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12月20日前后是西安事变最微妙的阶段。此时，何应钦及“讨逆军”前线总指挥刘峙杀气腾腾，中央军步步进逼，西安已笼罩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中。西安方面为抵抗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张学良、杨虎城信誓旦旦，公开宣言不惜一切牺牲，也要粉碎南京的“恶势力”，东北军，包括红军，都据此火速赶往西安附近，准备与中央军决一死战。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22日，张学良和周恩来接连致电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明确主张必须迅速宣告成立公开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以便统一行动并形成政治中心。此举一旦成为事实，毫无疑问将使西安与南京之间本来就极其紧张的对抗形势更加具有爆炸性。
在得到共产国际关于必须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指示之后，张学良等人的这一要求使中共中央陷入到一种十分为难的境地。不同意吧，张学良、杨虎城对中共和红军会产生怀疑，三方合作关系势必发生动摇；同意吧，中共等于公开站在事变发动者一方，它再不能把自己摆在第三方的地位上，不仅会加剧西安与南京之间的对抗形势，还直接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要求。
23日，中共中央再度就此进行了紧张的讨论。毛泽东明确讲：张学良提出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巩固军心民心，我们本来主张对内宣布，对外不宣布，但我们去电后，他却急于要宣布。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等于成立事实上的政府，如果对外宣布，我们第三者的地位就要取消了，可是现在中心问题是张、杨已处在相当紧张的情势之下，不参加这个政府又不行。他考虑再三，认为还是实际参加，暂时在内部宣布，并做公开宣布的准备。一旦打起来，还是公开宣布的好。
这个问题很自然地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内部形成了不同意见。多数与会者相信，三位一体的同盟关系事实俱在，内部宣布就等于公开宣布，不如干脆公开宣布，没有必要回避与张学良、杨虎城结盟的事实。且这不仅是为张、杨撑腰的问题，也是争取和影响西南、四川等地态度暧昧的实力派同情西安事变的一种手段，故宣布利大于弊。另一些与会者则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停止内战，公开宣布不仅不利于我们站在第三者地位对南京方面进行和平工作，而且容易给亲日顽固派以借口，加剧紧张局面。甚至有人认为，即使对内宣布也不应当，因为在陕甘军政内部宣布，实际上也就等于是对外宣布了，因此，还是实际参加而对内对外都暂时不宣布的好。经过反复讨论，会议最后还是听取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采取实际参加，暂不公开宣布，在未与南京全面冲突之前，中共方面仍努力争取保持第三者地位以便在各方间进行转环，促使事变能和平解决。
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正式答复西安方面称：一方面为争取全国同情，便利外交，另一方面为巩固军心民心，争取战争胜利，坚持已成局面，决定：“(甲)包括红军在内的抗日联军组织，对内立即发表，但对外暂时不发明码通电，不发广播，准备于红军实行参战时发表之。(乙)包括我们名单在内的西北抗日军事政治委员会立即组织，并实行工作，但对外均暂时不发表，何时发表有利，依情况定之。(丙)此时只发表张、杨联合宣言，张、杨及我们联名宣言，立即准备好，发表时机稍为等一下。(丁)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干到底的基本方针是确定了的，实际的军事政治工作是立即共同一致地做的，仅为顾到争取南京、山西、四川、广西、河北、山东及蒋系军左派中派起见，把对全国宣布一事稍微迟缓一下。至张、杨对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内部应尽量宣布联红联共之方针，以振军民之心，则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具体去电说明，中共方面准备以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和徐向前5人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周恩来和林伯渠暂不参加以便于对国民党进行工作。电报要求周恩来等务必向张、杨说明：“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派应采此方针，对张、杨亦是有利的”。当然，中共中央在实际上还是做好了一切准备，一旦南京坚持不与西安妥协，全面战争打响，中共和红军还是要公开站到西安一边来的。到那时候，什么第三者地位，怕是统统都不需要了。毛泽东为此明确电告西安：中共的原则是“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但中共中央不能不感到担心：在张学良明确表示需要中共公开支持的时候，只在私下里做出这样的保证，“张、杨是否会因此不满意？”
真是再凑巧也没有了。就在中共方面还在为如何在保持第三者地位与公开支持张学良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深感不安的时候，和平的可能性已经在西安降临了。张学良很快就看到了另外一种、而且也是他一直希望看到并在努力中的最为稳妥的解决办法。
由蒋日记可知，张学良一直没有放弃迫蒋接受其政治主张然后放蒋回京的想法。他从一开始就希望宋美龄来西安劝蒋，端纳来后次日就请其飞返洛阳去用电话向宋美龄说明一切，并请她放心。16日，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杨，并宣布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后，张当晚又托蒋百里见蒋，请蒋致函南京方面，“勿即攻陕，(蒋)不久当可出来。”蒋介石次日同意去函何应钦缓攻3日，张学良马上让蒋铭三带蒋函飞洛阳转去南京。19日，张学良明确告蒋，政治主张八条，蒋只要答允后四条，即“一、建立联合政府；二、联俄；三、容共；四、实行总理遗嘱”，就可以放蒋回南京云云。他的这一努力，逐渐发生了某种作用。
就在战争的乌云伴随着南京当权者的电闪雷呜，一阵紧似一阵地压向西安城的关键时刻，在南京方面涌动着的逆向而行的和平暗流也迅速形成势力。此股暗流的始作俑者，自然就是蒋介石妻子宋美龄和大舅子宋子文等人。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强烈担心武力威迫的结果，会将张学良等逼上梁山，最终害了蒋介石。因此，她不顾一切地力挽南京主战派掀动的战争狂澜，坚持要通过和平方法来解决争端。即使蒋介石为此颜面上要受些损失，也在所不惜。还在14日，她就派蒋介石的英籍顾问，同时也做过张学良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去西安。几天后，宋子文也不顾何应钦等人阻拦，于20日携郭增恺及随从秘书等飞往西安，代表宋美龄去进行和平劝说的工作。
当然，宋子文这么做也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宋子文曾经是南京政府地位显赫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因为主张政府应当在对日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反对蒋介石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与蒋介石和汪精卫发生了意见分歧，不得不于1933年10月辞职而去。这之后，宋子文一直被蒋介石摒弃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决策圈之外，但他仍旧力图推动中国转向抗日。因此，他在改变安内攘外政策一点上，和张学良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和。当南京方面开始与中共中央秘密接触时，宋子文就曾积极参与并提供过帮助。对于两广事变，宋子文也始终站在同情的立场。甚至对于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国防政府的主张，宋子文在背地里也表示赞成。对于深受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主持的救国会，他更是大力支持并秘密捐款以协助其开展活动。以致共产党在上海的代表，包括中共中央都认为：“宋子文表现是非常好的”，在南京政府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对于宋子文来说，未必不是一次重新推进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他之所以不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和种种流言，冒险代表宋美龄于20日飞抵西安进行调处，其目的大抵也是为此。如果蒋介石能够顺应大势，就此改变政策，他宋子文自然可以重新发挥重要决策作用，实现其政治抱负。
宋子文到达西安当日，即与张学良、杨虎城见了面。毛泽东因得知宋子文同情事变，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要他设法见宋，以第三者身份提出和平解决事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意见。但据张学良事后告诉周恩来：宋子文确实对中共有好感，但不敢见，担心宁方知道会对他不利。张学良并且说：“宋子文来，南京多方阻难，对其他抗日中委亦限制其自由，惧他们来西北创新局面”。张曾劝宋子文出面召集救国会议，协助改组南京政府，宋子文表示，因目前尚无响应事变者，现在出头不大可能，且以南京目前态度，亦不能表态，但他“对义举同情”，相信“坚持日久必有变化”。
虽然出于安全考虑，不能不谨言慎行，但暗中同情西安事变，希望借此重登政治舞台，实现政治抱负的宋子文，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推进自己的政治理想。蒋介石在他事后整理的《西安半月记》中，关于宋子文第一次来西安的情况，只记录了其20日和21日三次见蒋的简短经过，和几句生死离别的谈话，其余概隐去未记。蒋日记虽记述两日见宋经过较具体，但所记亦多为慷慨之语。所幸宋子文的日记对此有所弥补，可与蒋日记两相印证。
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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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人面见委员长，他激动异常并失声痛哭。我安慰且告诉他，此事件并未让他蒙羞，全世界都关心而且同情他的遭遇。……他说，他拒绝在胁迫下答应任何条件，而唯一解决之道是武力。我指出情势危急之处：军事上胜利并不能确保他的生命；即使西安被攻占，他们也可以撤退到邻近共产党地区；随着内战的蔓延，国家将会分裂。他的性命攸关国家存亡，不仅仅是个人问题。……
下午，汉卿见委员长。他说，在我与委员长会面后，委员长已采取较为理性的态度。还告诉汉卿，如其军队愿意到绥远去，他会同意。
我见了委员长。他说，他已经(一)答应汉卿，允许他的军队到绥远去。(二)四项条件可以在大会上讨论。(三)陕西政府可重组，杨将军可以提名人选。他要我和张、杨讨论这些问题。……
我整晚设想办法。……汉卿坦白告诉我，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委员会已经决定把委员长交由共产党保护。此非虚言恫嚇。
据张学良随后告诉周恩来，宋子文确曾从侧面劝说蒋介石不妨对张学良他们所提的要求稍做妥协，设法转环，蒋也确实有所答复。只是蒋介石这时仍不承认张、杨的政治主张，只同意：“张杨主张交蒋提三中全会，东北军可援绥，陕西交杨”。张学良、杨虎城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坚持蒋必须就他们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做出明确的妥协与保证，否则问题仍旧不能解决。对此，宋子文相信，既然蒋介石已有所让步，下面的文章仍有希望继续做下去，他将很快返回南京，接宋美龄来西安，一方面继续劝蒋让步，一方面也可以和缓内战，促进南京及黄埔系内部的分化。
宋子文这时的态度和谈话，未必毫无策略手段在内。但以宋前此与蒋介石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严重矛盾而论，说宋子文这时会如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所记述的一样，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坚决抵制张学良等向其兜售政治主张。这无论如何不合逻辑。要知道，如果蒋介石因此顺利获释，重登统治宝座，内外政策一无所变，他宋子文即使因此而备受青睐，再入政府决策圈，结果也还是要因其政策主张与蒋格格不入而重蹈覆辙，即进去了也还要是再出来。当然，在这样一种极为特殊的背景下出面劝诱蒋介石多少改变政策主张，联系到前此两人已经存在的严重矛盾，搞得不好很可能会给蒋一种落井下石的感觉。因此，宋子文做起来恐怕也很困难。没有人知道宋子文在私下里究竟是怎样劝说蒋介石的，后人能够了解只是：不惜冒生命危险亲临西安与反叛者接洽谈判，最终成功地使蒋介石获释的宋子文，照理劳苦功高，事变之后应备受信赖，委以重任才是。可是，回南京后的宋子文却仍旧备遭冷落和不信任，时间长达4年之久。由此可知，宋子文在解决事变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并非让蒋介石那么满意，否则，蒋怎么说也不会这样对待这位冒死救驾的大舅子。
宋子文在西安救蒋过程中究竟做了些什么呢？通过宋子文在谈判过程中的言论主张可以看得很清楚。
由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的谈判，正式开始于23日。毫无疑问，蒋介石同意进行这种谈判，宋美龄是起了作用的。宋美龄是在宋子文、蒋鼎文等陪同下，于22日飞来西安的。蒋介石在后来补记的日记中透露，宋美龄22日下午到后，曾告以“外间各方情况”，力劝蒋“先设法出去再说”。至于宋美龄所建议的方法是什么，其日记中无只言片语之吐露，但联系宋美龄前此即曾有过“宁抗日勿死敌手”的劝告，不难判断宋美龄这时会说些什么。不仅如此，还在张学良接宋美龄由机场回西安蒋介石住处的路上，宋美龄就曾经明确告诉张学良：“她力主和平与抗日”。因此，宋美龄到后，蒋介石的态度迅速有了大大出乎张、杨意料之外的重要转变。据周恩来谈判当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以知道，宋子文告诉他们，蒋在经过了端纳、宋子文以及宋美龄的劝说之后，这时已最终同意可以对张、杨的主张做某些让步了。这种让步表现为：“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暗示”云云，在这里大有文章。所谓“暗示”，说白了就是蒋介石其实并没有直接答应什么或肯定什么。但实际上，从宋子文日记的记录看，蒋恐怕并非是“暗示”，而是明示。宋日记称：
(22日)晚上，我面见委员长，征询对周恩来想见他的意见如何。但他说，要与蒋夫人一同会见周。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废除：(一)中国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名义；(三)阶级斗争；(四)愿意服从委员长之领导。去告知周，他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重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如果需要，他会要求蒋夫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在三个月内召开国民大会。但在此之前，他必须要求国民党大会把权力交给人民。国民党重组后，他将：(一)同意国共联合－假如共产党愿意服从他，正如同他们服从总理；(二)抗日、容共、联俄；(三)同时他愿意给汉卿收编共产党员的手令，而收编来的伙伴都会配备良好的武器。
比较周恩来的电报，可知周的汇报恰恰就是宋子文日记中所记述的内容。只不过，周并未说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要求，并将国民大会记成了救国会议而已。
据周报告说：谈判分两部分，首先是周恩来代表张、杨向宋子文介绍西安方面目前的六项条件，然后就是宋子文提出具体办法并进行讨论。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子文对改组政府一事早已胸有成竹，一上来就提议：
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傲、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
宋子文想借蒋落难之机达到怎样的目的，由此可以一目了然。问题是蒋介石对此将会作如何感想，如此伤筋动骨地变动政府内部成员，纵使不考虑它对蒋介石今后在权力运用上的妨害，难道不会严重地损害蒋介石的政治威望和地位吗？时至今日，大概已经没有人能够了解宋子文的上述宏图大志究竟带有多少一厢情愿的色彩，但从事情以后的发展结果来看，至少可以肯定，宋子文在这一问题上的热心与期望看来是有些过高了。蒋介石多半并没有赋予他具体讨论改组政府人事的权力。
但宋子文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过分的乐观情绪深深感染了他的谈判对手，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某些假象。改组政府的问题已经谈到如此程度，难道其他问题还不容易解决吗？对于蒋突然表现出来的这种转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宋子文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更是给人一种“革命”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张、杨理所当然地要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也开始积极就新政府人事问题提出建议，比如提议以邵力子长内政，并且同周恩来一道，力主让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并委杜、沈、章等人为次长。张学良更明确提议，现在即可考虑改编西北红军，照国军待遇，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讨论中，他们甚至对于是蒋下令撤兵之后即放蒋回京，还是撤走中央军，释放救国会领袖之后再放蒋的问题似乎也不那么特别在意了，尽管他们仍旧坚持蒋介石必须满足他们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西北组织三位一体的军政委员会和抗日联军组织，但他们看起来似乎毫不担心，确信如今这些要求在蒋介石那里都不会成为问题。
至此，一切障碍都因蒋介石的“暗示”和宋子文的许诺一风吹了。周恩来急忙打电报询问中共中央：“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将)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注即西安方面所提六项条件)”，“你们准备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这说明，即使是周恩来，这时也已经开始相信，蒋介石很可能会迅速承认六项条件，并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既成事实，释放蒋介石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23日，周恩来报告称：“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六项条件除了在比较敏感的国民党领导地位问题上，即在改组南京政府的形式问题上较之原来的八项条件略有退让外，总的要求不是比八条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这也就是说，在事变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张、杨方面不是如蒋介石、宋美龄事后所记述的那样，几乎放弃了前此的条件，或者全面妥协，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使其条件变得更激进了。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时，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往洛阳。自此，历时近14天之久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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