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与主席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2年第6期，作者：苏维民，原题：《逆境中的杨尚昆》
1967年初，有一次杨尚昆被拉到中直礼堂批斗，当造反派质问他为什么“窃听毛主席讲话”时，他从容、镇静、理直气壮地高声回答“没有！”全场为之一振，批斗会草草收场。
1965年秋，杨尚昆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966年5月，他又被打成所谓“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被监禁达12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作为他的秘书，曾跟随他在广东、山西工作过一段时间，亲身了解到，在逆境中，他虽然对许多问题也想不通，但态度很坦然，关注最多的不是自己蒙冤而是党的事业！
杨尚昆办公室的结束
根据毛泽东每个干部至少要参加一到两次“四清”的要求，1965年秋，我参加中南海“后楼”(“后楼”，是中办直属各组的习惯简称，因为都在居仁堂后楼办公而得名——笔者注)的一个工作组，到天津公私合营中天电机厂参加城市“四清”。
11月中旬的一天，突接北京电话，说有要事让我立即回京。次日，我回到办公室才知道，杨尚昆已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改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他希望我随他去广东工作一段时间。
杨尚昆虽然已经免职，但总还有些要处理的事项，我回到北京以后一边值班、处理日常事务，一边清理文件，也很紧张。当时新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江西蹲点搞“四清”，并不来接班，副主任曾三、邓典桃、龚子荣也在下面蹲点，只有李质忠副主任一人应付日常工作。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全部完成清理工作。主要是文件，大体可分三类：一类是没有保存价值的登记销毁；一类是需要清退的退还原单位；最重要的一类是属于办公室的档案，我把它立卷作为一个小全宗送交中央档案馆，由翟毓才(他原系中办机要室档案科的同志，当时在中央档案馆工作)签收。此外，还向李质忠移交了多年来由我保管的中央的印鉴。中央印鉴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共四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办公厅”两枚印章使用最多，前者用于同外国兄弟党之间的往来信函，后者用于国内事务。“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两枚印章从未使用过。
12月10日晚10时14分，我随杨尚昆乘15次加挂的一节公务车离京去广州。在离京前杨尚昆已经向中办的同志打招呼不要去车站为他送行。因此，那天除了他的家属和属于工作性质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乔明甫二人外，只有中办“后楼”的个别工作人员自发去了车站，站台上冷冷清清。但是当时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职并未撤销，地方同志对“调动工作”的内情不知就里，因此近半年的时间里无论在湖南、广东、上海和江西，所到之处都有当地的主要负责同志热情接待，亲切交谈一如既往。
在去广州的车上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等三人同行，刘志汉(白族)，云南易门县人，很健谈，一路有说有笑并不寂寞。次日晚到达长沙，因前方发生事故，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把杨尚昆接到省委招待所(九所)休息，当晚和正在那里的王震、张经武、刘春等人见面亲切交谈并共进“宵夜”。次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从他蹲点的浏阳赶回长沙和杨尚昆见面并宴请。13日到达广州，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亲自接站并一直护送到下榻的省委招待所小岛4号楼。杨尚昆到广州五天后(18日)即下去考察。在13日至17日的五天中杨尚昆除和省委各同志见面外，三次来谈话；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6日从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归来后两次来看望并向他传达了上海会议和罗瑞卿被整的情况。此外，杨尚昆在广州期间先后会见了叶剑英、董必武、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胡耀邦、赛福鼎和张治中等同志。
杨尚昆在广东
杨尚昆虽然对突然被免职心情忐忑不安，但是他确实想在广东踏踏实实做点工作。1966年元旦，别人欢度新年，杨尚昆不顾感冒初愈，假日也不休息，凌晨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北京钟声”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两个元旦社论，当晚还用了两个小时听取地方同志关于海南发展橡胶情况的汇报。特别是这一天接到了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信中说：“杨主任：多少年来，您一直是关心我们的，弼时同志在世时您就很关心我们，弼时同志去世后，您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和孩子们的一切，我们一家真不知怎样来感谢您，我只有教育孩子们好好学习，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以此来感谢党的关怀，不辜负您对我们的关心。”这封信让远离亲人、孤身一人在外的杨尚昆倍感温暖。
1966年1月4日至10日，杨尚昆在湛江地区考察，着重了解“四清”情况，认真听取湛江地委书记罗道让、南海舰队政委王政柱(当时在海康县参加“四清”)的汇报。杨尚昆在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三点半到六点半由王政柱同志汇报他们在海康县蹲点的情况，据他所说，海康县人口56万，大部出产红薯，群众每日三餐稀饭，主要是红薯丝，大米仅少量，卫生、文化条件都很差，生活极苦”。他感慨海康的农民比陕西长安的农民更苦。
因病痛加剧，经中央同意，2月7日杨尚昆去上海住入华东医院，后经中央批准休息三个月。在此期间，杨尚昆先后会见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李宇超、梁国斌、王少庸，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裴孟飞以及来上海参加华东局会议的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刘俊秀、黄知真等同志，其间还听取了苏州地委书记王敬先关于苏州地区“四清”情况的汇报。4月下旬，他得知广东省委拟于5月中旬召开三级干部会，为了参加会议了解情况、熟悉干部，提前结束休假，于4月20日离开上海，经江西去他向往已久的井冈山并回到阔别32年的瑞金，后于5月5日回到广州，改住小岛10楼，但是省委向他转告陶铸的意见“尚昆同志不必参加地、县委书记会议了”。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22日，陶铸、来到小岛10楼向杨尚昆传达中央关于撤销他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书记的决定，杨尚昆比较坦然。陶铸、走后，他平静地对我们说“我犯了错误”，表示“一切相信组织，一切相信中央，愿意接受审查”。至于工作，他说“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可以，只是不当一把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陶铸、同志来看我，并谈到要我去高要地委(即肇庆地委——笔者注)工作，我当即表同意”。
次日(5月23日)，肇庆地委书记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区梦觉陪同看望杨尚昆，表示欢迎他去肇庆工作，并请他到肇庆后先在七星岩(肇庆著名风景区)休息几天。随后，杨尚昆对我说“你回到北京后也会让你揭发我的问题，你认为有什么问题，照实说”。他还预见到“小平同志也可能要受批判”。后来中央同意他回北方的请求，任命他为山西临汾地委书记。
杨尚昆在山西
5月30日，由广东省委秘书长马甫和广东省人民医院医生吴云章护送，杨尚昆乘16次特快加挂的一节公务车去山西，6月1日晨到达石家庄，2日凌晨改乘87次车7时许到达太原。山西省委书记、副省长武光汤，省委副秘书长欧阳景荣出面接待并宴请。6月3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从北京回到太原，传达他在北京时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同他谈话的情况，决定杨尚昆暂时安置在山西，不要回北京。当晚，杨尚昆由临时下榻的迎泽宾馆移居柳巷太原饭店西楼。在太原，山西省委给杨尚昆看了5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杨尚昆急于下去工作，几次要求立即去临汾，但都被婉言拒绝。只在6月23日，省农办的一位同志到太原饭店向杨尚昆汇报山西的农业情况。
在逆境中，杨尚昆没有忘记7月1日是党成立45周年，更没有忘记工作。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个伟大的纪念日子……只等卫恒同志回来(当时卫恒又去了北京——笔者注)，便决心去晋南工作了。”
7月4日上午杨尚昆去晋祠散步，突接电话说“卫恒要来谈话，下午不要离开太原饭店”。果然，那天下午一时许太原饭店院内突然军警林立，气氛紧张，杨尚昆被转移到一个秘密地方开始“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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