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1968年3月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叶群、吴法宪、汪东兴等十人，给毛泽东和林彪打了一份报告，说有许多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没处存放，建议在“贺龙专案组”内设一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问题”的材料。毛泽东批示：可以。林彪圈阅表示同意。
这应该算是“邓小平专案组”的正式成立。
“刘少奇专案组”早在一年前就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在此时成立，说明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同意加紧对邓小平进行更深入的审查。
5月16日，“邓小平专案组”在人大会堂开会，主管专案工作的中央文革大员康生和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等到会。主要讲话的是康生。他说，邓的问题不能直接提审，但要注意内查外调找证据。他说，邓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搞清，在红七军临阵脱逃，延安整风时在反王明问题上消极，和彭德怀关系好，在太行山实行王明路线，1962年在莫斯科鼓吹“三和一少”。总的说，历史上搞王明路线，组织上搞招降纳叛，军事上搞篡军反党。康生的讲话，算是给“邓专案组”支了招儿和定了调。此后，他们把“邓专案组”扩编，充实到九人。
事情也真是奇怪，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可他的“专案组”却设在“贺龙专案组”之内。“文革”之中，这类无法解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成立“邓小平专案组”，邓小平本人却不知道。5月21日，他写信给汪东兴，要求见主席，如果见不到主席，亦希望见见汪东兴。汪东兴将邓小平来信报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在2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邓来信，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谈话。毛泽东让征求“大家”的意见，林彪和中央文革这些“大家”根本不可能同意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的要求被拒绝了。不过，在邓小平已经被彻底打倒的情况下，毛泽东还要让“大家”议一下邓的来信，说明毛泽东还没有忘记邓，还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着邓。对于林彪、江青等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是的，直到此时，毛泽东还一直试图在批判的同时将刘、邓有所区别，这是他在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并非无意的安排。但是，他的这个安排，却让林彪和陈伯达、江青等“文革”大员很不满意，甚至心存忐忑。林彪和中央文革两班人马一齐上阵，责令“专案组”加紧搜罗证据，要将邓的“问题”铁板钉钉。
“邓专案组”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他们用极大的“工作热情”到处搜罗批邓材料，并申请到中央组织部查阅了邓的档案。看了材料以后，他们感到，仅靠揭发的材料，要定罪实在太不够了，但中央又不准直接提审，怎么办呢？于是，他们想出一个点子，让邓自己写一份历史自传。“专案组”要求，自传要从八岁起写至现在，要保证做到：一、详细具体；二、内容准确；三、写清各个历史时期的证人及他们现在的住址；四、材料随写随送；五、限定最迟7月初全部写完。此报告经黄永胜批准后，由中办主任汪东兴转邓。
接到让写自传的指令，父亲并不知道是“专案组”的主意，而以为是中央的要求。他没有任何推诿，极其认真地拿起笔来，伏案书写。
经过了大半年的囚禁，在寂寥独处时，在冷静下来后，对于这场令他倒台的“文革”，对于一切在混乱时来不及细想的问题，他一定进行了很多的思考。从1922年十八岁时投身革命以来整整四十六年，解放前，是敌情危重，戎马倥偬；解放后，又是身居要职，忙于工作。对于自己的一生，对于亲身经历过的大小事件，根本无暇回顾，更不用说思考和总结。如今，有人让他写自传——不论别人出于什么目的，思考之后，他自己也一定愿意写。在冷静之中，他可以通过撰写，细细地回顾、思考和总结自己的一生。
从1968年6月20日起，到7月5日，父亲用十五天时间，撰写了他的自传——《我的自述》。在长达二万六千五百字的《自述》中，父亲回顾了他的出生，他的家庭，他在私塾的发蒙，和他几十年都没有去细想过的父亲；回顾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和出川出洋的经历；回顾了在法国当学生和做苦工的生活；回顾了留法时期革命的起点、革命的生活和革命的同志们；回顾了大革命和上海地下党激昂险峻的斗争生活；回顾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战斗、失败和成长；回顾了江西中央苏区的坎坷和长征的历程；回顾了抗日战争战场和一二九师的战友们；回顾了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回顾了十七年建设新中国的努力和十年总书记的工作……
翻开这份《自述》，可以清楚地感到父亲的凝重和认真。在他的回忆中，历史的每一个瞬间，仿佛都在他的脑海里重现重演。他清楚地记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每一步脚印，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别人提出的每一个疑问和责难，对于自己的一生，不论功，只讲过。同时，像当时所有犯有“错误”的人一样，在回顾和“讲过”的同时，不得不再一次被迫违心地作出检讨。
在被迫检讨的同时，父亲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觉到了那甚为微妙的毛泽东的“区别”对待。而以几十年的政治阅历，他十分明晰事物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反复性。在当时那种危难的政治形势下，他要求的无非是一条，争取留在党内，保住这政治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知道，毛泽东能看到这个《自述》，因此，在最后，他写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作为一个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他从来没有因一时之冤屈而丧失信心，从来没有失去过希望，从来没有放弃一切可以争取的机会。
在父亲伏案撰写《自传》的同时，“邓专案组”也一点儿都没闲着，他们开始起草一份关于邓小平“罪行”的“综合报告”。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对彻底整倒邓小平可谓是心急如火，“邓专案组”的上司“二办”，也就是由林彪集团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几乎隔几天就来个电话，催问进展情况。以整人为专长的康生，也在人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连召开了几次案情专题研究汇报会议。
在“文革”中，一个人如果仅仅犯了“走资派”错误或“路线”错误，就不容易打倒，或是打倒了也容易“翻案”。一定要有“历史问题”，诸如叛徒、特务等，才算是铁板钉钉的“罪行”，打倒后才可能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但是，邓小平没有被捕过，没有脱过党，弄了半天，也只有“现行”问题。后来回想此事，连父亲自己都感慨地说：“我这个人很幸运，打仗没有受过伤，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没有历史问题，也得找出历史问题，“邓专案组”的任务就是要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去找。6月18日，江青在关于邓小平“罪行”的汇报会上说：“邓小平的材料，你们要认真分析，这个人很可能是叛徒。我一直在分析他的材料，和你们一起同他斗争。他的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要一起抓。”会后康生把“专案组”组长找去，交给“专案组”由他亲自保存的“批邓小组”编写的十大本材料，还有当年红七军老同志的“交待材料”和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