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席卷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即将被彻底消灭，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让湘军统帅曾国藩(1811—1872)头疼的并不是担心皇上说他花钱太多，毕竟清朝的江山保住了，钱不是问题。
部费是问题。
报销顺利与否，关键在户部的审计。户部能过关，皇帝一般都会同意。
问题是户部从尚书到主事都是典型的文科生，宁愿把精力花在看书写诗、喝酒听戏上，而不是去看枯燥的财务报表。甚至，作为一个文官，你要是对财会表现出兴趣，还会被同僚鄙视。
于是，五年一聘，不能连任的临时工书吏出现了。
在坏政府中，最坏的人往往是最勤奋的人，书吏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由于没有正式工资，连办公用品都得自个儿掏腰包买，出了事还要替长官背黑锅，跟城管一样遭人唾弃，工作强度堪比富士康流水线，导致书吏的心态跟裸官一样—捞够就走。
咸丰年间，全国各级衙门，正式和非正式的书吏加起来有40万，每年到手的灰色收入超过2000万两白银(40亿元)，高达财政岁入的一半。
审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腐败，结果却造成了新的腐败，这就跟卖杀毒软件的自己造木马一样令人恶心。
当然，在神州生活，最好有神仙般的淡定，不然早就被恶心死了。
据一个工部的官员记载，他和办公室的同事都对一个叫红玉的京城歌姬垂涎三尺。可惜，由于囊中羞涩，只能远观，不能亵玩。偶尔开party请来陪个酒，能把一帮饥渴男激动个半死。
相比之下，工部一个叫王维寅的书吏就潇洒多了，两千两白银往天上人间老板面前一砸，直接把人牵走，从此不“维寅”只“唯淫”，把一帮有钱买笑、没钱买春的工部猥琐男气得直骂娘。
在一片道德沦丧、毫无秩序的土地上，每个人都逃不出被伤害的宿命。如果工部官员知道皇帝也被潜规则，也许心情会好一点儿。
话说某天早朝完毕，乾隆随口问了吏部尚书汪由敦一句：“你天没亮就赶着上朝，吃过早点没？”
汪由敦说吃过了。
乾隆问他吃的什么。
汪由敦一脸艰苦朴素的表情：“我家里穷，每天早上就吃四个鸡蛋。”
乾隆大吃一惊：“鸡蛋一个要十两银子，四个就是四十两，我都不敢这么吃，你大爷的一顿吃四个还哭穷？”
汪由敦一愣，立刻明白是内务府的人采购时吃了回扣，买的天价鸡蛋。便应付道：“外面市场上卖的蛋都是破了壳的，所以比较便宜。我买的就是这种鸡蛋，一个只要几文钱。”
汪由敦的回答滴水不漏，两不得罪，乾隆也只好继续当冤大头。
有鉴于此，曾国藩没有和户部书吏撕破脸，而是托人登门说情，让给打个折。书吏也不愿得罪圣眷正隆的曾国藩，三千多万两的发票，让他给八万两好处费了事。
书吏再黑，黑不过关吏。
关吏不遗余力地增加全国人民的物流成本，以至于得到民间高度一致的评价：关无善政。
当然，为了不被吃拿卡要，你可以添点儿路费绕道走。但对于那些上京的人来说，崇文门却不得不过。
给河蟹看门自然不能给河蟹丢脸，崇文门税关的创收手段达到了让所有税关都望尘莫及的境界。
比如，你到北京来，不管是出差还是旅行，肯定得带些生活必需品吧？于是，当你过崇文门安检的时候，就被不幸地告知：你偷税漏税了！
于是你被当场气晕。
当然，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来，你肯定会轻装上阵。然而，当所有人都这么干时，关吏会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因此，那些恨不得连衣服都脱了、企图蒙混过关的人都会被请到一个小黑屋里，饿上十天半个月才让出来，身心备受煎熬，基本上后半辈子都不敢逃税了。
站在关吏的立场，就是一品大员进京，该交的税也得交，何况你一小民？
左宗棠有一次进崇文门就因为行李很多被勒索了巨额财物。第二天进宫拜见皇帝，在朝房看见崇文门监督，正想上前理论，对方却先发制人，过来打了个哈哈：“大人您昨天进城，何必这么客气打赏他们那么多银子？”并再三言谢。
左宗棠见此，当场无语。
只欺负欺负自己人倒也罢了，毕竟我华夏百姓皮糙肉厚，个个都是超级忍者。问题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你可以不跟自家奴才讲理，洋人却一定会跟你讲理。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3)粤海关设立起，一百五十多年里，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就额外征税陷入到与广东官员聚讼不休的博弈当中。
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希望通过交涉，解决粤海关的陋规问题。
当告状和外交等各种尝试都失败时，英国人称之为“通商战争”的鸦片战争便爆发了。
《南京条约》的条款最能体现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其中第十条赫然写着：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意多收。
萦绕在几代英国人心头的梦魇随着一纸条约就此消散，画面在中方谈判代表耆英笑呵呵的脸上渐渐淡出(此人甚至要认英方代表璞鼎查的儿子为养子)，镜头从南京切到了河南。
