为有区分所谓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界限的必要性，不仅提出由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必须是“无间断革命”的观点，而且主张“现在”就“必须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显然，多数基层党部和普通党员却看不出这种前景。他们“大半消极并离开党，不赞成新方针，以为Cp没有出路”。而另外一些从苏联回国，受到苏共反对派观点影响的党员，虽然相信中国革命必须将民主革命的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毕其功于一役，反对工农专政的口号，主张现在就应当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但他们同时反对把中国革命现阶段看成是俄国的1917年，认为中国革命充其量只能以俄国革命的1905年为参照。
其次是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早在罗明那兹来华之际，他就曾明确地转达过斯大林的意见：不要顾惜小资产阶级。但是，这种主张在强调中国远未达到俄国1917年的人看来，颇难接受。有些人甚至对暴动起来要杀人放火很反感，他们说：“我们要革命原本是对的，但是我们革命为什么要听俄国人的指挥？为什么要杀人放火做土匪一般的行为呢？”
从理论上，中共中央及多数中高层领导干部对此是能够解释的，他们专门散发了相关教材，告诫下级：“无产阶级是没有国界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利害完全一致，世界革命成功了，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我们也帮助外国的革命，外国工友也帮助中国的革命。这个世界革命的总机关就叫做第三国际，也叫共产国际。这里面做事的各国人统统有，不过俄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老资格，能干的人多些，所以在里面办事的人也多些。现在中国共产党就是第三国际一个支部，所以必须受第三国际指挥，并不是受俄国的指挥。”“至于杀人放烧，这是阶级斗争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必须用的手段，这是不能避免也不应避免的。中国革命到了现在，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你不烧他，他就烧你。我们看一看各地豪绅地主资本家军阀的白色恐怖就可相信这句话了，我们还怕杀了敌人以后没有人吃饭吗？我们还怕烧了狗窝以后便造不出洋楼吗？”
道理归道理，即使是在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对该杀什么人，该烧什么房，认识也还是十分模糊。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出走，这或许不值得特别重视。因为共产党人历来只是习惯于把资产阶级看成自己潜在的敌人，并视之为软弱无力的依附者。但放走小资产阶级，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几乎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一旦让整个小资产阶级站到革命的反面，革命队伍势将陷于孤立。
当然，和国民党关系破裂后，不会有人敢于重蹈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覆辙。况且此前经验已经证明，土地革命稍一彻底，就将吓跑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不能不同意，只要坚持彻底的土地革命，就很难顾惜小资产阶级。但是，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伤害一部分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地主、小商人是一回事，整个地把一切拥有财产房屋者统统当成打击的对象，剥夺之、杀害之，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对富农当如何，对中农当如何，对城市小商人、店主以及手工业主又当如何呢？实际上自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早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当前政策的“中心问题”。在苏维埃革命的方针提出之前，这个问题还不紧迫，因为当时的政策还是继续要利用国民党的旗号，团结争取小资产阶级是理所当然的。而苏维埃革命的方针一经提出，这个问题就变得异常严重了。中共一些领导人尽管还多少有些犹豫，对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仍旧希望“吸引他们参加革命”，对小商人、小店主等，也不主张没收财产，但苏维埃革命发动后的现实是，既然连那些“革命的暂时的同道者”都必须排斥，那么，对小资产阶级从整体上要予以压制和打击，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革命的暴动政策从一开始就照搬了俄国革命红色恐怖的经验，提出了“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大杀大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的激烈口号。因为要求“必须极严厉的实行歼灭政策”，故不仅要尽量杀戮，还要摧毁包括官府、银行、工厂、店铺和房屋在内的一切“反革命工具”。如此恐怖手段，自然也就注定了“小资产阶级是要动摇甚至反动的”，当然不能迁就和顾惜。
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多数地方暴动后都“大烧大杀”。
湘南暴动“不但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而且连县城的整条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十五华里的所有村庄都烧掉”。
湖南平江暴动后，“杀戮豪劣和反动分子，计在数千，而同志和革命民众殉难的，亦不下数千人”，以至“数十里或百数十里，几无一栋完善的房屋，无一处尽青的山，共计全县被烧的房子，总在十之四五”。
广西左右江暴动的农民赤卫军“攻下豪绅地主的寨子，凡寨子里面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杀一个精光”。
广东海陆丰地区暴动，农民“对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地就地杀戮”，“剖腹割头”，“财产一概没收，房屋一律焚毁”。两县地主早已逃之夭夭，却还是杀了两千四百多人，其中许多自然是些“不能顾惜”的小资产阶级，甚或穷人了。
第三是革命的方式问题。在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在采取何种革命方式的问题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共产国际的指令很清楚，即“可以在国民党旗帜下来组织暴动”。尽管共产国际也强调了发动暴动的必备条件，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比暴动更适合中国条件的革命方式呢？当然，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暴动是有特定的形式的。八一南昌暴动严格说来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暴动，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几乎马上就制定了一个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计划，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群众暴动的方式上，而把武装部队，如南昌起义部队仅仅看成是一种辅助的力量，生怕过分看重军事的准备而堕入所谓军事投机的泥坑。因此，尽管毛泽东早就提出过建立和保存自己的武装的建议，并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却丝毫没有引起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足够重视。
苏维埃革命任务的提出，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以民众暴动为唯一革命方式的倾向。熟知俄国苏维埃革命历史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人，只能变得更加墨守陈规了。如果不是共产国际劝告他们注意把握暴动的条件和时机，条件不成熟时应采用游击式的战争和小面积的农村割据，很难设想中共中央会把这种极不规范的语言写在自己的决议上。只要看一看11月扩大会议对在秋收暴动中没有按照中央既定的暴动方针行事的毛泽东给予的严厉处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人当时思想僵化的程度。
事实上，虽然接连不断的暴动失败多少使中共中央悟出中国“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因而相信中国有建立工农革命军甚或革命根据地的某种需要，但他们显然对这种找不到先例的“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方式的革命办法还是感到怀疑。在11月扩大会议不久之后的一次专门会议上，瞿秋白就明确要求赴莫斯科的代表告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虽然接受了国际的意见，但许多同志认为“这样干不会成功，因而悲观”。
托派隐现党内，中共中央警告，凡小组织活动必予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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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在批评中共“左”倾盲动主义的同时，又特别来信批评中共党内的右倾危险，是和这个时候苏共广泛开展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有关的。按照托洛茨基派的观点，中国目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阶段，已经没有了革命形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势将逐渐趋于稳定，经济生产也必然日趋复兴，若“没有意外因素来干涉，革命、暴动、苏维埃是谈不上的”。因此，他们主张，在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模仿俄国党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策略，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动员和组织群众来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在革命形势降临之际，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直接把革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顺带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不难看出，过分强调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可能性，过分重视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它对某些帝国主义的反对态度，包括认定南京政府已经并且可能会稳固地占据统治地位，还难免会得出与托洛茨基一样的观点。这无疑也是莫斯科这时极为担心的一个问题。
1929年，托洛茨基的观点通过回国的留苏学生，已经对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共内部，托派小组织迅速产生，甚至党的前总书记陈独秀及政治局委员彭述之等，也逐渐接受并开始赞同起托洛茨基的观点了。
7月中旬，陈独秀即给中共中央去信，明确表示不同意共产国际来信指示的精神，并且批评中共中央接受国际训令的通告“是帮助蒋介石的宣言”。
8月5日，他系统提出了类似于托洛茨基的看法，宣称中共中央有一条“系统的在政治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其关键就在于，中共中央至今“不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不知道大革命失败后，“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仅帝国主义施以“让步与帮助”，而且封建残余也“受了最后打击”，“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因此，他认为，当前国民党内部之军事的政治的冲突，“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决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反对豪绅地主买办阶级的战争。不论他们之间“哪个是纯资产阶级的，哪个是带封建性的”，都毫无进步性可言，“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
对于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中共中央直到6月中旬左右才开始发现。这时，已有十几名党员组成“中国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小组织，秘密出版了四期《我们的话》，专门翻译介绍托洛茨基的文章和著作。他们多半确信，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民主革命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了。因此，他们力主应该改组中共中央以便改变党的整个路线。陈独秀这时并不完全赞同反对派的主张，甚至明确表示反对在党内组织小组织，强调党内不同意见应以民主的方式在党报公开讨论，“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
严格地说，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当时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存在这样的争论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列宁就是在不断的辩论与批判中形成自己的力量的。然而，这种情况在俄国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列宁去世以后，已经逐渐变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托洛茨基等人被整肃，更是宣告了共产党内一言堂制度的正式形成。要围绕着党的方针政策展开内部的讨论，即使在中国，无疑也是不可能的了。
早在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成员已被苏共中央开除出党。苏联当局并且于1928年1月17日把托洛茨基强行逮捕，按照俄国沙皇时代的惩罚办法，把他押送到靠近中国边境的阿拉木图进行政治流放。到1929年2月，托洛茨基干脆被宣布为“犯有组织非法的反苏维埃的党派、策划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准备武装暴动”，意图“颠覆苏维埃政权”，被苏联政府驱逐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去了。
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中共中央当然要执行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号召其他各国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反对在它们队伍中建立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任何企图”的决议。而且，基于必须高度集权，因而要将党内一切可能的派别倾向都消灭在萌芽之中的考虑，还在1928年8月13日，它实际上就已经发出了警告，要求全体党员必须“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它声称，任何同志“在其理论之某一部分与托洛斯基主义相似”，则“必须公开承认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整个纲领与活动是错误的，是做成了反革命的工具”；任何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及“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均须“自觉地向党声明退出这一组织，并承认其错误”，否则“必须予以严重的制裁以至开除出党”。
其实，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这种强硬态度，也并不意味着中共中央开始试图禁止任何独立见解。从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所通过的文件可以看出，他们甚至也没有完全放弃他们此前关于当前国民党内部冲突具有资产阶级反对豪绅地主阶级性质，以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与英、日帝国主义有不同策略，它必然要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看法。因为这种情况，他们甚至同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协助中共中央工作的远东局负责人，发生了意见分歧。只是，中东铁路事件的发生将这一争论拖延了下来。
党内反对派：“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完全破产”
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中国革命，1931年一开始就明显地充满了危险和灾难。当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和远东局代表玩弄政治手段，拉一派打一派，强行把一个他们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中央塞给中国共产党，并且不择手段地把他们培养的学生一个个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之后，中国党的上级领导机关，特别是上海和工会系统各种党的领导机关，就立即被强烈的不满情绪笼罩了。
1月8日，即四中全会第二天，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张金保等十八人就立即发出“告同志书”，抗议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强行召开四中全会和取消紧急会议。
随后，全总党团、海总党团、上海外县委员会、上海工联党团等相继做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政治局内徐锡根、王克全等也公开出来反对四中全会。很快，反对派公开联合起来，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不断召开会议，研究对抗办法并上书共产国际。
1月17日，全总在静安寺一所花园洋房召开党团会议，在远东局代表出席并再三解释的情况下，与会代表竟群起抗议，谴责四中全会是米夫与王明玩弄的政治把戏。会议赞同四中全会的只有三票，十八票反对。远东局代表不得已退出了会议。在会议通过的决议里，全总党团不仅要求撤销多数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反对“引进同样犯有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丝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陈韶玉(按：即陈绍禹)等负政治局领导重责”，而且抗议国际代表“对于多数同志们提出的政治意见，不采用党内正确的思想斗争的方式，而实行一种无原则的谩骂、挑拨、诬蔑同志的宣传和煽动，并且一再强迫同志通过其无理由的决议”，“要求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来领导中国革命”。
同日，江苏省委开会，王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准备宣布新的省委成员名单时，遭到王克全当场阻止。王宣称闸北区委已经分裂了，王凤飞已另立区委，通过决议反对四中全会，要求中央停止工作。他也表示不能承认四中全会选举的中央，反对由四中全会选举的中央委派的省委。他并号召与会的其他领导人与他一起退席，结果有三人跟他离开了会场。而留在会场内的十五人，最后投票赞成四中全会的也只有八人，反对的达到七人之多。
也在同一天，以林育南、何孟雄为首的包括全总、上总、左联、江苏省委、反帝大同盟党团等十余名重要负责干部、左翼作家，在秘密举行反对四中全会集会的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分别被捕，之后又牵扯出另外十余人在不同地点被捕。被捕的三十四人中，除两人因证据不足被开释外，其余均被移送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判，其中二十四人被判处死刑，随即遭到杀害。这一事件使中共党内反对四中全会的力量受到一次很大的打击。
但是，由于被捕者在这时上海反对四中全会的干部还只是极少数，因此，中共党内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并未停止，而且还迅速演变成具有组织分裂性质的行动。王克全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的态度，并另组了中共临时江苏省委，还支持下级区委反对省委指派干部的分裂行动。上海闸北、沪东、沪中区委及外县工作委员会，均出现了第二区委。同样，全总党团因掌握在罗章龙等人手中，满洲、顺直、山东、广东省地部分工会党团组织也公开响应全总党团的呼吁，开始抗拒四中全会选举的中共中央的指挥调遣。
1931年1月21日和25日，中共中央接连两度通告党内，点名斥责罗章龙、王克全等，利用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之名，“作分裂党捣乱党的活动”，“公开的组织江苏第二省委和各区区委，公开的散布右派纲领的小册子与明目张胆的在全总党团会上决定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通知警告说：王克全、王凤飞等要再不立刻停止他们第二省委第二区委之分裂党的行动，罗章龙要再不立刻停止他领导全总党团进行小组织的活动，“则他们便要自绝于布尔什维克队伍之外”了。
就在中共中央公开要求所有反对四中全会的党员干部“回头”之际，罗章龙等又公开散发了他们秘密印制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的小册子，宣称“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完全破产”，必须“根本上废除他”，号召举行紧急会议以挽救党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事至于此，在远东局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7日开会通过了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宣布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其党籍。同日，中共中央还同时开除了王克全的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委员，并对其他有类似分裂行为者施加同样严厉的处罚。
显而易见，中共组织上的分裂未能避免。在中共中央通过开除罗章龙等人的决议后，罗章龙、史文彬、林育南、韩连会、袁乃祥、张金保等就在1931年1月3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以史文彬为总书记，林育南为秘书长，罗章龙为组织部长。尽管他们专门去信莫斯科，要求纠正米夫的错误决定，寄希望于共产国际能够予以理解和支持，但结果注定是不可能的。而他们的别树异帜，分庭抗礼，也因失去了莫斯科的经费帮助和其他各种物质基础，而断难延续与发展。
但这一分裂行动对中国党，特别是对党在工人中的工作的打击，仍旧是惨重的。各地及各工会中参加分裂的非常委员会活动的党员干部人数相当多，因此不得不杀鸡儆猴，在各地、各党团都先后开除了众多进行分裂活动的骨干党员干部。如河北省就有张金刃、韩连会等一批干部积极参与非常委员会的活动，并组织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2月6日，新成立的中共河北临时省委通过决议，解散分裂党的筹备处组织，要求河北全党反对张金刃、韩连会等人的分裂活动。18日，鉴于张、韩等宣布立即筹备河北省紧急会议，意图成立第二省委，河北省委不得不做出决议，开除张、韩等人党籍。后分裂的筹备处停止活动，是因为被国民党破获，十余名主要干部被捕所致。
这时候，陈独秀等人也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集合起中共党内赞同托洛茨基主张的四个小组织，宣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5月初召开的代表会议上，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等被推举为中央常委，整个托派组织有党员三四百人。他们中绝大多数虽然都被中共开除出党，但多半仍旧自视为中共党员，只是他们自认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反对——“左派反对派”。这个组织同样在上海、北平等地中共党、团及工会系统中有着不小的影响与作用。而它同样是被国民党的特务及警察机关消灭的。中国托派党组织刚刚统一不久，就被国民党接连三度破获。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也被捕入狱。
除了组织上的干部损失以外，因为众多基层干部站到了反对派一边，所以极大削弱了中共在各大中城市中的基层工作力量。仅上海一地，据2月底的统计，赤色工会会员数就已经从1930年的大约2000人，骤减到只有513人了。随之而来的思想混乱，工作情绪低落，更使相当一批干部感到苦恼和无出路，于是自首叛变之风平地而起。4月25日，多年负责中共中央保卫及特务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被捕后叛变，迫使中共中央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无法从事正常工作。6月20日，中共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居然也被捕变节，以至中共中央又有将近五个月时间几乎陷于半瘫痪状态，所有在上海活动年限稍长的中央负责干部，最后都不得不全部撤离或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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