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策划、发动的，他对这场运动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人。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文化大革命”要从1966年进行到1969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它所造成的影响给予充分肯定，并且把它写入了修改后的党的章程里。但从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来看，“文化大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是政治冲突和社会动乱不安的十年，它最终以毛泽东最激进的手下“四人帮”被逮捕而结束。
从后面这个观点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运动，它的特性一直不停地在变化。即使是在1969年之前，它也具备有三重性质。首先，它是一场“超级革命”，企图创造出一种被列宁视为“左倾社会主义”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列宁把它称之为“左派幼稚病”)。第二，它是一场反革命的运动，目的在于打破及重建1950年代在新民主与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很多制度。第三，它还是一场“为了革命而革命”的运动，这也是毛泽东确认的这场革命所具备的价值。
毛泽东之所以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三个很明显的目的。首先，更进一步地教导整个社会，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建立与之相互适应的机构。从1950年代起，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稳定的社会形态，而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形态，所以必须经常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泽东是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不管在外貌上、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应该完全一样。这也是他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如果能正确地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他们就能创造出任何业绩和奇迹。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泽东很反感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读书人，讨厌他们的迂腐和轻视一般老百姓。相反的，他赞美农民的淳朴。他认为，农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污染。他想通过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让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进城后依然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被腐败所侵蚀。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又开始担忧起中国年轻人的道德，因为他们不曾经受过战争的洗礼。他还告诉多位来访的外国客人，他特别担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由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偏爱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经营，并在制定生产目标和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方面，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农业活动都能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派出很多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医生前往农村地区服务，同时希望一些受过次级培训的医疗保健工作者，也就是“赤脚医生”长期在农村地区进行服务。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学考试不要太过严苛，课程设制要注重实用。在文学与艺术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文化与物质差距，并且消除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夺回他认为的正在逐渐从他手中失落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年初的时候，他已经感到很生气，因为党的中央权力机构，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决策权。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把邓小平所主持的书记处，形容成是一个“独立王国”。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则明白指出是邓小平本人“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他开始关心起自己的身后问题。1963年时，他已经70岁。他同时也对和他同辈的领导人缺乏革命热诚感到担忧。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却发现，他四周的人没有继续进行革命的热情。尤其是被公认的有朝一日会接替他成为中共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泽东认为他最没有继续革命的热情。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所有政治局常委中，唯一没有和毛泽东发生过冲突的是林彪。但林彪有他本身特有的弱点。他没有毅力、体弱多病、声望不高，而且缺乏军事事务以外的行政经验。但是毛泽东还是认为，林彪与其他人相比，包括周恩来在内，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是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他们的鼓励和积极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30多年，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妻子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她，并曾赋诗一首以表达对她的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毛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是在他的第一位妻子被捕后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或是在幼小的时候就夭折了。贺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她被送往莫斯科进行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妻子。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①。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毛泽东靠承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平息了周围人们对他们结婚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青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爱虚荣、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经不再是负担。于是，情况随之起了变化。她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毛泽东的顾问，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在毛泽东看来是有害的戏剧，并因此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虽然，她能够设法让文化机构同意上演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但她并不能让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在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报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照苏联的模式，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起了一个警察机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与毛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①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言观色，在“文革”期间以“冷酷无情”著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期，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看出林彪已经过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时，仍把宝押在林彪身上。
目前，根据中共官方记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日期是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事实上，早在前一年秋天，毛泽东就开始准备反对中央书记处。这实际上就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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