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周恩来
本文摘自：《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作者：姬文波，原题：《关于“高饶事件”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与争论》
毛泽东对“新税制”的严厉批评，反映出对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工作的极大不满。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也称“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在1953年，揭露于1954年初，到1955年春处理完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内高层首次出现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严重斗争。反对高饶阴谋活动的斗争是建国初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此，《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有一个结论：“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这就充分肯定了这场斗争的必要性、斗争的性质以及对高、饶本人的定性。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高饶事件”的研究一直不太活跃，近几年来，这方面的新的史料、论文逐渐增多，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一些新的研究和探索。
关于“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问题
1954年2月，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指出：“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也就是说，“高饶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认为：高饶事件出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当然不简单是个别共产党员堕落的表现，“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矛盾斗争深刻化在党内的反映”。在探讨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时，“应该从我们党处于执政党地位这一历史变化入手，具体地分析高岗、饶漱石思想演变的过程，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才能从中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论断”。建国以后，由于党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我们党是经受住了执政党地位变化的严峻考验的。但是，党内极少数干部追求特权的腐败现象还是发生了。平时潜伏着的“追求升官发财”的欲望膨胀起来，这就造成了政治上腐化蜕变现象的加剧。“党内的野心家高岗、饶漱石为谋取个人权位而走上分裂党的道路，正是执政党内发生蜕化变质危险的一个严重信号。这就是高、饶事件产生的深刻的客观条件。”一九五三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曾考虑过是否采用部长会议的国家体制和是否增设党的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提出分一线、二线的主张。中央在酝酿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和国家的组织形式要随着政治任务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这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对于高、饶这些野心家来说，他们却把这看成是权力再分配的极好机会。高岗自恃对革命有功，有林彪、饶漱石等人的支持，又组织了“经济内阁”，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抓到手了；于是他们便利令智昏，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抓住党纠正工作中某些离开过渡时期总路线倾向的时机，便急不可待地把他们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推到了顶点。
近几年，党史研究工作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高饶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结论，认为，“高饶事件”的发生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除了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和人事安排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为高、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外，而在根本上是高、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极度膨胀的恶果。另外，共和国建立之初，在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问题上，党内存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高岗、饶漱石利用这些分歧，大做文章，推波助澜，乘机实施其阴谋活动。还有学者认为，分析“高饶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个人的主观因素固然要重视，但不能因此忽略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体制因素。解放初期，在大解放区基础上产生的大区行政建制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两级制”，都为“高饶事件”的出现留下了体制上的空间。“一，过渡形态的大区行政建制与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易于助长‘独立王国’的倾向。其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两级制’及由此带来的政务院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平级的行政架构，是‘经济内阁’出现的体制性因素。”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既于法无据，又与事实不符”。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只组织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如果认为国家计委是与上述机关“平起平坐的国家经济建设的最高执行机关”，那就要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但有权进行这种修改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而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这显然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而且，也不能以新设立的国家计委的组成人员政治地位较高来“证明”它与政务院“平级”。其次，从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国家计委及高岗的工作职责范围的安排来看，也不能得出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级”的结论。国家计委“实际上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最高执行机关”的说法难以成立。赵晓光等认为，“高饶事件”的发生不仅有个人责任，有体制性因素，同时也与当时党内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分歧不可分割。一、高岗与刘少奇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争论，暴露出党内高层在何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有明显分歧。二、毛泽东对“新税制”的严厉批评，反映出对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工作的极大不满。三、高岗用宗派主义的思维方式曲解党内工作中的不同认识，导致了“高饶事件”的发生。
聂家华等学者还提出，“高饶事件”的暴露与1952年1月“东北一党员”的来信有重要的关系，由于来信第一次向中央和毛泽东揭露了高岗领导下的东北地区所存在的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引起了党和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注意，因此成为发现直至识破高、饶问题的起点。“从已披露出来的材料看，围绕此信曾引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这封信主要是揭露高岗的腐败问题的，它对党中央、毛主席了解高岗和开展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封信(“东北一党员信”)是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的，通过薄一波于1952年1月27日转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对薄大为不满，认为是故意给他抹黑。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东北一党员’的来信是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的论断，缺乏史实论证，也与此后高岗的被重用相矛盾。“历史研究是不能“倒推”的，是不能把事件后的结果作为事件前的原因的。不能把“东北一党员”的来信在高、饶反党分裂阴谋被揭露后所发挥的作用与它提出时的作用混为一谈，也不能因为“东北一党员”来信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北存在的问题就夸大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
二、关于高岗“里通外国”问题
在“高饶事件”处理完毕近两年后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1955年3月毛主席与尤金谈话，进一步说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
参加过处理高饶事件的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的文章中指出，高岗为了从“东北王”并进而攫取更高权位，曾处心积虑极力讨好苏联，极力讨好苏联，妄图“挟洋自重”，公然对苏方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打了个“小报告”给斯大林，说中共中央委员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中国党中央领导人现在还支持他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还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构成等机密情况。这些“情报”正是高岗提供给他的。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同时指名赞扬了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1952年高岗调到北京，住进东交民巷8号，柯瓦廖夫随即在东交民巷开设了“总代表处”，约高岗随时前去吃喝玩乐，继续投高所好，其意图不说自明。薄一波在《新中国的建立》一文中也说：“据说，科瓦廖夫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当代中国出版社《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一书里也说科瓦廖夫的报告是高岗授意他交给斯大林的。毛泽东访苏使他对高岗的“里通外国”有所了解，产生了警觉。毛泽东对“里通外国”是深恶痛绝的，后来也正是这一点促使他下决心彻底解决高岗问题。高饶事件之后，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以高岗为例严肃地提到了“里通外国”的问题，作为警钟向全党敲响。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尽管迄今尚无确切材料证实科瓦廖夫报告中的有关内容是高岗提供的，但从高岗“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的表现以及报告中褒扬高岗而贬损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说法上，则不难推断出高岗与此报告的密切关系。
上述说法在时隔多年以后，又被新近公布的国外历史资料所进一步“印证”。赫鲁晓夫下台后，在他的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透露了他所了解的有关高岗的情况。他写道：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很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丁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1992年第一至二期刊登了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塞格·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的专访。科瓦廖夫说：在1949年7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高岗说，他建议宣布满洲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刘少奇非常愤怒。回住处的车上，刘对高进行了猛烈的指责，高则予以顶撞。刘用密电要把高召回。高对我说，想用秘密的方式把中共领导层的情报告诉我。斯不同意我听，另派了人去听。
李海文的《毛泽东访苏真实记录》一文，这样记录了师哲对科瓦廖夫的批驳。师哲答：科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是刘少奇不同意。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同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提前回国，这在出国前就定下了，而且是高岗自己提出来的。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说工作忙，离开时间长不好。所以刘少奇到工厂参观、座谈他都未去，提前回国了。”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